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之一）本文繼續通過《德拉姆報告》，以調查員的視角挖掘「通俄門」內幕，在這份封存已久的卷宗故事中，到底有多少內容是可靠真實的。

特別檢察官德拉姆（John Durham）在報告中寫道，有些受訪者的爆料明顯說謊，或者回憶空白，他還發現整宗事件的關鍵人物都與真假未明的「史迪尼檔案」相關。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看德拉姆如何揭開這份讓特朗普、FBI、美國媒體纏鬥四年的《史迪尼檔案》，以及檔案背後不為人知的一面。

來自華盛頓16萬美元的合同——研究特朗普醜聞

故事的主人翁，是《史迪尼檔案》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史迪尼（Christopher Steele）。

時間回到2018年1月，從英國間諜變成私家偵探的史迪尼，在倫敦辦公室度過漫長的一天後，在法納姆站（Farnham）下了火車，這時他其中的一部手機響了。史迪尼看上去和其他回家的商人沒太大差別，除了他緩緩從法拉第包——一種經過軍事測試、用來阻擋外來的信號檢測的雙層織物小袋——中取出手機答應……

他遠在華盛頓特區的一位朋友打電話來告訴他一個壞消息：兩位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查克‧葛雷斯利（ 「Chuck」 Grassley）剛剛將他的名字提交給司法部，就《史迪尼檔案》進行刑事調查。

根據《德拉姆報告》，史迪尼於2009年從英國軍情六處總部退休後，和一位合作夥伴成立了「奧比斯商業情報」（Orbis Business Intelligence）公司，兩人在2016年春季贏得一份合同，開始製作特朗普「通俄門」的調查。

根據協議，奧比斯公司是華盛頓一家私人研究公司福森公司（Fusion GPS）的分包商，而希拉里總統競選活動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律師事務所博欽（Perkins Coie）就是這家公司的委託人之一。史迪尼在簽訂協議幾個月後得知，他的調查由克林頓競選活動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資助，他將獲得16.8萬美元的報酬。

史迪尼從此在FBI和福森公司來回奔波。

但德拉姆表示，在史迪尼準備大展身手的時候，俄羅斯的兩位線人在2016年7月初就知道史迪尼在為克林頓競選團隊調查。「明確地說，俄羅斯情報部門至少在2016年7月初就知道了」，「而史迪尼的消息來源可能在寫報告之前就被洩露給俄羅斯。」

根據報告，史迪尼於2016年7月5日聯繫美國駐意大利羅馬大使館的助理法律特工，要求在英國辦公室進行緊急會議，討論有關特朗普在莫斯科（麗思卡爾頓酒店）的淫亂活動，以及克里姆林宮向特朗普團隊提供希拉里負面情報等信息。

史迪尼在會議中告訴美國特工，他受僱於福森公司，收集有關特朗普的信息，包括特朗普與克里姆林宮的關係，和在俄羅斯的各種商業交易。史迪尼還說，福森公司的上頭老闆是一家律師事務所，他的最終客戶是力挺克林頓的「高級民主黨人」。

值得關注的是，會議記錄中提到「HC」知道《史迪尼檔案》。

雖然美國特工沒有回憶起史迪尼是否明確表示「HC」指的是希拉里，但在上下文中，他想不出還有誰可以用「HC」這個代稱。

德拉姆在「史迪尼」章節的開頭提到，其實史迪尼與FBI關係不淺，他從2010年開始向FBI提供各種信息，包括俄羅斯寡頭和國際足球賽的腐敗案，並在2013年登記成為FBI線人。

不過史迪尼在2016年11月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了線人身份，被FBI取消了登記。但FBI仍通過前美國司法部官員布魯士‧奧爾（Bruce Ohr）作為中介，繼續接收史迪尼的情報。

美國特工表示，起初他對史迪尼的報告感到難以置信，他知道史迪尼非常反感俄羅斯和克林姆林宮的對外威脅，他也知道史迪尼認為特朗普入主白宮對全球構成問題。

這位美國特工在國會情報委員會的證詞中說，他認為史迪尼的任務是「出於政治動機」，儘管他對報告抱持懷疑，但他不能隨意忽視這些指控，是鑑於和史迪尼過去的合作，他對史迪尼有信心。

