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中國大事連連，堪稱中共統治史上又一個轉折點。這一年，歐美日韓印澳形成圍堵中共的包圍圈，美國議員正式將中共定義為新邪惡軸心國家。這一年外資撤離、企業倒閉、房地產爆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一片蕭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一年中共軍隊高層被大規模清洗，紅二代傳出反習檄文，兵變和政變威脅讓習近平寢食難安。這一年國安部、公安部入駐股市，經濟形勢的好壞不可以自由評估，股票也不再是一種可以自由交易的資產。這一年新品種土匪「農管」下鄉了，干涉農民養雞、種菜、種莊稼，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不祥之兆再次籠罩農村。這一年中共黨魁習近平啟動了特務治國這種最嚴厲的專制統治模式，甫卸任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死得不明不白，暗殺陰謀論在網上盛傳。這一年習近平推出反間諜法煽動親人、朋友、同事之間互相告密。這一年，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正在急速滑向文革的邊淵，而改革開放已進入死亡狀態。
1978年末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改革開放是中共黨內改革派主導的改良運動，其目的是擺脫文革路線的束縛，從毛澤東的體制中走出來。改革開放的對立面就是文革，文革的特點是高度集權、個人獨裁、個人崇拜，封死一切社會良性變革的空間；而改革開放的特點是逐步放權、讓利、營造相對寬鬆、自由的政治和輿論環境，為社會進步打開歷史的大門。
中共統治中國的歷史，大約就是一部文革與改革開放兩條路線的鬥爭史，或者說是中共黨內的左右之爭，這種鬥爭從文革之前就已經開始，文革中達到高潮，文革後繼續在各個領域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如果說中共的改革開放失敗了，或者死亡了，那麼一定是文革路線通過某種形式在中國大地上又死灰復燃了。正如人有「生老病死」，事物有「成住壞滅」，中共的改革開放也經歷了「成住壞滅」四個階段。
文革的暫停與改革開放的開啟
1976年毛澤東死後，中共高層發動政變逮捕了文革的狂熱分子四人幫，暫時結束了十年文革。但是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依然被繼任者華國鋒忠實地執行，華國鋒的政策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國鋒當時擔任中共中央黨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是中共黨內首次將這三項最高權力集於一身的人物，中共改革派要順利推行改革開放，就必須從華國鋒手中奪權，徹底推翻毛澤東的路線。
1978年5月10日，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在旗下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了社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兩個凡是」的路線正式攤牌。胡耀邦當時是繞開華國鋒和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擅自主張發表了這篇社論，這無異是一個膽大包天的行為。圍繞這篇社論，真理標準大討論隨後席捲全國，遍及社會各個階層，這是改革開放的先聲，為當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改革開放政策做好了理論準備。
真理標準的辯論持續三年之久，一直到華國鋒陸續交權野。1980年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被迫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由趙紫陽接任；1981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被迫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這一職務後來改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接任中央軍委主席。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或者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中共改革開放的基本政策正是由奪了華國鋒權力的趙紫陽、胡耀邦和鄧小平三人分別開創，其中鄧小平主導了中共行政制度的改革，結束了終身制，制定了幹部任期制和退休制度；趙紫陽主導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實施包產到戶、政企分開、放權讓利，恢復商品經濟和私營經濟，並著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胡耀邦開創了「實事求是」的時代精神，成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並親自拍板讓當時民間出現的氣功熱（中華傳統修煉文化）自由發展，為90年代法輪功重建中華傳統文化打開了政策空間。
綜合來看，中共的改革開放包括四個方面：在思想文化領域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結束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的後文革意識形態；在政治上結束個人獨裁，恢復民主集中制，建立幹部任期制以及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經濟領域放權讓利，開放私有制，允許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在對外關係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交好，引進西方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從1978年末到1989年初是中共改革開放的上升時期，這十年期間中國社會在以上四個方面都在穩步前進，整個時代充滿朝氣和希望，在黨的意識形態之外，西方自由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傳播。中國進入了中共統治下最開明的一個時期，被稱為改革開放的「黃金十年」。這也是中共改革開放的「成」和「住」的階段。
