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之一,之二,之三,之四)本文將繼續通過《德拉姆報告》,回顧2016年大選白熱化時「通俄門」事件延燒的形勢,了解希拉里競選團隊法律顧問邁克爾‧蘇斯曼(Michael Sussmann)如何在選舉前一周促成美國媒體大規模報道假新聞,與華盛頓調查公司福森公司(Fusion GPS)和俄羅斯美國商會會長(AmCham)謝爾蓋‧米利安(Sergei Millian)之間的糾葛。
《史迪尼檔案》的主要消息來源、美國俄羅斯裔公民伊戈爾‧丹琴科(Igor Danchenko)曾說過,《史迪尼檔案》中一些最嚴重的指控可能都來自米利安,他也表明「俄羅斯人E來源」就是米利安。
根據《史迪尼檔案》:「在2016年7月底,一位與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有密切聯繫的俄裔『俄羅斯人E來源』,以保密的方式向一位同胞透露,他們與俄羅斯領導層之間存在著一個完善的合作陰謀。……雙方都有共同利益,希望擊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據稱普京總統既憎恨又害怕她。」
丹琴科受訪時說,這些陰謀信息是由一位匿名的來電者透露給他的,之後他又將電話和一段米利安的YouTube影片進行比較,推論電話的另一方可能就是米利安。
不過,特別檢察官德拉姆(John Durham)對此瞠目結舌,報告寫道,「這些驚人的指控——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領導層間的完善合作陰謀,居然完全基於丹琴科接到的一通匿名電話。」他還發現,「丹琴科也從來沒有與米利安見過面。」
脫去商人外衣的FBI合作人:米利安
我們首先要認識一下這號《史迪尼檔案》中的消息來源人物——俄羅斯美國商會會長謝爾蓋‧米利安,他是一位在紐約的房地產經理人,曾參與過特朗普相關的次要物業銷售。從2006年到2016年擔任俄美商會的主席。
米利安曾在2007年9月至2011年3月期間擔任FBI的合作人(CHS),報告白羅斯和俄羅斯的相關事務。
而之前的穆斯亞拿施調查已經證實,「未找到證據證實(米利安)被指示從事與俄羅斯政府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相關的活動」。
訪談中,調查人員都對丹琴科的描述起疑。德拉姆表示,證據表明,丹琴科從未接到來自米利安的電話或任何信息,兩人也從未會見。相反,丹琴科捏造了事實,他多次發郵件給對方但都石沉大海。
德拉姆寫道:「如果要人相信丹琴科的敘述,就必須接受米利安打電話給一個他不認識的人,在一通長度10到15分鐘的通話中提供了對特朗普不利的信息。總之,特別檢察官辦公室獲得的證據不支持丹琴科的敘述。」
那麼除了丹琴科的遐想,還有甚麼原因使米利安捲入這場「通俄門」世紀醜聞案?得了先解一段福森公司的故事。
福森公司偽造米利安與阿爾法銀行的聯繫
其實早在《史迪尼檔案》出來前,福森公司就盯上了米利安。
福森公司的文件顯示,福森公司的俄語合同工內莉‧奧爾(Nellie Ohr)——美國司法部高級官員布魯士‧奧爾(Bruce Ohr)的妻子,首先意識到米利安與特朗普的關係。
2016年4月22日,在福森公司被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律師事務所博欽(Perkins Coie)聘請調查打擊特朗普研究報告的十天後,內莉‧奧爾準備了一份報告闡述了米利安與特朗普的關係。
2016年夏秋,福森公司在媒體上宣傳,網絡媒體指控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最大的私人銀行阿爾法銀行(Alfa Bank)存在秘密電腦伺服器合作。這個報道引用了許多網絡安全專家的說法,並指他們以一種特殊的暗語進行溝通。