FBI內部質疑《史迪尼檔案》真偽 遲了75天告知調查小組

2016年7月5日，這位特工與史迪尼會面後，很快聯繫了FBI紐約外務辦公室（NYFO）。

2016年7月19日，史迪尼又給美國特工發了報告，詳細描述了特朗普競選活動外交政策顧問卡特‧佩奇（Carter Page）在2016年7月與俄羅斯能源集團「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董事長伊戈爾‧謝欽（Igor Sechin）以及俄羅斯行政機關的高級官員伊戈爾‧迪維金（Igor Divyekin）會面的談話，包括解除美國制裁，和俄羅斯擁有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獨特情報。

但FBI總部「交火颶風」行動的調查人員直到2016年9月19日才收到情報。

德拉姆表示，這是一次令人費解的FBI官僚延遲問題，從美國特工與史迪尼會面、到「交火颶風」小組收到報告已經過去75天，「FBI內部對史迪尼報告中的轟動信息延遲傳播的情況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擔憂。事實上，FBI人員對此事的回憶缺失無疑引發了一個問題，即FBI是否從一開始就對史迪尼報告的來源和可靠性有所疑慮。」

「FBI從史迪尼報告中提取的任何一項指控都沒有得到證實，據我們所知，這些指控在FBI提交《外國情報監察法》（FISA）申請或之後都未得到查證。」德拉姆指出，「然而交火颶風小組在收到報告的兩天後，將史迪尼報告的信息當作合理理由用在FBI對卡特‧佩奇的FISA申請中。」

德拉姆寫道，由此可知，「在收到史迪尼報告之前，FBI根本沒有足夠的合理懷疑對佩奇申請FISA。」

FBI通過《史迪尼檔案》對佩奇提出了四項指控，分別是：

1. 佩奇是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政府之間「緊密合作陰謀」的人物。
2. 據稱佩奇於2016年7月與俄羅斯能源巨頭董事長伊戈爾‧謝欽和俄羅斯總統府高級官員伊戈爾‧迪維金會面。
3. 克林頓多年來一直被克里姆林宮收集到可用於施壓的不利信息。
4. 佩奇和其他人共同策劃了讓俄羅斯向維基解密洩露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子郵件。

FBI赴羅馬談判 以一百萬美元換史迪尼證據

而史迪尼私下洩露情報給媒體，也引起FBI擔憂，例如：2016年9月23日，Yahoo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情報官員調查特朗普顧問與克里姆林宮的聯繫」的文章，詳細描述了卡特‧佩奇在2016年7月與俄羅斯能源巨頭「俄羅斯石油公司」董事長伊戈爾‧謝欽和俄羅斯總統行政機關的高級官員伊戈爾‧迪維金的會面情節。

這篇文章與史迪尼報告的信息幾乎完全一致。

報道的信息據稱來自一位「消息靈通的西方情報來源」，並獲得了一位「高級美國執法官員」的證實。根據審查，這位「西方情報來源」就是史迪尼。

隨著案件在網上炸鍋，2016年10月，FBI代理部門主管和司法部官員布魯士‧奧爾與史迪尼在意大利羅馬悄悄會面。

在這次會議中，他們向史迪尼開出了超過100萬美元的賞金，希望他拿出證據證明報告中指控的證據，他們還警告史迪尼，必須與FBI建立獨家的情報關係，因為FBI得知他事前通過認識的國務院官員向國務院提供了報告，而該名官員又將報告提交給時任美國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盧嵐（Victoria Nuland），她是前國務卿希拉里的知己之一。

眼瞅著被媒體封為「真人版占士邦」、「履歷豐富」的前英國特工史迪尼拿不出證據，FBI一直沒有就這份《史迪尼檔案》給出下文。

《史迪尼檔案》的主要消息來源：伊戈爾‧丹琴科

雖然史迪尼沒有在羅馬會議上透露誰是他的線人，但FBI在2016年12月底確定，居住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俄羅斯裔公民伊戈爾‧丹琴科（Igor Danchenko）是史迪尼的主要副消息來源。FBI對他並不陌生，他曾因為對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提及「金錢換機密信息」的言論被調查。

在這次調查中，調查人員訪問了丹琴科的前主管，他形容丹琴科是一個「自誇的人……沒有很高的可信度，並且喜歡誇大自己與克里姆林宮的聯繫」。這一評論讓《史迪尼檔案》的可信度再受打擊。

