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5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北京青年遇羅克，被中共當局，以犯「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年27歲。
兩次被判死刑？
遇羅克第一次「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時間是：1968年1月。這個說法出現在北京市中級法院（79）中刑監字第1310號刑事再審判決書中。其中寫道：
「遇羅克，男，1942年生，漢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資本家，本人成份學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機器廠徒工，住北京市朝陽區南三里屯東五樓十三號。1968年1月被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犯『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但是，1968年1月被判處死刑的遇羅克，並沒有被立即執行死刑。此後，他又活了兩年多，直到1970年3月5日，才再次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遇羅克1968年1月為甚麼沒有被立即執行死刑呢？
據張郎郎在《我和遇羅克在獄中》一文中回憶：1970年2月9日，張郎郎和其他幾十人被關進北京看守所的「死刑犯」監室時，聽見走廊另一頭有個犯人喊報告。管理員過去打開他的房門時，張郎郎聽到一個聲音說：「報告管理員，我要見軍代表。上一批的幾十個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因為我有重大案情要細細交代，可沒甚麼人提訊我，我怎麼交代啊?」
此前，張郎郎跟遇羅克在一個監室裏被關了半年多，對遇羅克的聲音非常熟悉。當時，他就明白了，第一，遇羅克還沒有被處死；第二，遇羅克之所以沒有被處死，是因為他在臨刑前表示，有重大案情要交代，暫時被免死。
但是，遇羅克最終還是沒有逃過一死。
1970年，中共以進入戰備狀態為由，突然發動一場「一打三反」運動。「一打」就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此運動一來，不僅又拘捕了很多「反革命」，而且對以前在押的「反革命」，都從重、從快打擊。
據張晉藩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記載：「1970年2月至11月共10個月抓捕了『反革命份子』等28萬多名」。其中，許多人被一批接一批地處死。
張郎郎回憶說：「1970年3月5日，他和許多人一起被提走了。他們走了以後，走廊裏死一樣地寂靜。我們知道又是一場宣判大會。我預感到遇羅克再也不會回來了。」
張郎郎的預感沒有錯。正是在這一天，遇羅克再次被宣判死刑，並被「立即執行」。
為甚麼被處死？
1970年1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下發一份通知：
「為進一步搞好戰備，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準備最近再召開一次公審大會，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份子，以狠狠打擊反動氣焰。現將楊淑辰等20名罪犯的材料發給你們，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此材料只供內部討論，不准張貼。」
20名罪犯的材料中，排第10位的就是遇羅克。其中寫道：
「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男，27歲，北京市人，資本家出身，學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機械廠徒工。其父係反革命份子，其母系右派份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來，遇犯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份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遇羅克被處決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散布大量反動言論；第二，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第三，在押期間氣焰仍很囂張。
這三條罪狀中，第一條比較「實」，具體到有「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有反動文革「十餘篇」；第二條、第三條比較「空」，沒有具體事實。由此判斷，遇羅克被殺，主要是因言獲罪。
遇羅克有哪些「反動言論」呢？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第一篇「重磅」文章。
1965年11月9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這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大造輿論的第一篇「重磅」文章。
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是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毛澤東幕後授意寫成的這篇炮轟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文章，矛頭對準的是吳晗背後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彭真，以及彭真背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
毛澤東想借這篇文章向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發難，向在中共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發難。
但是，對毛的真實意圖一無所知的遇羅克，1966年2月13日，在《文匯報》上發表《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公開反對姚文元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反對姚文元的文章，就是反對毛澤東，反對文革，這是遇羅克的一大罪狀。