為了將米利安與阿爾法銀行的指控聯繫起來,福森公司請來克林頓競選團隊律師邁克爾‧蘇斯曼進行前置作業。蘇斯曼則聯繫了主要任務執行人、科技公司執行官羅德尼‧約菲(Rodney Joffe)確認米利安是否與阿爾法銀行有聯繫。
2016年8月20日,約菲給一位科技執行官和兩位學術研究人員發送郵件並附上一份名為「birdsnest-1.pdf」檔案,列出已知特朗普關聯人信息,包括對米利安的描述,以及他過去的郵寄地址、網站和IP。
約菲將這份文件描述為「Eyore專業團隊進行重大調查努力的結果」,並告知團隊米利安最有可能是特朗普「通俄門」的中間人,應特別提醒該小組關注「Russianamericanchamber.com」網站。
2016年9月22日,蘇斯曼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給約菲,並附上Russianamericanchamber.com的IP。26日晚上,約菲回給蘇斯曼一封主題為「As requested」(按要求進行)的郵件。
他們很快把研究發給《紐約時報》記者埃里克‧利希布勞(Eric Lichtblau)。福森公司也施壓這名記者,希望他寫一篇關於特朗普/阿爾法銀行指控的報道。在電子郵件中,他們稱「阿爾法」(Alfa)是米利安(俄美商會)網站的服務提供商。
2016年10月22日,在線雜誌「Slate」的記者富蘭克林‧福爾(Franklin Foer)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請求一位大學研究人員在「阿爾法銀行/特朗普故事」上提供幫助。
幾天後,福森公司聯合創始人彼得‧弗里奇(Peter Fritsch)轉發了一則推文給福爾,該推文聲稱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與高級國家安全官員談話,FBI局長「掌握了特朗普與俄羅斯關係的爆炸性信息」。
弗里奇的郵件中寫道:「時間要趕緊了。」
福爾回覆道:「這是文章的前250個字」,並在郵件中附上一篇他正在為弗里奇審閱的關於阿爾法銀行和特朗普的部份草稿文章。
該記者隨後發表了一篇詳細描述了蘇斯曼向FBI提供的指控的文章。
同一天,《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名為「調查特朗普,聯邦調查局認為與俄羅斯沒有明確聯繫」(Investigating Donald Trump, F.B.I Sees No Clear Link to Russia)的文章,討論了FBI所掌握「特朗普集團和阿爾法銀行之間似乎存在一個神秘的電腦後門渠道」的信息。
該文章進一步稱,FBI「花了幾個星期調查發現特朗普集團服務器的一個奇怪活動流」的電腦數據,並且該報紙獲得了證明這種活動的電腦日誌。文章還指出,「當時FBI沒有找到特朗普和俄羅斯政府之間的任何確鑿或直接的聯繫」,由「希拉里的支持者……推動了這些調查」。
2016年10月31日,大選前大約一周,媒體相繼發表有關阿爾法銀行指控和FBI正進行調查的新聞。
克林頓競選團隊在這些文章發表的幾個小時內,發推文和聲明稱,「電腦科學家們似乎發現了一個特朗普組織與俄羅斯一家銀行聯繫的神秘服務器。」
推文包含克林頓競選團隊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的聲明,他提到報道文章的指控「可能是特朗普和莫斯科之間迄今最直接的聯繫」,這個「秘密熱線可能是解開特朗普與俄羅斯關係之謎的關鍵」,並且「我們只能假設聯邦當局現在將會將特朗普和俄羅斯之間的這種直接聯繫作為俄干預我們選舉調查的一部份進行探索」。
