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飛機、超級跑車、豪華房地產、巨額銀行存款，擁有這些配置的德國大學教授不再低調，也不再是純學術性的，大學高牆之內，湧動的卻是金錢與腐敗。學生們稱他們為「金光閃閃的教授」，但被金光掩蓋的是中共大量資金的流入和德國軍事技術的流出。
德國著名調查媒體CORRECTIV以一篇文章《來自亞琛的閃閃發光的教授》（Die Bling-Bling-Professoren aus Aachen）深度披露德國大學教授與中共當局的勾連與交易。
亞琛工業大學是最受尊敬的大學之一，是德國最大的理工大學，也是歐洲著名的頂尖理工大學。但德媒披露，在那裏，研究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相反，越來越多的教授成為企業家，悄然變身百萬富翁，但他們的財富得益於中共的收買。
CORRECTIV經過長期系統的調查發現，亞琛工業大學的某些教授們掌握著大量資金：數億歐元通過所謂的第三方基金從國家贊助商和工業界流向該大學。然而，大學的管理層並不了解教授談判的所有資金流向。
神秘的第三方資助系統
教授A的辦公室位於亞琛工業大學一棟新巴洛克風格的砂岩建築內，毗鄰大學主樓。據稱，其內部就像一家蘋果專賣店：簡約、別緻且陳設昂貴。
他還在亞琛建造了一棟引人注目的別墅，有時開著跑車去上班。這就是為甚麼他在大學裏被秘密稱為「Bling-Bling教授」。
他在大學的行為最終引起了同事的憤怒，等待他的還有稅務調查。經審判，教授A因32項逃稅罪和兩項背信罪被判處18個月監禁。《亞琛新聞報》於2023年全面報道了訴訟程序和判決結果。
法庭和證人描繪了一位死不悔改的富有教授的形象，他被金錢地位所裹挾，沒有履行自己的教授職責，並且濫用了大學的第三方資助系統（Drittmittel-System）。
所謂第三方資助是指從外部流向大學並由教授籌集的資金的名稱。在亞琛工業大學，「主權第三方基金」（來自聯邦研究部或德國研究基金會的公共資助）和「行業第三方基金」（來自私人機構）之間是存在區別的。
然而，這些條條框框根本束縛不了教授A。例如，他聲稱去伊斯坦堡的旅行是商務目的，但這實際上是一次私人去高爾夫俱樂部的遊玩。調查還顯示，他挪用大學基金公款，為自己購買豪車：一輛保時捷卡宴、一輛保時捷GTS、一輛越野路華、一輛平治SL 280、一輛積架F-Type、一輛哈雷戴維森、一輛AudiRS 6和Smart。
但該裁決提出的問題多於它所回答的問題：這是德國重要大學的第三方資助實踐首次成為法庭案件的一部份。其中非常詳細地描述了它的工作原理。
亞琛工業大學被認為是德國獲得第三方資助最多的大學之一，技術學院的教授每年籌集數億歐元。平均而言，每位教授籌集到約932,000歐元的第三方資金流向了該大學。機械工程和電機工程的教授生意尤其大。
種種跡象表明，被定罪的教授A受到了這些院系高額資助的「刺激」。大學高層向他明確表示，來自他的教師的第三方資助太低了。他在法庭上這麼說。隨後他與大學管理層就每年30萬歐元的目標達成一致。最初他並不清楚這到底是如何運作的。
機械工程學院的一位著名舒教授（Günther Schuh）向他提了一個絕妙主意，該教授也在訴訟過程中作為證人作證。
舒告訴教授A，有一個辦法可以讓籌集第三方資金變得更容易，即通過他們自己的公司，也就是所謂的「教授有限責任公司」，他們站在捐助者和大學之間，可以說充當中介。
這種教授型有限責任公司在這所著名大學中很常見。它們可以部份解釋教授A如何創造可觀的財富並為該大學平均每年籌集近100萬歐元。到目前為止，公眾還不知道這種第三方資助在亞琛工業大學到底是如何運作的。
可疑的「教授有限責任公司」
在舒教授的網站上，他描述自己為一名科學家和企業家，他認為創新「需要科學和商業合作」。2005年，舒教授建立「亞琛工業大學校園」，這是一個科學和商業網絡，「目前擁有超過420家科技公司」。舒教授建立並鞏固了工業界與亞琛工業大學之間的橋樑。
幾十年來，該大學一直為這種整合感到自豪，並正在積極推動它。這就是大學教授能掙錢的原因，必須有巨額資金的注入，否則一切都無法運行，因為僅基礎設施就極其昂貴。第三方資金流越多，大學的公共資助就越高。
最終，整個地區都會從這種運作中受益：亞琛工業大學是該地區最大的僱主和培訓機構。舒教授本人創立了多家公司，旨在推廣電動汽車。這為亞琛及周邊地區帶來資金並吸引了潛在的工人。
