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顏純鈎】思考命運追尋文學夢 香港並非文化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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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純鈎曾任職於香港數家紙媒，後任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他出版的作品包括了小說集、散文集、劇本等，獲得過香港第八屆青年文學獎小說高級組冠軍、博益小說創作比賽冠軍及台灣行政院新聞局電影劇本徵選優異獎。主要作品有《紅綠燈》、《自得集》、《血雨華年》。《香港我的愛與痛》是顏先生2023年底出版的新作。

圖為顏純鈎先生。（楊欣文／大紀元）

在大陸三十年：活在階級鬥爭中文學創作只是夢

1. 對文學的熱愛始於閱讀

顏純鈎介紹：「我自小有機會讀很多書。我媽媽以前在鄉下的醫院工作，那個醫院是個華僑建的醫院，那個華僑很有心，他在醫院專門建了一個圖書館，想讓病人留醫時都可以看書。醫生、護士都可以看書。圖書館專門請了一個人去管理，管理員購進了很多世界名著。因為我媽媽是職工，所以我們那時在圖書館借了很多書來看，起碼有一兩百本世界名著，文學閱讀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我讀的中學在福建的南部，叫養正中學，也算是福建的名校。學校那個圖書館有上百年歷史，藏書很豐富。文革前我們閱讀基本上是自由的，雖然文革開始時有些政治理論要讀，但圖書館裏的書就沒有限制，所以我們那時看了很多書，這為日後寫作打下了一個基礎。」

2. 「借書」的故事

文革期間，除了毛選（《毛澤東選集》）和一些政治理論文章、革命書籍，其它各類圖書基本屬於「四舊」、「封、資、修毒草」，被大量封存、銷毀。顏純鈎提到了他在圖書匱乏年代的一個「借書」的故事。

顏純鈎回憶道：「那時有一段時間，我因文革武鬥受傷，住到在學校工作的姑姑、姑丈家休養。那間學校有一個圖書館，就在我住的同一層樓、我房間的隔壁，文革時圖書館就被封起來了。後來因為窗戶玻璃都破了，就用木板封起來。我每次經過時，總覺得這麼多書不能看太可惜了。有一天我手發癢，就去摸一下，發現原來有一個木條鬆了。於是，到夜深人靜時，我就拿著手電筒進去翻書。每次都捧著一堆書出來，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看，看完又「還」回去，然後又再「借」一批出來。

3. 關在抽屜裏的文學夢

從小喜歡文學的顏純鈎，在大陸文革時期也曾寫過一些文章。顏純鈎表示：那些文章「根本沒有機會發表，自己寫完就放在抽屜裏。因為在大陸要發表作品要查你三代、查你的政治背景、你的社會關係、你在單位的政治表現。我知道我是沒甚麼機會的，所以基本沒去投稿。」

後來，顏純鈎認為，在大陸時思想是受到束縛的，所見所聞跟後來在香港看到的完全是兩回事，所以覺得那些文稿已沒有價值，就處理掉了。

4. 閱讀帶來了反思與轉變

「以前我們都崇拜毛澤東，但是到了文革後期，我們已經開始對毛澤東產生了懷疑。因為文革初期，你說紅衛兵是革命小將；到文革後期，你說我們是黑五類、黑九類，要接受再教育。究竟我們是你的寶還是你的垃圾呢？文革後期我們看到了很多政治思想的書，整個人的認識、思維開始發生改變。」顏純鈎談了他文革後期思想的轉變。

在香港四十年：脫胎換骨超越夢想

在《香港我的愛與痛》中，顏純鈎提到：「我從小喜歡文學，文革中又參與政治，對思想文化方面興趣頗濃。」不過，他能夠有機會廣泛涉獵各種書刊資料，能夠一生從事自己喜歡的編輯工作，能夠自由地寫作、發表文章、出書，不但樂在其中，而且還超越了他對自己的期望，這一切，卻是在香港實現的。所以，他會有「沒有香港，便沒有我的一生」的感慨。

1. 理想是前進的動力

「那時在香港做報紙人工很低，我剛入報館做校對只有600元，我的同學在工廠做，他們如果加班，基本上有1200-1300元，是我人工的一倍，我媽媽有一段時間叫我不如去做工廠。我跟她說，如果做工廠我就不來香港了。」

顏純鈎繼續追尋他的文學夢。

「因為在報館上班，中間有很多空檔時間，工作到差不多，手頭沒工作我就看很多報紙。那時看很多台灣報紙、香港報紙副刊。半夜下班，第二日早上十點起床，一直到整個下午都無事做，我就可以去圖書館借書回來看。做校對的那段時間，其實就是我自己進修的時間。」顏純鈎沒有進過香港的學校，憑著對文學的熱愛和勤奮與天賦，自學成才。