然而根據調查,辦公室確定「阿爾法銀行」(Alfa Bank)不是服務提供商,實際供應商名為「阿爾法電信」(Alfa Telecom),這是一家位於黎巴嫩的電信公司,與阿爾法銀行沒有任何聯繫。
在這些文章發表前的幾個月,蘇斯曼持續與媒體聯繫,並向他們提供數據和指控。蘇斯曼還向克林頓競選團隊報告了他的努力。根據郵件,2016年9月1日,蘇斯曼與發表《紐約時報》文章的記者埃里克‧利希布勞會面。他也將這次會面列入了克林頓競選團隊的帳單中,並在報帳明細上寫著「機密項目的機密會議」。
特朗普和阿爾法銀行之間的任何互動「都是頭獎」
德拉姆表示,從2016年7月底或8月初開始,蘇斯曼、約菲和克林頓競選團隊的代理人,組織和傳播了有關特朗普及其競選團隊的指控。
從2016年夏天開始,蘇斯曼、約菲和福森公司、多位網絡研究人員和多家互聯網公司的員工合作,收集數據和撰寫白皮書。在這些努力中,約菲利用了自己對非公開或專有互聯網數據的訪問權限。
約菲還尋求了一位美國大學研究人員的幫助,大量分析與聯邦政府網絡安全研究合同有關的互聯網數據,以建立特朗普與俄羅斯之間的聯繫。
與此同時,他也開始指派自己的員工和合作夥伴挖掘收集能支持這種推斷或敘述的互聯網數據。約菲在一封郵件中明確談到,這些努力旨在取悅某些「VIP」,暗指蘇斯曼、克林頓競選團隊。
他表示,這個「任務確實很廣泛」,如果能夠「提供任何證據,顯示有企圖行為不當的事情」會讓「貴賓們……感到滿意」。根據約菲的說法,這些「貴賓們」正在尋找一個「真實的故事,可以作為更深入調查的基礎」,而特朗普和阿爾法銀行之間的任何互動「都將是頭獎」。
根據調查,約菲曾要求一家科技公司的行政總裁,提供了一份包含特朗普合作夥伴的各種個人資料(包括配偶和家庭成員的信息)的文件,包括地址、電子郵件地址、互聯網協議IP地址和電子郵件域名。據報告,該行政總裁對這項任務感到非常不舒服。
科技行政總裁說,他和其他人都遵照指示,因為約菲在這些公司地位崇高;他們很快就開展了關於特朗普及其合作夥伴的數據分析和反對派研究項目,任務代號為「Crimson Rhino」(深紅犀牛)。
然而,他們起草了一份報告初步結果發現,「沒有明確(內容)顯示這些人與俄羅斯之間存在直接溝通的聯繫,也沒有暗示在過去90天內有從俄羅斯轉移資金到美國。」
阿爾法銀行指控主要涉及一個聲稱位於賓夕凡尼亞州的「秘密」電子郵件服務器,據稱該服務器通過位於密歇根州的Spectrum Health(一家美國醫療保健公司)的「TOR出口節點」(即用於匿名互聯網流量的節點),與阿爾法銀行和特朗普組織之間進行電子郵件通訊。
德拉姆寫道,約菲責成多人利用公司的資源進行反對特朗普的研究。這些人員受訪時表示,他們從未詢問過項目的目的,也不願多問。
儘管之前約菲曾表達並接受其他人對這些指控的嚴重懷疑和不同觀點,但他依舊繼續散布阿爾法銀行的指控,並刻意撰寫了一份分析報告來掩蓋這些指控的弱點。
例如:2016年8月21日,約菲敦促研究人員繼續研究時說,這些材料將「提供一個非常有用的敘述基礎」。
曾有一位研究人員對約菲的研究項目存在缺陷提出看法。他說,「我們不僅要面對特朗普支持者的抵制,還要應對所有關注私隱的人對我們如何獲取數據的瘋狂陰謀理論。很抱歉這樣說,我們現在對於解決這個問題並在公眾領域中通過的計劃還遠遠不夠。此刻驅使我們的唯一原因只有我們不喜歡特朗普。這無法通過公眾審查的眼睛。夥計們,我擔心我們有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
隧道視野意指面對燃眉之急,讓人在做決策時沒辦法想得全面,最後做出不利的決定。
蘇斯曼向FBI首席律師「獻計」
在與FBI首席律師占士‧貝克(James Baker)會面的前一晚,蘇斯曼向貝克的個人手機發送了以下短訊:「吉姆——我是邁克爾‧蘇斯曼。我有一件時間敏感的事情需要討論。你明天有時間開個短會嗎?我是自己來的,不代表任何客戶或公司,我想幫助局方。謝謝。」