舒教授被認為是一位有遠見的人：他將電動貨車初創公司Streetscooter發展壯大，並將其賣給了德國郵政。他想以實惠的價格將小型電動汽車推向市場。他參與了名為「靜音空中的士」的混合動力小型飛機的開發。有人稱他為「德國的馬斯克」。
舒教授經常出現在媒體、YouTube影片和播客中。他很自豪自己創立了19家公司。根據商業登記數據，他目前仍擔任董事總經理，他還擔任多個監督和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作為亞琛工業大學的教授，據說舒教授在大學每周只教四個小時。
CORRECTIV向舒教授詢問了此事。他表示，「我目前參與了14家私營公司，但我只是其中一家的活躍董事總經理。」「我在我們大學中名列前茅，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會忽視我的大學職責。我的教學任務有所減少，但還有其它原因，因為我承擔了與我開發的亞琛工業大學校園的開發和擴建、重大項目收購和初創工廠相關的特殊任務。」
另外，教授們還擁有免費通行證：他們不必向任何人證明他們的決定和行為的合理性。事實上，他們完全可以在沒有指示的情況下行動，只要他們履行教學和考試義務。一位內部人士表示，「在如此肥沃的土壤上，人們對保時捷和飛機的慾望不斷增長。」
舒教授也是一名忠實的保時捷車手。在長途旅行中，他會乘坐私人飛機Cirrus SR22，該型號的售價為622,000歐元起。作為一名僅靠公務員工資的教授，很難擁有購買此類物品所需的財富。教授的工資大約是每月7,000歐元，當然不同的聯邦州會有所不同，但不會相差太大。
舒教授告訴CORRECTIV：「過去30年來，我支持並部份共同創立了20多家初創企業。此後我出售了其中一些投資以獲取利潤。此外，我和我的妻子建立了一個小型的房地產投資組合，由我的妻子管理。」
在對教授A的審判中，舒教授在證人席上報告了「教授有限責任公司」（Professoren-GmbH）的做法。他是這一模式的先驅，隨後他在整個大學推廣這種模式。
中國是財力雄厚的第三方資金捐助方所在地
簡而言之，這是在工業界的潛在投資者和大學的潛在投資者之間建立一家公司。與工業界的協議是與公司簽訂的，然後大學接受委託，並通過分包合同為該項目提供材料和員工。這意味著可以為研究項目帶來更多的第三方資金。
據調查，如今至少有21名來自亞琛工業大學機械和電機工程學院的教授經營著一家或多家公司。據該大學稱，在大學與教授公司之間的合同中，「每一項任務以及基礎設施和人員的整合都被詳細記錄」。聽起來透明度很高。但正如舒教授報告的那樣，該大學並未審查原始捐助者與教授公司之間的具體合同。教授公司的實際資金流向仍然不為人所知。
據內部人士透露，由於缺乏監管，教授們從其有限責任公司賺到的錢遠遠多於最終流向大學的錢。而中國是許多財力特別雄厚的第三方資金捐助方的所在地。
舒教授過去曾與中共資金進行過接觸：2020年，當他的一家公司「e.Go」面臨破產威脅時，他希望在一家中國汽車製造商的幫助下挽救該公司。公證合同本來已經簽好，但疫情讓這件事戛然而止。
亞琛工業大學的許多教授則更進一步：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教授公司」與中國公司做生意。數百萬美元從中國流向研究項目，其中一些直接來自中共各部委。
亞琛工業大學的「中國粉絲」
施羅德（Kai-Uwe Schröder）教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國粉絲」，他多次向員工和學生表示，合作的重點一定是與中國合作。
施羅德是一家初創公司創始人，也是亞琛工業大學結構力學和輕量化建築教授，他還是研究所的負責人。近三年來，他與「國防七子」機構科研人員合作研究工作共18次。據澳洲智庫ASPI表示，這是一個由七所中國大學組成的集團，雖然它們被宣稱為民用大學，但它們與軍事和軍工工業有著深厚的聯繫，或者經營個人國防技術實驗室。
「國防七子」包括哈爾濱工業大學（HIT）。它是一所對軍隊具有突出重要性的中國頂尖大學。中共官方媒體將其描述為「國防技術創新和武器裝備現代化」的核心。它在衛星技術、機械人技術和資訊科技等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自2021年以來，亞琛工業大學與哈工大簽訂了大學協議。
