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是黨內少數改革派之一,他支持民主、主張政治與經濟改革,卻因同情六四學生被中共整肅軟禁至死。趙紫陽在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詳述了六四前中共高層誤用興奮劑,導致中共在六四事件騎虎難下的內情。

下文摘自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中的片段。

1989年5月19日宣佈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5月21日,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

接著我談一下關於戒嚴和「六四」鎮壓的問題。學生在和政府對話完全失望以後,決定乘戈巴卓夫來華訪問期間,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他們認為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藉口。

我得此信息後,便於5月13日借同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談話。大意是這樣:大學生如果有甚麼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干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們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藉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的各大報都發表了。

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5月13日下午,組織了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從這天起,學生們佔據天安門廣場,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發生。

學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捲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

學生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離。當時學生帶有很大自發性。雖然現場成立了指揮部,但沒有哪一個頭頭能做出冷靜的決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甚麼權威性。現場指揮部頻頻更換領導人,誰的聲音大、鼓動性強,就按誰的辦。

我們曾向學生領袖做工作,發動校領導、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沒有甚麼作用。

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DOUG KANTER/AFP/Getty Images)
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DOUG KANTER/AFP/Getty Images)

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5月16日夜,在會見戈巴卓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甚麼肯定?」

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甚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甚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甚麼意義?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其實我當時就感到時至今日,發這篇講話並不會結束學生絕食的,因為學生絕食,最為強烈的要求是改變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我感覺這個問題已經到了沒辦法繞開的時候了。這個結子不解開,沒有辦法使學生停止絕食,開展對話。

而如果學生絕食的情況拖延下去,將會發生極為嚴重甚至無法預計的後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論定性的問題。李鵬當即表示反對,他說4・26社論的定性是按鄧的原話寫的,不能動。

我反駁他說,4・26社論是按4月24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鄧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論將傷害小平。我說可以想辦法做到不傷害他,這件事應當由常委集體承擔。

我還說,我去北韓時曾發電報同意鄧的決策,所以我對4・26社論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准的。李鵬竟然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因而修改4・26社論沒有談得下去。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

17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大意是: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

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4・26社論定性上。4・26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鬆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

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

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指責我在亞銀的講話。過去他們實質上反對,但是沒有這樣公開說過,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從兩人對我毫無顧忌的攻擊,可以看出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經有了默契。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

他說廖漢生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

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鄧講完後,我就表示:有個決策當然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

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李鵬在會上還提出,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洩漏出去,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

我就反問他: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甚麼根據?他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鄧是否又留下他們談了甚麼問題,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

在當天夜裏召關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佈戒嚴的幹部大會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尚昆針對我的話說,現在不能提這樣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動,就是說,我這個總書記不能動。

我的辭職信送到中辦秘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尚昆說,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將使形勢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勸告,18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秘書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這裏我想說一下,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甚麼三票二票的問題。

參加會議的就那麼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

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甚麼正式常委投票。在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官員,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鄧器重的像李一氓這樣的老官員。

所以我5月18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作最後一次努力。

原信如下:

小平官員: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官員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佈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它問題才好解決。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5月18日

這是在鄧家裏5月17日開了決定戒嚴的常委會後,我給他寫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在5月17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開始李鵬說他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他又趕來了,原來是他聽說我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5月19日拂曉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也是這樣。他反對我去,並且還要中辦阻止我去。

我感到這麼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何交代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別的人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他看我態度堅決,沒法阻止,才改變了主意。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

我當時對學生除表示慰問外,即席講了一些話,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了。

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繼續絕食下去,甚至死幾個人,他們也會無動於衷的。

所以覺得年輕學生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當時年輕學生並沒有領會我的這一篇講話,他們更不會想到他們將會受到甚麼樣的對待。當然,我對學生的這篇講話後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從5月17日在鄧家開會後,李鵬等人的行動有許多很不正常。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前面。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

從5月17日晚到19日,有關戒嚴的事甚麼情況也沒告訴我。

19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了電視才知道的。但是當日下午,突然送來當天晚上召開宣佈戒嚴大會的通知和他的講話稿,要我主持會議並講話,但對這個會如何開,在哪裏開,甚麼人參加,還有甚麼內容等等,事先甚麼也沒向我說。

而他的講話稿竟然寫著,「5月4日以後學潮嚴重升級」。後來可能他們感到這個說法指我5月4日講話太明顯了,報紙發表時改為「五月初以後學潮升級」。這就公開指責學潮是我的《「五四」講話》造成的。

李鵬還向國務院各國務委員傳達說我犯了錯誤。當晚召開宣佈戒嚴大會之前還開了個小會,所有這一切使我感到實際上我已經被排斥在決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時決定的,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17日在鄧家討論決定戒嚴,雖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鄧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但開會後幾天的情況,實際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邊了。

李鵬當時摸到這個底了,所以到醫院去,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說人事變動會被動。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當晚出席宣佈戒嚴令的動員大會。當時,天安門聲援絕食的群眾大為減少,絕食也改為靜坐抗議。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學生回到校園,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部份是外地臨時來的學生。

19日宣佈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

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天。

5月21日,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如果不是鄧一再督促,並且決定調更多的軍隊來京,這場大悲劇也許可以避免。

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湧在街上,湧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我當時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5月21日,我找閻明復談了我的這個想法,請他轉告尚昆,看是否可行。

在這之前,彭沖找我談過,他說萬里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贊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

21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裏。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

隨後我又給吳學謙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據說李鵬又給萬里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可能是請示了鄧,所以萬里未能及時回國。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份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

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甚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轉載自新唐人電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