貝克回覆說:「好的,我會找時間。對你來說甚麼時間比較好?」
蘇斯曼說:「除了午餐時間以外任何時間都可以,你來定。」
第二天,蘇斯曼和貝克在FBI總部的辦公室見面,時間長達30分鐘,沒有其他人在場。貝克解釋說,會議期間,蘇斯曼表示他擁有阿爾法銀行和特朗普組織之間的「秘密通信渠道」信息,並重申自己不代表任客戶。
貝克回憶說,由於蘇斯曼是他的朋友和同事,所以他完全相信這些陳述是真實的,他還收到了一個隨身碟裏面有關於隱蔽渠道數據的白皮書。
蘇斯曼還指出,主要的新聞機構已經知道阿爾法銀行的指控,很快將發表報道。
貝克說,聽到這個消息時,他想到問題相當緊急,因為如果一家新聞機構發表這些指控,任何秘密的通信渠道可能都會消失。
因此,貝克會後很快和負責反情報和網絡事務的副總法律顧問翠莎‧安德松(Trisha Anderson)以及反情報助理局長比爾‧普利斯塔(Bill Priestap)交談,他認為這些問題是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
蘇斯曼的消息人員身份被「嚴格保密」
德拉姆發現,FBI在評估阿爾法銀行的調查行動時,決定嚴格保密蘇斯曼的消息來源身份,並防止「現場」或調查小組得知該信息。
據調查顯示,阿爾法銀行調查小組的多名成員對無法對指控的消息來源進行面試感到「沮喪」和「擔憂」——這凸顯貝克或其他高級官員可能因為政治原因、掩蓋蘇斯曼與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和克林頓競選團隊的關係,不當保護他的身份,以進一步推動針對特朗普的阿爾法銀行(Alfa Bank)指控。
在蘇斯曼的審判中,占士‧貝克作證時表示,儘管他無法回憶起具體情況,但他猜測自己可能試圖保護蘇斯曼的身份,僅將信息披露給少數幾位高級FBI主管。因為他認為蘇斯曼是一個「擁有非常敏感信息並願意提供給FBI」的消息來源。
特別檢察辦公室的調查顯示,阿爾法銀行調查小組多次要求了解消息來源身份。
在FBI收到指控大約一周後,芝加哥特工向監督特別探員發送了一條消息,要求面試白皮書的消息來源。一周後,芝加哥探員和他的主管再次向領導層要求對消息來源進行面試。
芝加哥探員解釋說,這對調查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這些指控毫無根據,沒辦法被證實如此。最終,調查小組從未得知蘇斯曼是指控的消息來源,也不知道他與DNC和克林頓競選團隊有任何關聯。
FBI的調查最終得出結論:沒有證據支持秘密通信渠道的指控,也沒有證據顯示阿爾法銀行服務器與特朗普組織服務器之間有直接通信。
最後的掙扎:莫名出現的IP地址
2016年10月初,一名被派往國家電腦鑑證和培訓聯盟的特工聯繫了FBI總部的網絡部門說,他收到了兩個IP地址,來源匿名,並要求將信息提供給FBI。根據特工的說法,匿名來源告訴他這些信息與《紐約時報》有關,涉及即將到來的選舉。
當時芝加哥探員對這些信息不以為然,回應調查小組已經知道了這些信息,發現其中一個IP地址與阿爾法銀行相關。
但這個看似有望翻案線索很快被發現由約菲提供,而且有多個疑點。
調查顯示,身為FBI合作情報人的約菲當時找的不是他的FBI處理人,而是通過匿名向其他特工提供這兩個IP地址,最有可能原因是為了製造「相互印證」的假象,讓指控看起來來自多個獨立來源,加深阿爾法銀行指控。
2017年1月,FBI結束了調查,無法證實白皮書中的任何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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