六四大屠殺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
今天很多人看中共的改革開放，片面的關注了高速增長的經濟、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製造業基地、引領全球的基礎設施……等等，其實改革開放的核心是政治體制改革，如果封死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出路，那麼改革開放也就無路可走，不得不走向「壞、滅」階段。
前面說過，改革開放是由中共體制內改革派領導人啟動的一場政治改良運動，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專制體制下的政治改良一般有兩種結局：一是由改良發展為一場自上而下的社會革命，達成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二是改良被頑固派扼殺，自上而下通往憲政的道路被封死，人民不得不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來建立民主憲政。
1980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從行政改革開始，鄧小平廢除了終身制，建立了任期制和退休制度。在此基礎上，趙紫陽醞釀了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措施，包括在省一級搞差額選舉，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以及讓民主黨真正成為獨立政黨參與政治協商，讓民主黨在國務院部委中任職等等。根據趙紫陽回憶錄，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的很多設想都得到鄧小平的認可。
我們設想一下，一場改良如果順利地往下走，歷史的邏輯會是怎樣？以中共專制體制為例，應該是這樣一個過程，行政改革建立任期制；黨政分開給政府更多獨立施政的權力；司法獨立建立法治的權威；民主黨獨立參政議政，政協不再是花瓶；人大成為獨立立法機構，不再是橡皮圖章；黨內從差額選舉走向黨內民主；開放黨禁報禁，實施憲政。
事實上，1980年代的黃金十年期間，從文革中擺脫出來的中國人正在向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同階段穩步前進，整個時代是前進的。如果沒有1989年的「六四屠城」導致改革派全軍覆沒，如果改革派領導人繼續執掌政權，我們無法否認改革開放走向建立憲政目標的可能性，因為這也是很多黨內不同級別的幹部以及學者們的共同心願。
現代歷史學者吳偉（1980年代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認為，1980年代開啟的這場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它的實際主持者是趙紫陽，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定位是：它是由中共黨內一批有遠見、有民主意識的開明領導人主持進行的使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民主政黨轉變、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向憲政民主體制轉變的一次有益嘗試。筆者對此深以為然。
1980年代中國的政治勢力基本可以劃分為三大塊，黨內改革派、黨內頑固派（也被稱為保守派）以及民間改革派（或者稱為民間反對派）。由於黨內改革派執政，政治氣氛開明，為民間改革派的發展拓寬了歷史空間，86學潮是中國民間改革派崛起的標誌，也是民間改革派第一次嘗試與黨內改革派結合，推動這場改良（改革開放）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實現憲政。89學潮是86學潮的延續，由於民間改革派的不成熟，89學潮最終被激進聲音主導，在學潮的最後階段出現了5.17宣言，將學潮定性為終結鄧小平獨裁體制的愛國民主運動，使學潮的初衷從悼念胡耀邦、反腐敗，發展成民間改革派與鄧小平的生死對決，這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無異於自毀前程。
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前主任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認為，鄧小平是改革的教父和保護傘，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趙紫陽設計了一切改革計劃，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被實施；另一方面趙紫陽的改革建議受到頑固派阻礙時，也是鄧小平出面與頑固派周旋。麥克法夸爾的觀點在當今學界正在贏得廣泛共識。當89學潮的最後階段演變為一場打倒鄧小平的群眾運動時，也是將趙紫陽架在了火上，使趙紫陽不得不在學生和鄧小平之間做選擇。選擇鄧小平的血腥鎮壓等於喪失道義，背負千古罵名；而站在學生這邊雖然可以保留清譽、萬古流芳，卻失去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這份最珍貴的工作。89學潮時趙紫陽的角色本應是站在學生和鄧小平之間搞協調溝通，幫助雙方達成妥協，而不是選邊站。當89學潮演變到趙紫陽必須選邊站時，也就註定了趙紫陽的失敗、民間改革派的失敗以及鄧小平的失敗，而唯一受益的是黨內頑固派。
六四大屠殺標誌著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終結，此後的幾代中共領導人都不再提政治體制改革議程，80年代已有的政治體制改革成果也在六四之後的歲月裏逐漸喪失，這意味著六四之後的改革開放已經在走下坡路，改革開放已經由「住」的階段走入了「壞」的階段。
1986年鄧小平曾經提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雖然1980年代曾經展現出蓬勃生機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被鄧小平殺親手扼殺了，但是鄧小平以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這些論斷卻完全正確，並且在未來的歲月裏被一次又一次的驗證。
