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4日是中共「六四屠城」35周年，北京城一個多月前就已進入全面「維穩」狀態，中共當局草木皆兵、戒備森嚴，中國各地公安也進入全面維穩。
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全球關注。在中共開槍鎮壓之前，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手拿著Speaker在天安門廣場，向絕食請願的學生近乎哀求地喊話，讓他們趕快停止絕食撤離廣場。因為他清楚地知道，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保守派，已經決定了武力鎮壓學生。
或許有不少港人還記得趙紫陽當時眼含淚水的那一幕，「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你們還年輕啊，同學們。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你們不像我們，我們都已經老了……」這也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講話。
因同情學生而被撤職
趙紫陽的老部下、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曾在2019年向《紐約時報》披露說，1989年5月17日，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他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
正因為「六四」事件中表達對學生的同情，反對戒嚴、反對用武力鎮壓，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社會危機，趙紫陽遭中共黨內強硬派罷免。由於趙紫陽不認錯、不檢討、不同意中共作出的「支持動亂、分裂黨」的政治定性，而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趙紫陽被撤職後，曾多次寫信給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要求解除軟禁，但均遭拒絕。
1997年9月12日，趙紫陽發出「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共重新評價「六四」。這封信給趙帶來更嚴厲的軟禁。同年10月13日，趙致信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指控對他的軟禁是對法制的粗暴踐踏。
他寫道：「我被非法軟禁、半軟禁已有8年之久，不知這種被剝奪自由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對我一個年近80歲的老人的身心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希望能夠早日解除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鬱的情境中度過餘年。」。
但官方沒有任何回音！趙紫陽一直被軟禁在家長達16年，直到2005年去世為止。
當黨性與人性碰撞時
古人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但共產黨卻與眾不同，正如《九評共產黨》所說，「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慾望。」
在六四或趙紫陽問題上，當黨性與人性發生碰撞時，以黨性取代和消滅人性是中共黨性所決定的，黨性是絕對的，不能被懷疑也不能被挑戰。
有分析指出，趙紫陽主張經濟和政治改革同步進行，其目的與鄧小平「改革救黨」完全不同，趙紫陽顯然有「改革救國」、「改革救民」甚至擺脫共產黨統治的志向，才有最後敢對「黨性」說不的勇氣。
2019年，去世14年之久的趙紫陽，骨灰終於落土，但官方在墓碑四周安裝了閉路電視錄像頭，部署了警察、保安和便衣人員對拜謁人員進行攔截。
正因為中共黨性至上，時至今日，「六四」、「趙紫陽」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忌話題。但是，面對中共當局的強力封殺，民間對趙紫陽的懷念依然不減。
去年11月21日，趙紫陽的長孫趙致遠在香港舉辦婚禮，萬科地產創辦人王石與友人周嶺在微博聯名發給趙紫陽的長子趙大軍的賀詞中，除了恭喜婚禮圓滿、新人百年好合之外，也在影片中表示，「值此喜慶之時，念起帶領我們走出改革之路的紫陽前輩，以及他留給我們無盡懷念的八十年代。感喟之情，無以言表。謹向紫陽前輩致以最誠摯的敬意。他的高瞻遠矚，不僅啟發了一個時代的國運，更是涵養了歷史長河的境界。他的寬厚善良，不僅救助了無數要吃糧的百姓，更把福報留給了自己的裔孫」。
今年73歲的王石，其父親王輝為中共上將王震的下屬，1989年六四之前，王石曾帶領員工在深圳遊行，以支持北京的民主運動示威者，王石因此被當地政府列入黑名單，據報一度被關押。
2023年10月知名自媒體時政評論人公子沈表示，王石是體制內家庭，代表改開時期成長的社會精英。他們跟政府關係密切，還有外國資本、外國政府的靠山。這些人如果擰成一股繩，會使中國改朝換代，所以共產黨對他們很忌憚，而中共黨魁上台後對他們的整肅，也加重了他們的不滿。這次王石公開讚揚趙紫陽，可以說是公開叫板中共。
自由派人物 能否再現？
不過，對於中國體制內是否會再次出現趙紫陽這樣的自由派人物，重啟改革之路的問題，前趙紫陽智囊團成員、現任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的吳國光直言「不會！」