丹琴科於2005年到2010年在華盛頓特區的布魯金斯學會擔任分析師，專門關注俄羅斯和歐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問題。他在2010年，因同事介紹認識史迪尼。

2011年，史迪尼聘請丹琴科作為他倫敦的公司「奧比斯商業情報」的合同工。在奧比斯的工作中，丹琴科主要做俄羅斯和歐亞的商業風險評估和地緣政治分析。

從2016年6月開始，史迪尼主要通過丹琴科提供的信息開始編輯和撰寫史迪尼報告，其中包括特朗普與俄羅斯之間非法聯繫的未經證實的指控。

德拉姆寫道，「從2017年1月到2020年10月，為了確定史迪尼報告中具體信息的真假，FBI多次對丹琴科進行了訪談，涉及的問題包括他向史迪尼提供的指控，這些指控最終構成了史迪尼報告的核心。」

訪談期間，儘管丹琴科過去的反間諜調查還未解決，但FBI仍招募他成為有償合作人（CHS）。如果招募成功，FBI計劃利用丹琴科的信息來證實史迪尼報告中對當選總統特朗普的損害性指控。丹琴科在整個訪問過程中都有律師陪同。

然而「在這些廣泛的訪談中，丹琴科無法為史迪尼報告中的指控提供證據。事實上，丹琴科聲稱他向史迪尼提供的關於麗思卡爾頓酒店的指控只是『謠言和猜測』，他為史迪尼收集的大部份信息都是與他社交圈中的人隨意交談的結果，包括在佩奇FISA申請中使用的史迪尼報告內容。」

在2017年9月接受FBI訪問時，史迪尼指出，報告中涉及（俄羅斯總統行政辦公室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的信息來自他主要副來源（丹琴科）的「朋友的朋友」，而他的主要副來源（丹琴科）在前往俄羅斯時會與（俄羅斯總統行政辦公室副新聞秘書）帕夫洛夫喝酒。

然而正如報告詳細討論的，辦公室找不到任何信息表明丹琴科與帕夫洛夫有聯繫。

一位線人的自白：查理斯‧多蘭

《史蒂爾檔案》中指稱，特朗普2013年下榻莫斯科麗思卡爾頓酒店時，曾招妓表演在床上撒尿，嬉鬧經過被俄羅斯情報官員偷錄存檔——這段纏鬥特朗普多年的醜聞，終於被德拉姆證實由克林頓盟友、史迪尼和丹琴科的線人查理斯‧多蘭（Charles Dolan）謠傳散播。

查理斯‧多蘭是一位公共關係專業人士，他在2016年受僱於華盛頓特區的公共關係公司kglobal。他還擔任過民主黨州長協會的執行主任、前總統克林頓1992年和1996年的總統競選活動中的維珍尼亞州主席，以及希拉里2008年總統競選活動的顧問。

此外，從1997年開始，克林頓總統任命多蘭擔任國務院的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副會長長達八年。

作為一名公共關係專業人士，多蘭的職業生涯中與許多歐亞客戶進行互動，尤其關注俄羅斯。例如，從大約1999年到2004—2005年，多蘭在全球公共關係公司凱旋公司（Ketchum Inc.）工作，協助該公司代表俄羅斯聯邦。

在俄羅斯聯邦帳戶上，多蘭的部份責任包括監控美國智庫的當前政策討論並向俄羅斯政府匯報。多蘭還協助了2006年至2008年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的高峰會的媒體諮詢和新聞運作。
作為凱旋公關公司俄羅斯聯邦團隊的高級成員，多蘭經常與俄羅斯政府官員交往，包括俄羅斯總統行政辦公室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和副新聞秘書亞歷克斯‧帕夫洛夫。佩斯科夫常被媒體報道為普京的「右腕」。

此外，多蘭與謝爾蓋‧基斯利亞克（Sergei Kislyak）和米哈伊爾‧卡盧金（Mikhail Kalugin）保持著聯繫。基斯利亞克曾於2008年至2017年擔任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卡盧金則在2010年至2016年期間擔任俄羅斯大使館經濟組的負責人。基斯利亞克和卡盧金也在史迪尼報告中佔有重要地位。