第二，批判中共以「出身決定待遇」的血統論。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發。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學生中的幹部子女貼出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
這副基於「血統論」的「紅對聯」，成為文革時期流行極廣、影響極壞、惡果極嚴重的一個口號。
當時，所謂「出身好」的人，即出身於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家庭者，被稱為「紅五類」；所謂「出身不好」的人，即出身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家庭者，被稱為「黑五類」；後來，又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黑五類」被擴展成「黑九類」。
前者是「人上人」，後者是「人下人」；前者享有各種各樣的特權，後者方方面面都受歧視。
8月12日，「紅對聯」的堅決支持者、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貼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向毛澤東建議，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本本條條」，要寫進中共黨章和法律，當作「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
之後，他在一次全校集會上發表講話，公開宣揚「血統論」和「紅對聯」。譚的講話被翻印數百萬份，幾乎傳遍全國，流毒深廣。
一些自認「出身好」的青少年，爭先恐後穿起父輩的舊軍裝，紮上武裝帶，更加不可一世地起來「造反」，到處打、砸、搶。「紅色恐怖」從北京迅速蔓延全中國。
中共建政後逐步以各種規定將「血統論」固化：從生到死的各種環節，如上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招工，提幹，參軍，結婚，就醫，購物，旅行，出國，甚至進火葬場、墓地等，都與「出身」捆綁在一起。
文革爆發後，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在「血統論」指導的「紅色恐怖」中，被打、被殺、被侮辱。
就在「血統論」甚囂塵上之時，1967年1月18日，遇羅克以「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的名義，在他創辦的《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發表批判「血統論」的長文《出身論》。
文章寫道：「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牽涉面很廣。」
「有多少無辜青年，死於非命，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面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不能不研究。」
遇羅克明確提出，必須打倒「唯出身論」。
此文一經發表，立即在全國產生巨大反響。因為他說出了全國數以億萬計的所謂「出身不好」的人的心裏話。
但是，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是中共老祖宗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的忠實繼承者。把中國人劃分成不同的階級，然後煽動階級對立、階級仇恨、階級鬥爭，是毛到死一直幹的頭等大事。
怎麼劃分階級？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出身。
中共建政後，毛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十年文革，所有所謂「出身不好」的人，都是毛打壓的對象。
在當時對毛的個人崇拜達到登峰造極時，在「誓死捍衛」毛的狂熱中，遇羅克難逃厄運。
被活摘器官而死？
十年文革結束後，遇羅克的冤案被平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法院做出再審判決：「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從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宣告遇羅克無罪。」
但是，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到底是在哪裏被執行死刑的？怎麼執行死刑的？他的屍體誰處理的？怎麼處理的？現在都不得而知。
2019年6月，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說：「在我哥哥平反以後，有一個大夫曾經找到我姐姐，揭露說，我哥哥的眼角膜當時被摘除了。但其它器官就不清楚了。因為這個大夫是眼科大夫。他說（眼角膜）給了一個人，當時所謂的勞動模範。
遇羅克的眼角膜被摘除了，他的心、肝、腎等其他器官是否也被摘除了？
關於死刑犯的器官摘除問題有這樣一個例子。1978年4月30日，江西省新建縣的一個刑場上，一個名叫鍾海源的女子被執行死刑。行刑前，醫院通過部隊領導轉告行刑的副營長，不能一槍打死，要留活體取腎。
鍾海源被兩名武警架到指定的行刑地點後，那個副營長按照事先的約定，故意朝她的右背打了一槍，然後，早已等候在那裏的幾名醫務人員，迅速把她抬進附近的一輛篷布軍車上。軍車上早就搭好了一個臨時手術台。幾名醫生和護士，以最快的速度，取出了鍾海源的腎。
遇羅克被執行死刑時，是否也是沒有一槍打死而留活體取器官？值得懷疑。
結語
遇羅克從小就屬於「出身不好」的人，一直受歧視。高中畢業後，兩次高考，雖成績優異，卻被大學拒之門外。
之後，他當過農民、代課老師、學徒工等。雖然「出身不好」，他卻勤於學習和思考，在文革爆發前後，敢於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
但是，中共從當政之日起，就一直在根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培養愚民。
出身於「反動階級」的遇羅克，竟然替「反動階級」申張正義，決不能見容於專制的中共。這也註定了他的人生只能以悲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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