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稱「昇哥」的香港記協主席陳朗昇，因為採訪時被警察截查，他提問質詢，結果被控「阻礙公職人員」罪成，判囚5日。
事後，「新聞工作者聯會」發表聲明，有這麼一句，「裁判官的判決法理清晰，彰顯了法律公義，再次向社會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沒有不守法的『新聞自由』，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真正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在進行採訪報道工作的過程中，必須首先履行公民的守法義務，任何試圖挑釁公務人員執法的行為，都要面臨法律的懲處。」
如果要為「新聞工作者聯會」這篇聲明加一個主旨，就是「主人，我無嘢問啦」！
主人，新香港人一定聽過的名詞，至少兩名立法會議員在神聖議事堂「鬼拍後尾枕」的脫口而出，稱呼立法會主席為「主人」。當時令香港人嘩然，但也會心微笑，因為這才是真正的位置秩序：權力高的人就是「主人」，我自認低人一等做「奴才」。
新聞工作者，本來是「第四權」，即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外，平衡高低的第四個權力部門。縱使沒有官職，但在官員面前，絲毫不會覺得自矮了一截，甚至在民主法治地區，官員更會懼怕新聞工作者，因為記者背後是「公眾」，是代表人民公眾而發問追查真相。
好了，這是老派的西方新聞學ABC，是舊時一套的都市傳說，新香港，這個神話故事就當故事聽好了。
我們看看「新聞工作聯會」這個以愛國黨媒老總做代表的「聯會」，是如何演繹新聞工作者的角色。
聲明說，「真正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在進行採訪報道工作的過程中，必須首先履行公民的守法義務」，這就有趣極了。
因為所謂「守法」，原來只是市民要守，而有權力者毋須遵守。2019年，所謂「兵荒馬亂」，所以警員可以毋須展示委任證或者警員編號，但記者則在任何情況，都要出示記者證甚至要無條件被指控「黑記假記者」。這就是「單方面守法」的可笑。
更可笑的是，在陳朗昇案件中，所謂「守法義務」，看起來就是出示身份證，配合警方的截查。但問題是，法例有禁止市民在被截查身份證時，不能提出任何提問嗎？又或者，法例有要求，市民被截查身份證時，只能問「幾條問題」的規限嗎？問一條可以，問3條就是阻差辦公？問到第4條，就變成判裁官口中的「肆無忌憚、不合情理發問」，則我們要請教官老爺，市民可以問幾多條問題? 如何發問? 態度語氣如何拿捏?才能令官差大人舒服滿意呢？是要哈腰陪笑，「是，長官！小人的身份證，歡迎傳閱抄送，小人雙手奉上，官大人你慢慢鑑賞」？
案中，陳朗昇因為過往曾被警員直播自己的身份證資料，所以再遇查證時，都會格外小心，至少要知道對方資料，方便跟進。由於涉案的人是陳朗昇，這個「擔心」實在合情合理。但法官卻指，現在不是2019，情況不同，看不到陳朗昇「有基礎擔心其個人資料會遭外泄」。
這位裁判官，現在雖然不是2019，但陳朗昇仍然是陳朗昇啊！你看看各大「藍媒」是如何評價這則法庭判案？無一例外，提到陳朗昇時，都會說到「立場新聞」、「黑暴」，甚麼「由《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身份出任香港記者協會主席的陳朗昇，多年來與黃媒惺惺相惜，更直接聽命反中亂港黑手黎智英的召喚」之類冗長的形容詞。這代表甚麼？就是代表，來到2023年的香港，(案發時2022年)，對面陣營對陳朗昇仍然是以2019年的眼光態度去「敵視」，從未忘記；我如果是陳朗昇，只要仍活在香港，或許一天都要小心謹慎，畢竟自己仍然是「階級敵人」，未有平反之日。
所以裁判官說不相信陳朗昇的擔心，我只能說，「子非魚」，官大人你太幸運。
新聞打手組織，強調了記者都要「守法」，但有時要「守」的「法」，都是由權力一方定下來的「法規」，譬如設下了採訪區，理論上「真正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就只能在採訪區範圍逗留採訪，不能妄越雷池，輕則「上返行人路」，重則便是「不守規矩」。最經典例子可參考2011年，李克強訪問香港，引發的採訪爭議，包括設立和採訪對象「冇雷公咁遠」的採訪區，衫尾都望不到，如何採訪？
真正的新聞工作者，當然要據理力爭，直達採訪核心要地；但如果根據「新聞工作者聯會」的「定義」，便只能完全聽從官方安排，「是的！主人，我聽你的，因為我們要履行公民守法義務啊。」
所以推而廣之，官方如果禁止對某新聞事件採訪追踪，「真正的專業新聞工作者」便絕不能私自採訪，否則便是「沒有遵守公民守法義務」。
以後，《傳媒新聞學》這個科目，很容易教：主人，我無問題要問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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