今年3月末，吳國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分析說，「其實，每一個中共的政客都非常善於學習如何拿到權力、保障自己的權力，所以當這班人看到了戈爾巴喬夫的下場，也看到了胡耀邦、趙紫陽的下場，我想不會再出現一個這樣的人物。」
吳國光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記述，在籌備「十三大」期間，趙紫陽鑑於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效力，也想取法戈氏的「公開化」口號，準備在「十三大」提出「政治開放」的口號。但因趙紫陽秘書鮑彤認為時機未到而改成「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讓人民討論」、「政治開放」等議題，遂被暫時擱置。
吳國光還記述了在政改研討過程中趙紫陽多次發表講話，其核心可以歸結為：政改制度化的實質就是要「分權」。趙紫陽指出：過於強調領導核心的制度很難保證不出事。趙還要求把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等的自由問題列入研究專題。
2005年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曾在台灣《展望與探索》發表《告別趙紫陽》時評，文章指出趙紫陽是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一個異數，他的「十三大」的政改方案，對「黨政分開」提出了具體做法。即各級黨委不再設立不在政府任職但卻兼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撤銷與政府機構重疊的對口部門，黨委辦事機構要簡而精，在其設想中，「黨政分開」是整體政改的第一步，主要為後續權力下放、精簡機構等一連串措施打下基礎。
然而這個無法超越威權體制框架的調整，對於「黨性」與「發展」的衝突、使得黨性轉變陷入民主承諾與集權鞏固的張力之中。
回歸自我 獲得精神自由
六四民運領袖王丹在他的《理想主義的年代》一書中寫道，「趙紫陽在八九年之後，已經可以看到中共對民主的天生抗拒，而他，已經為了這個黨，這個剝奪他的自由，這個把他一生對黨的貢獻一筆抹煞的怪獸，耗盡了一生的心血。趙紫陽心中的痛，又豈是足以為外人道的呢？」
王丹進一步表示，「恰恰是在趙紫陽離開了共產黨之後，他的人性的光輝才得以呈現出來。他對八九年自己的抉擇的堅持，已經贏得了海內外對他的敬仰。離開了共產黨，他才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良知去書寫自己的人生。這不也是一種解脫和成就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他不僅僅是一個悲劇人物，他在自己的晚年回歸了自我，這讓我們可以為他欣慰。」
趙紫陽1919年出生在河南滑縣的一個富農家庭，原名是趙修業，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建政後，趙紫陽曆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軍區政委，也參加過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等極左性質的運動，「文革」期間被打倒。
文革末期，趙紫陽到四川擔任省委書記，四川是大饑荒重災區，要解決9,000萬四川人二十多年吃不飽的問題，在中共的政策限制下並非易事。趙紫陽當時突破中共執政幾十年來的禁忌，大膽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讓農民重新獲得生產自主權，從而實現了糧食增產。
趙紫陽的上述舉措，使當時貧窮不堪的四川農民初得溫飽，城鄉人民的生活有了顯著提高。於是，「要吃糧，找紫陽」的說法傳遍大江南北，趙紫陽成為全國公認的「改革先鋒」。
雖然如此，在過去的35年裏，中共在任何為改革開放評功擺好的宣傳中，從不提趙。但每逢趙紫陽的誕辰、忌日、清明和六四，中共當局總是如臨大敵。他們嚴密監控和限制紀念趙的各種民間活動，對各種回憶文章書籍及拜謁，總是千方百計地予以封殺。
自由亞洲評論員未普曾發文表示，趙紫陽曾提出要約束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防止他走上個人專權、專斷的路，這對當今中共政權來說，可謂是莫大的諷刺。
趙紫陽認為，中共的最高層不應設總書記，應實行中央常委輪流坐莊，一人一票；這樣做是要防止中共最高領袖走上個人專政的道路，防止他包辦一切、個人決定重大問題。
趙希望，用制度削弱執政黨對整個國家的控制權，要更新改造這個黨，從而使中國走上民主與法治的道路。對此，在獨裁與專斷中自得其樂而不能自拔的中共現今領導人，對這樣的設想和提出這種設想的人怎能不恐懼呢？
未普還說，趙紫陽也是與中共切割最徹底的前中共領導人。他的五位了不起的兒女，和父親心有靈犀一點通。他們和父親一樣，都認為趙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農民的兒子既然從民間來，最後就應回到民間去。他們落實趙的心願，和當局艱苦談判了十四年，最後終於把父親和母親的骨灰葬在民間陵園。從那一刻起，趙紫陽就真正與中共做了切割，趙紫陽的精神也終於獲得了完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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