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用政務數據牟暴利 被批權力尋租公開化

中共當局近期罕有自曝多部門用政務數據牟暴利2.48億元（人民幣，下同），又指一些地方有向從「土地財政」向「數據財政」轉移動向。觀察人士指出，被公開和涉及民眾的數據牟利情況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共專制管制下，民眾沒有私隱安全，只有中共所謂的國家安全考慮。

利用政務數據牟暴利中共被批權力尋租公開化

今年6月底，中共發布了《中央部門單位2023年預算執行等情況審計結果》（以下簡稱「報告」），報告指出4個部門的7家運維單位未經審批，擅自確定數據內容、服務形式和收費標準，利用13個系統數據對外收費總計2.48億元。

從審計時間看，跨度在過去6年間，涉及四部門所屬的7家運維單位：交通部所屬2家單位下屬企業利用4個資訊系統的政務數據違規收費1.45億元；教育部所屬2家單位違規利用3個資訊系統的政務數據收費5865.7萬元；工業和資訊化部所屬2家單位利用5個資訊系統的政務數據違規收費2,447.07萬元；市場監管總局所屬1家單位下屬企業違規利用1個資訊系統的政務數據收費2,024.55萬元。但審計署的報告沒有披露更具體細節。

公開資料顯示，政務數據是指政府部門為履行管理國家行政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責而採集、加工、使用的訊息數據。

陸媒財新網援引大陸律師分析，該報告指向的可能是對外提供有償訊息服務的營利行為，例如，公民要查取一些訊息，要通過特定網站交費之後，才可以查取。

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對大紀元表示，相信現在被審計部門發現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而政務數據實際上是包括許多普通民眾的個人資料的。「整個專制政府，很多部門都在利用所掌握的中國老百姓的個人資料資料來牟利，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被查到的只是有限的部門。」

他說，中共用壟斷了的數據進行牟利，實際上權力尋租是公開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某一個部門整體的去做。比方說有些商業機構、企業要進行商品銷售或者勞務銷售，它就向這些機關打聽、買賣這個訊息，交易的主體可能是單位也可能是個人。

審計署說這些四個部門的做法是未經審批、擅自及違規。賴建平說，所謂的審批是指共產黨內部上下級之間的審批，不等於是合法，根本在於政府不可以利用公民的個人資料去牟利。「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不管它批准不批准，都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副教授孫國祥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審計署首次披露了四個部門利用政務數據違規牟利2.48億人民幣，揭示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第一就是監管不力，第二個就是權力尋租，第三當然就是數據安全的隱患。」

他表示，國際社會都知道中國是一個數位監控嚴厲的國家，當局對政務數據廣泛的收集，掌握全部公民個人的訊息，包括身份訊息、財務數據、健康紀錄等等，增加了私隱洩漏的風險。公民需要提高對個人的資訊和數據安全的意識。

而中共官媒《新華每日電訊》7月30日發文稱，警惕政務數據資產化誘發「數據財政」衝動。文章稱，當前一些地方土地財政下滑，有人建議地方政府探索從「土地財政」向「數據財政」轉型。該文稱，政務數據一旦被大量洩露，可能造成國家安全風險，云云。

對此，賴建平認為不能排除這種轉移可能性，因為中共的土地財政現在已經無力維持，雖然數據財政在金額上還沒有辦法和以前的土地財政相比，但是這種轉變的方式確實是存在的，土地賣不出錢了，那麼它就用這種訊息去牟利，增加財政收入。

中共審計署稱數據「按部就班向社會開放」分析指不可能

中共審計署稱，依照規定，各部門應該按部就班地向社會開放其掌握的全國性政務和公共數據，以降低社會公眾獲取這些數據的成本。

陸媒《南方都市報》稱，2021年，中共「十四五」規劃提出，建立健全國家公共數據資源體系，加強數據開放共享，還首次提出探索開展政府數據授權營運試點。2022年12月，中共官方發布《關於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即「數據二十條」），提到實施公共數據確權授權機制。中共去年專門成立了國家數據局。

不過，當局的做法引發爭議。2023年10月23日，杭州市將健康醫療領域的公共數據授權給阿里健康，授權營運期限兩年；同年11月10日，衡陽市以18.02億元的掛牌底價，出讓政務數據資源和智慧城市的特許經營權，但僅五天後，該交易在一片爭議聲中撤回。

孫國祥認為，當局聲稱向社會開放數據，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因為當局在高度推動所謂的國家安全。「除非體制上變成有監督，多元化，具透明度的，以民主為依歸的政府。」

他表示，國際上好的經驗有很多。美國政府早在2009年就通過了開放政府指令，要求各聯邦機構公開數據集，並在2013年通過了開放數據政策。美國設有數據門戶的網站，集中發布各類政府的數據集，提供便捷的訪問渠道，但同時還有嚴格的私隱保護法律，也就是說開放數據政策要搭配私隱法，還有健康保險和責任法案等等。歐盟也有公開數據的開放指令，透過公共部門訊息指令，要求各成員國開放公共部門的資訊，但也有相應的標準和指導原則，也有私隱和安全法規。

「中共說它的政務數據要開放，但是問題太多，包括監管缺失和濫用的問題。除非它提升數據開放的透明度和標準化的程度，而且必須要搭配的是加強私隱保護和數據安全的管理，才是真正的符合國際標準的政務數據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