2. 堅持寫作即使退稿裝滿了紙箱

顏純鈎的正業是編輯。他表示：「其實創作都是業餘，是自己有興趣。」

他還記得，初到香港時文化環境還很好，很多報紙都辦副刊，刊登了很多純粹的文學作品。他強調：「有很多文學雜誌，是純粹給你寫文學作品，不是寫普通的雜文、散文，你是可以寫小說的。那時我有空就寫，寫完就去投稿。不過，投稿後不斷被人退稿，退到裝滿我床底下的整個紙箱，我媽媽說為甚麼就見你寫，不見發表？」

3. 從思想上脫胎換骨迎來新生

顏純鈎認為，香港的生活對他的創作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在香港，首先受到的影響其實是人格上的，就是你對社會的看法，你對人生的看法，你對歷史的看法，很多都是屬於人生觀和價值觀，那部份其實我是等於一種新生，就是舊的東西全部丟掉，新的東西生出來。」

他記得：「在香港有記者訪問過我，我說有一套越劇叫《追魚》，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追魚》就是一個鯉魚仙女，去到凡間就喜歡了一個書生，兩個人相愛就成親。誰知海龍王不讓她結婚，要將鯉魚抓回去。鯉魚就將自己身上的鱗片拔下來還給父親海龍王，就是欠你的東西我歸還給你了。我的脫胎骨其實差不多是這樣，那個過程是很痛苦的，但有那麼多時間讓我改造自己，我覺得改造完也真的有新生的感覺。」

當共產流毒被清除乾淨後，顏純鈎的創作獲得了突破，開始得到了高度評價。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2000年，顏純鈎先生參加嶺南大學張愛玲國際文學研討會。（顏純鈎提供）

曾幾何時，香港被人說成是「文化沙漠」。顏純鈎認為，那是香港人自嘲多一些。大陸反而是，經歷文革那麼多年，「那裏才是文化沙漠，香港不是」。

「台灣的戒嚴時期，那的文化開放都不如香港，人們接觸到現代文學的一些理論、作品，其實很多都是香港過去的，因為台灣當局那時不讓民眾接觸，尤其不讓接觸大陸五四時代的東西，所以台灣那時的文學雖然出了一些作家，但整個社會其實都是比較沙漠化，不如香港那麼好。

「香港反而是最自由的，最令有志於文學的人可以自我發揮的地方。問題是香港本身是一個商業社會，一般文人在這個社會地位不是很高，所以，好像在香港你是文人沒甚麼出色，其實不是的。看社會文化水準，同樣擺在70年代來比較，香港人不會比大陸人差，不會比台灣人差。」

對於香港作家繼續創作的思考

21世紀初，顏純鈎（中）與著名文學家白先勇先生（右）、劉紹銘教授（左）聚會。（顏純鈎提供）

1. 本土創作不能觸碰敏感內容思想深度會受影響

環顧今日香港，隨著《港區國安法》和23條的實施，言論自由在香港應該說已經結束。《蘋果日報》、眾新聞、香港電台一一被消失，見證過香港文化的黃金歲月，顏純鈎對與香港本土還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是怎麼看的呢？

顏純鈎認為：「應該都會有些人會堅持。一個地方的文化從很繁榮，一路沒落下去，都是有個過程的，所以說現在香港變到完全沒人寫作了，那倒不會。你探討人性的東西，探討一些文化、思想的東西，你不接觸敏感政治都還可以的。等於以前你在大陸，雖然政治禁錮那麼多，但說幾十年間完全無精品那倒不會。

「創作靈感可能一路都會有，但思想性就會差些。因為你沒有自由去想問題，你想到這些不行就止步，想到那些不行就又止步，創作的空間在政治邊界內，然後你在這個圈內去想問題，你的思想深度就會差些。」

2. 離開那塊土地感覺慢慢會有間隙

這幾年，很多香港作家不得已離開了香港。顏純鈎覺得：「出來了的危險是，因為你離開了那塊土地，感覺就不會那麼強烈；而且你不是跟那個地方的人一起生活，你對生活的觀察就會有些隔膜。如果來了溫哥華十幾廿年，你反映加拿大華僑圈子的生活可能就行，但你說我還是寫回香港，這已經是與香港有間隙的了。」

3. 變換角度繼續寫香港

顏純鈎表示：「其實現在我都逐漸發現，因為時間長了，時事的東西有時候會重覆的。比如你講共產黨，共產黨這麼多東西講到都差不多了，它有新的東西我們會再挖一些新的感受出來，但慢慢都會覺得那些理念方面是會有些重覆的，你老是寫重覆的東西就自己都覺得沒有意思。將來或者我有機會寫一些我以前在香港生活、一些文化界的一些活動，或者一些當時的一些社會面貌，一些比較自己有感覺的人。那些不一定是作為時事來看，會作為一種人生的記錄。」他覺得，雖然快餐文學在當今社會會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是純文學才有永恆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