哈工大是民用和軍事融合的一個例子。據該公司自己的說法，大量的「軍民融合技術」就是在那裏的實驗室生產的。研究中的「雙重用途」產品是指研究成果既具有民用又具有軍事用途，哈工大在裝配線上生產這些產品。
然而，施羅德教授和亞琛工業大學顯然淡然處之，他們的研究存在安全相關風險。至少有五家中國機構部份資助了施羅德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CSC），根據CORRECTIV的研究，該機構向其獎學金獲得者強加惡意合同，迫使他們無條件效忠中國共產黨。
當被問及此事時，施羅德教授簡短地回答道：在工作期間，他「陪伴」了兩名中共研究人員的「創新研究」，並「與他們討論他們利用手段和資源所取得的成果」。通過這樣做，他創造了從中國到德國的知識流動。
每個中企和每個研究機構都受共產黨直接影響
今年4月，聯邦憲法保護局副局長塞倫（Sinan Selen）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一次會議上向企業家明確表示：必須假設「每一個中國企業和每一個研究機構」都受到共產黨的直接影響。
亞琛工業大學本身在2022年向CORRECTIV承認了這一事實。與此同時，該大學也對此進行了權衡：它有內部測試程序來排除潛在的有風險的合作。
亞琛工業大學向CORRECTIV表示，該大學與中共軍事相關機構的研究只是「基礎研究」。這種說法很容易緩和有關該研究可能的軍事適用性的討論和可能造成的風險。
這就是亞琛工業大學移動與運輸工程教授加查寧（Haris Gačanin）向CORRECTIV提出的觀點。他本人並沒有教授職位。但他的敏感研究卻引人注目：根據近兩年發表的著作，他與「國防七子」研究人員合作至少14次，與中共國防科技大學研究人員合作至少3次。
國防科技大學直接向中共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中央軍事委員會報告。該大學以其超級電腦、自動駕駛汽車和高超音速導彈等方面的研究而聞名。一個專門研究中心專門專注於「軍民兩用」基礎技術、機械人技術和人工智能。
例如，2023年的一篇研究論文是關於改進無人駕駛飛行器（無人機）的雷達技術。「雙重用途」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對中共軍隊有利。畢竟，國防科技大學多年來一直在對用於現場探測的無人機群進行試驗。
中共政府似乎也有興趣推動此類研究：這項工作的資金主要來自中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該基金會向科技部報告。它支持了包括加查寧參與的至少41宗案件。
加查寧告訴CORRECTIV，「我也不認識國防科大的研究人員或教授。」他聲稱最近才得知中共國防科技大學的一名科學家已被任命為他的一篇研究論文的作者。
根據德國研究基金會的指導方針（DFG）和大學校長會議（HRK）關於「良好的科學實踐」和誠信，研究人員必須「以具有科學意義的方式」為工作作出貢獻才能被列為作者。在沒有與其他相關研究人員至少交換過一次想法的情況下，這應該如何運作至少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加查寧還表示，他從未獲得過中共任何資助機構的資助，也從未從這些出版物中受益。他重複說這是基礎研究，「將此版本用於軍事或其它不需要的應用程式的可能雙重用途是極其牽強的。」此外，他強調研究工作是「公開的，因此可供社會使用」。
但不排除中共軍事相關機構將合作研究成果直接或間接用於軍事應用：即所謂的「軍民融合」。至少自2015年以來，中共各級政府都在全面展開這一行動。研究的民用和軍事用途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這是中共官方長期戰略的一部份。
中共的政治領導層多年來一直在追求這一目標，將知識和技術用於國防部門。中共領導層多次強調「科技創新在國防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內部人士表示，發表的研究論文只是冰山一角，比公開結果更重要的是對大學基礎設施和研究結構的影響。