胡耀邦開創的時代精神 「實事求是」締造文化繁榮
經歷六四大屠殺進入1990年代後，我們盤點一下80年代改革開放的成果還剩多少？鄧小平開啟的任期制還在；趙紫陽開啟的經濟體制改革保留了下來，並且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被寫入黨的十四大文件；但是趙紫陽試圖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消失了，改革開放最核心的內容喪失了。不過改革開放在90年代還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因為胡耀邦留下的一項政治遺產依然存在。這裏我們回溯一下改革開放的另一條線索：胡耀邦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歷史貢獻。胡耀邦的功績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
一是平反冤假錯案，反對「兩個凡是」，啟動真理標準大討論，使「實事求是」成為整個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也成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是中共歷史上最罕見、最大規模的一次糾錯過程，不管這些案件過去了多久，不管當年是誰定的案，哪怕是毛澤東親自定案，胡耀邦都本著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態度，頂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堅決對冤假錯案予以平反、徹底的平反。由於支持毛澤東路線的守舊派對於這些冤假錯案的看法還停留在文革時代，胡耀邦與守舊派在各種場合以及報紙上展開了激烈的思想論戰，並於1978年5月啟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在這個過程中，胡耀邦也使「實事求是」成為80年代的時代精神和改革派的基本信條。
「實事求是」語出《漢書．河間獻王德傳》，在現代政治語境中可以理解為求真相、說真話、辦真事，其核心就是一個「真」字。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首先援引了「實事求是」，但毛澤東從未遵循過這一原則，真正實踐「實事求是」精神的是胡耀邦。事實上，改革開放與文革兩個時代的根本區別就在於要「實事求是」？還是要個人崇拜？不言而喻，「實事求是」是改革開放的真正指導思想，鄧小平貓論的核心原則也是「實事求是」。
以「實事求是」為原則，胡耀邦開創的另一大歷史功績，就是為恢復中華傳統文化打開了時代的大門。1982年胡耀邦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承認氣功修煉和特異功能是真實存在的客觀事實，針對當時的氣功熱制定了著名的「三不政策」（不宣傳、不爭論、不批評），並支持以錢學森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氣功和特異功能展開科學研究。
氣功實質就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佛道修煉體系，特異功能在傳統文化中被稱為神通，是氣功修煉中的一種伴生現象，這也說明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蘊含著有關人體、生命、神佛和宇宙天道的更深奧道理和規律。中共統治中國之後，系統性破壞了中華儒釋道傳統文化，尤其是十年文革更是將中華傳統文化幾乎毀壞殆盡。文革後出現的氣功熱實質是中華傳統文化在中共體制下的一次突圍，而胡耀邦為這次突圍開放了政策空間。
在「實事求是」時代精神的影響下，1980年代政治氣氛寬鬆，社會環境自由，左派意識形態的控制力減弱，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中華傳統文化的佛道精髓都在中國大地上廣為傳播，使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生機勃勃，蘊含無限的希望。
當六四大屠殺熄滅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火炬之後，胡耀邦打開的中華傳統文化復興的時代大門卻並沒有關閉，法輪功在90年代的蓬勃發展，「真善忍」信仰對中國社會道德體系的良性塑造，正向的社會風氣使中國人再次擁有了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而走向憲政的良機。
大法洪傳人心向善 政治改良生機一線
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共頑固派掌權，政治上左轉，政治寬鬆的空間越來越小。雖然大部份人都認為六四鎮壓是錯誤的，但是六四事件卻被中共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不能平反，不能討論，甚至禁止死難學生的家屬舉行悼念活動。這與胡耀邦開創的「實事求是」的時代精神背道而馳，中國似乎在一夜之間又退回到「兩個凡是」的年代，只不過「被凡是」的領導人從毛澤東換成了鄧小平。這意味著胡耀邦的第一項政治遺產被拋棄了，「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不見了。好在90年代的大部份時間，胡耀邦的第二項政治遺產，對氣功的三不政策被保留下來，1992年開始，法輪功在這個可貴的歷史空間裏公開傳出。
法輪功（也被稱為法輪大法）是一種佛家修煉大法，修煉者通過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使自己的生命昇華到更高境界。前面介紹過，特異功能是修煉過程中的一個伴生現象，其實法輪功修煉中更直接更普遍的現象首先是身體健康、道德昇華。由於身體健康和特異功能都屬於修煉者的個人獲益，本文更關注修煉中的道德昇華，這屬於可以讓整個社會都獲益的社會現象。法輪功傳出後，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就有上億人修煉。法輪功學員敬天敬神，以「真、善、忍」為根本法則，以天人關係的重建為基點來提升個人修養和道德，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片淨土。法輪功的傳播從民間也輻射到中共高層，很多高層人士修煉法輪功或閱讀法輪功的書籍，他們人性中善的本性逐漸復甦。
