李政道教授日前辭世，消息傳來內心淒楚。一個正直的知識份子，一生勤勉致力於科學研究，取得震驚世界的輝煌成就。在他後半生，又用大量精力幫助發展中的中國，培養新生科學人才，一生不求聞達，而英名長留人間，這樣的人，可謂完美了。
大約本世紀初，有一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林道群打電話給我，說他手上有一部書稿，但因題材比較敏感，牛津大學無意出版，問我天地圖書有沒有興趣。我一聽說是李政道先生的著作，不假思索就說有興趣。
看了稿，我才明白林道群的難處。這是李政道專門為說明他與楊振寧的學術爭端的來龍去脈而寫的一本書，牛津大學出版社作為一個具國際影響力的出版社，不方便介入李楊私人恩怨，因此只好割愛。
我與老闆陳松齡先生商量此事，我認為雖然這只是李政道一家之言，但資料很珍貴，對於李楊關係這宗懸案，自有一種說法，出版成書當然有價值。至於介入他們的私人恩怨，雖然有一點風險，但我們的立場只是事實陳述，如果楊振寧有一本書專門反駁李政道的說法，我們也可以坦然出版。
出版社沒有義務為事件定調，我們的責任只是提供給當事人一個說話的平台，至於其中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書稿文字不長，內容也不涉及深奧的學術理論，出版後也沒有引起太強烈的社會反響，楊振寧也沒有通過關係來交涉，一切都很正常。
應該是書出版的當年或次年，我和陳松齡以及另一位同事到北京參加國際書展，其間李政道也正在北京，於是通過他主持的一個中科院研究中心安排，李政道先生和我們吃了一次飯。李先生身量不高，臉色紅潤，人很隨和，也相當健談。他和我們合照，介紹研究中心的科學家讓我們認識，吃飯時海闊天空隨便交談，令人一見如故。
那天吃飯來了一個貴客，便是剛退休不久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研究中心的負責人事先不敢透漏宋平要來，及至見了宋平，我們不免都有點不適。李政道先生在席間有意沖淡緊張氣氛，談笑風生，我們受他感染，慢慢也放鬆心情，放言無忌。
奇怪的是，一餐晚飯一兩個鐘頭吃下來，宋平居然不動如山，人家吃菜他也吃菜，人家敬酒他也喝酒，但從頭到尾眼觀鼻鼻觀心，正襟危坐，一言不發。更奇怪的是，李先生和研究中心的人，也對宋平的表現不以為怪，大概他們和中共高層吃飯多了，明白他們共產黨人的「修養」，都是我們尋常人不可企及的。
事後我才想通，因為我們是海外來客，不知底細，宋平作為國家最高領導層，若說了甚麼不妥當的話，都會有政治後果，因此寧肯閉嘴。他當我們透明，我們也當他透明，兩相方便。
那次吃飯後，就沒有機會再見過李政道先生，但其後好多年，他每逢聖誕新年都會給我寄賀卡，我生性疏懶，都是收到他的賀卡後才回一張卡問候。李先生業餘也畫畫，他用粉彩，畫一些抽象意味的隨興之作，後來他的畫作結集成一本畫冊，他特地交代研究中心給我寄了一本。以上就是我親炙李先生風采的一點瑣事。
關於李楊關係的前因後果，因時間太久，大多已經忘記，只記得李楊之所以合作，是有一次楊振寧去李政道家作客，李政道提及他的研究方向，楊振寧對他的學術課題突然來了興趣，提出要求要和他合作，因此就促成了這個載入人類科學發展史的傑出成果。
兩人合作的過程當然太學術化，一般人無法理解，但他們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後，李政道比較低調，倒是楊振寧經常接受訪問和演說，可能在楊的言論中，過於宣揚自己，導致李政道覺得對他不公平，於是慢慢產生齟齬，導致最終的決裂。
學術界和政界很多人都想調解他們二人的關係，據說周恩來也曾親手介入，但都不了了之。我相信這中間不單涉及一些學術聲譽上的長短，還有為人處世上基本準則的不同，到後來勢同水火，當然就回不了頭了。
與楊振寧不同，李政道一生都留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但他每年總撥出相當的時間回大陸。當年正是中國經濟與科技崛起的時代，萬方多難，急需外援，李先生用心為中國拓展科學研究的空間，倡議建立博士後研究，又推薦年輕學人到美國深造，他默默做事，成果實實在在。
海外中國學人，對中國基本上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愛自己的國家，一種是愛統治這個國家的黨，當然，也有堅決反共和甘願充當中共代理人的兩極。在中共統治大陸的現實環境中，要愛國就不能不與中共打交道，但能否保持個人的獨立性，能否胸懷天下，而不為一個黨所驅策，其間還是有立場與分寸的區別的。楊振寧屬於哪一種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李政道屬於前面那一種。
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你不負生命，生命也必不負於你。李先生仙去了，他們這一代學人的人格，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產物。人的價值都是在比較中產生的，人格也都是通過比較來呈現，今日懷念李政道先生，不只是因為他的光輝學術成就，更因為他就是這麼一個令人仰之彌高的人格典範。◇（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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