亞琛至少有45名教授參與了來自中國資金支持的研究
在亞琛工業大學機械和電機工程學院的大約100名教授中，連同施羅德和加查寧，能確定至少19名教授根據他們的工作與「國防七子」或中共國防科技大學的研究人員合作。亞琛工業大學至少有45名教授參與了來自中國的資金支持的研究。
亞琛工業大學通用力學系主任馬克特（Bernd Markert）教授表示，他與「國防七子」的研究人員合作，他的工作已經得到了中國的資金資助。馬克特還經營著一家教授有限公司：IAM Aachen GmbH的業務宗旨是開展「研究、轉讓和服務項目」。
根據企業數據訊息提供商Sayari的交易數據，馬克特的公司還作為股東持有「中車長春德國軌道技術」（CRRC Changchun Germany RailTech GmbH）2%的股份，它開發了中國氫能列車「復興號」。
亞琛工業大學知道馬克特的公司持有這家中國公司的股份。大學發言人表示，這也是「純粹的力學領域的基礎研究，使用眾所周知的、既定的方法，這些方法已經通過研究所的出版物向全世界公開」。發言人表示，「沒有理由擔心。」但這種聯繫仍然引人注目：根據Sayari交易數據，中共政府也持有這家中國公司的股份。
對於一些人來說，與中國的密切關係在他們的簡歷中也很明顯。例如，約瑟（Markus Oeser）的職業生涯就展現了顯著的飛躍：這位土木工程教授在亞琛工業大學工作多年，之後在時任交通部長的建議下於2021年成為聯邦公路研究所所長。
約瑟與哈工大合作了至少86宗案件，這使他在與中共軍事相關機構的合作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自2015年起，他還擔任哈工大客座教授。根據CORRECTIV的訊息，任何接受此類客座教授職位的人通常都必須簽署一份合同，承諾效忠中國共產黨。
德國專家批評亞琛工業大學的做法
德國大學協會（DHV）發言人雅羅赫（Matthias Jaroch）表示，「非政府捐助者與科學界之間的合作從根本上來說是正確且必要的，因為它可以促進研究成果的轉移，並且常常使複雜的研究成為可能。」「然而，這種合作也總是面臨著損害憲法規定的研究自由的風險。」第三方試圖施加影響的風險正在不斷增加。
雖然兼職活動通常是允許的，但需要批准，特別是如果大學資源用於此目的。他們也不得佔用超過五分之一的工作時間。雅羅赫認為，多種兼職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與全職研究和教學工作相協調的問題是合理的，但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審查。大學管理層和國家審計辦公室作為財務控制機構在這方面至關重要。
CORRECTIV的研究表明，當教授職位和創業精神在大學融合時會發生甚麼。在亞琛工業大學的機械工程和電機工程學院，已經形成了一種商業和現金顯然比研究和教學更重要的文化。這些教授與中共軍事機構有著廣泛的聯繫。
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亞琛工業大學：只要大學與工業界和外國捐助者保持密切聯繫，但又不確保足夠的透明度，這些問題就可能出現。它們威脅到應該建立在知識和誠信之上的大學機構的基礎。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專家博倫斯（Christopher Bohlens）認為，CORRECTIV的調查揭露了大學與產業和外國資金提供者之間深層的結構性問題。他批評，亞琛工大應確保所有合作和研究合約都經由大學本身，而不是透過教授的私人公司來處理，以確保資金和研究活動的透明度。
綠黨籍聯邦議會教育研究委員會主席蓋林（Kai Gehring）也在CORRECTIV發布調查報道後表示，雖然研究人員享有學術自由，但這並不意味他們可以忽視社會、倫理和安全方面的責任。
蓋林強調，亞琛工大所有學院、實驗室和教授有限公司都應該意識到，與中共在高風險領域如軍事應用的合作可能威脅德國的安全和技術主權。呼籲應建立一個國家層級機構，負責審查和監管這些高風險合作，以保障國家安全和技術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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