然而專制體制是通過人性中惡的因素構建起來的，尤其是中共的專制以無神論為根基，不信神不信天，通過國家暴力強制扭曲人們心中的善惡觀和是非觀，強迫人們以喪失良知為代價來換取社會權力和物質利益，是有史以來最邪惡的政權體系。但是，社會的任何一種體系都是人創造的，而人也是可以從道德層面去改變的，如果壞人變成了好人，壞的統治者變成了好的統治者，那麼壞的政治體制相應的也可能向好的方向轉化。
1980年代中國出現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真正嘗試，正是因為胡耀邦、趙紫陽這些改革派領導人能持守道德良知。而鄧小平從改革教父墮落為六四屠夫，正是因為道德不如胡趙二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把個人權位看得高於人民的生命和福祉。在90年代那個政治改良被束之高閣，維護專制體制被重新確立為執政之基的年代裏，上億中國人（包括大量中共官員）通過修煉法輪功昇華道德，守護良善，這無疑成為當時改良中共統治的新希望，也是中共改革開放起死回生的一線生機。
迫害大法自毀生機 改革開放走入絕境
90年代法輪功在中國自由傳播，除了胡耀邦「三不政策」的遺惠餘澤，當時大部份中共領導人也對法輪功持正面態度。1998年下半年前人大委員長喬石曾經帶領人大退休老幹部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次詳細周全的調查，得出結論是「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無一害」。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學員萬人大上訪的歷史關頭，親自接見法輪功學員，重申胡耀邦的三不政策。
如果1999年江澤民沒有迫害法輪功，而是像喬石和朱鎔基一樣善待法輪功，由於法輪功對淨化人心和提升道德的影響巨大，我們可以想像，這種社會影響如果一直持續到2002年胡溫上台後，那麼中國社會將會出現一個甚麼樣的新局面？當從基層到高層，越來越多的人良知覺醒、道德回升，當求真相、說真話、辦真事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時，衝破「六四不可平反」之思想牢籠的一場新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不是會再度降臨？黨內是不是會再度湧現出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實事求是」的良知者？事實上這樣的良知品格在法輪功學員中比比皆是，從1992年開始，中共官員修煉法輪功者絡繹不絕，這些人都是國家棟樑，是中國改革開放和重啟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堅力量。
但是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逆轉了這一歷史進程，在媒體造謠抹黑的妖魔化宣傳中，無數的大良知者一夜之間成為「階級敵人」，成為「新五類分子」、「新右派」，成為被社會歧視和仇恨的X教分子。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對上億道德良善的好人宣戰，不但摧毀了無數家庭的幸福生活，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生命，也扼殺了改革開放起死回生的最後一線生機，將中共的改革開放徹底推向「滅」的絕境。
迫害法輪功、打壓「真、善、忍」，是一場「新文革運動」，對中國的危害難以估量。除了殺人害命之外，還摧毀了正在昇華的社會道德體系，扭曲了正邪和善惡的標準，使中國社會在各個方面都加速敗壞。如摧毀了教育、法治、傳媒等關鍵行業的核心價值，使它們徹底喪失維護社會正義和良知的社會功能。摧毀了商業倫理，不受任何制度監督和道德約束的紅色貴族以及依附於他們的大小商人，更加肆無忌憚的掠奪中國社會的資源和財富，使大多數中國人處於貧困狀況。
以2001年中共加入世貿的歷史節點來評估中共的改革開放：胡耀邦的政治遺產全部被顛覆；趙紫陽的政治遺產在失去政治體制改革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像鄧小平預言的一樣註定走不通，在江澤民手中被改造成一種權貴資本主義體系，成為紅色權貴和無良商人們「悶聲發大財」的經濟工具；改革開放三巨頭的政治遺產，只有鄧小平開啟的任期制保留了數十年，直到去年被習近平顛覆。
六四大屠殺加上迫害法輪功，鄧小平的一念之錯加上江澤民的主動作惡，使之後的中共統治者背上沉重的歷史包袱。胡溫時代的基本路線完全被江澤民所控制，在六四和法輪功的問題上毫無作為。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曾經對外展示出一些改良的希望，但是很快就在第二任中原形畢露，修改了鄧小平留下的任期制，成為壓垮改革開放的最後一根稻草。有一點鄧小平忽略了，就是如果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其實行政制度改革的成果也不能保障。當習近平三連任紅袍加身、定於一尊時，當文革中長大的習近平將其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毛澤東思想逐一擺上枱面，成為其施政選項時，中共的改革開放已經徹底失敗了，徹底走向了滅亡。
最後想說的一點是，文革其實早已來臨，只是加入世貿後，外資大量湧入，一時的繁花表象掩蓋了這一點。1989年鄧小平六四大屠殺終結了政治體制改革，六四不平反的政治路線成為一種「新兩個凡是」，政治形勢退回到華國鋒時代，離文革一步之遙。1999年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建立特務機構「610辦公室」，控制公、檢、法、國安，甚至財政、宣傳、教育、外交等領域，可以繞過法律隨意調用資源迫害法輪功，這是一個「新中央文革小組」，此時的中國已再次踏入文革的大門。胡溫時代完整地繼承了這兩項遺產，沒有絲毫偏移，只是對外掛了一塊改革開放的牌子，加上外資和世貿兩項外掛裝備，迷惑了全世界。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開始全面恢復文革的各種套路，牌子也換了，既不叫改革開放，也不叫文革，叫作「習近平新時代」。
——轉載自《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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