多蘭籌劃麗思卡爾頓酒店性醜聞

時間回到2015年初，一位與多蘭熟識的「華盛頓特區律師1」告知多蘭，他計劃在2016年10月在莫斯科舉辦一場商業會議。

這場名為「克里姆林宮內幕」（Inside the Kremlin）的會議由青年企業家組織（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縮寫為YPO）贊助，旨在向國際高級商業執行官介紹俄羅斯的潛在投資機會。為此，YPO會議將邀請能夠提供有關俄羅斯聯邦經濟、政治、外交和文化方面見解的人士，而活動地點就在莫斯科的麗思卡爾頓酒店舉行。

「華盛頓特區律師1」邀請多蘭參加YPO會議，因為多蘭可以接觸到俄羅斯政府高級官員，並能夠對即將到來的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提供分析。

在2016年4月，多蘭要求丹琴科協助處理YPO會議事宜，丹琴科同意了。多蘭認為丹琴科的語言能力和他號稱在俄羅斯政府的聯繫有益於會議。

多蘭曾在一封郵件上這麼描述丹琴科：

「星期一晚上，我將飛往莫斯科，並會見一個俄羅斯人（丹琴科），他和我一起在幾個項目上工作。他為一群前英國軍情六處人員工作，為企業提供情報。把你的問題給我，我會轉交給伊戈爾（丹琴科）。他欠我的，因為他的簽證被耽擱了，我會找大使說幾句話。」

多蘭表示，「他（丹琴科）太年輕了不適合KGB（克格勃，前蘇聯情報機構）。但我認為他曾在聯邦安全局（俄羅斯的主要安全機構）工作過。因為他告訴我他在伊朗待了兩年。我第一次見他時，他了解得比我還多。」

多蘭事後告訴檢察官，他在談論丹琴科與俄羅斯情報機構的關聯時是在「推測」，他的言辭是「半開玩笑、半認真的」。

2016年6月14日，多蘭和丹琴科在莫斯科一家餐廳共進午餐，後來丹琴科在Facebook上發布了一張他們在克里姆林宮前的合照。根據多蘭的說法，丹琴科沒有參加麗思卡爾頓酒店的任何活動。

然而多蘭在2016年6月15日向莫斯科一位熟人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寫道：「我在俄羅斯制定計劃，以應對這個瘋子（特朗普）當選的情況。」

在莫斯科期間，多蘭和「華盛頓特區律師1」參加了三個活動：（i）與麗思卡爾頓酒店的德國籍總經理和至少一名女性酒店工作人員的會議，討論YPO會議的物流事宜；（ii）與總經理及三名協助籌備YPO會議的酒店工作人員的午餐；（iii）對酒店進行參觀。

如下文詳細討論的，該總經理和其他酒店工作人員也出現在《史迪尼檔案》中。

還原特朗普麗思卡爾頓酒店買春案始末

2016年6月17日，丹琴科從莫斯科飛往倫敦，並在隔天與史迪尼會面。

三天後，《史迪尼檔案》出現了一項指控，描述特朗普疑似在莫斯科麗思卡爾頓酒店作客時參與淫穢性活動，部份指控說：

根據消息來源D，特朗普在莫斯科的（變態）行為包括租用酒店的總統套房，他知道奧巴馬總統和夫人（他討厭的人）曾在訪俄期間入住該套房，他僱了幾名妓女在他面前表演「金色淋浴」（小便）節目，玷污他們睡過的床。

《史迪尼檔案》寫道，「眾所周知，這家酒店受到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的控制，所有主要房間都安裝了麥克風和隱藏錄像頭，用於錄製他們想要的任何內容。」

檔案寫道，「上述關於特朗普在麗思卡爾頓酒店的事件已經得到消息來源E的證實。E是該酒店的一名高級（西方）員工，他表示當時他和其他員工都知道這件事，並且後來也得到證實。他相信這件事發生在2013年。」

德拉姆在報告中寫道，多蘭6月在莫斯科的活動與《史迪尼檔案》多處描述相關，例如，在麗思卡爾頓酒店期間，多蘭（1）參觀了酒店，可能包括總統套房，以及（2）與酒店的高級西方員工——通常指總經理——和其他員工會面。

值得注意的是，一名證人接受特別檢察官的訪問時，回憶起曾經和多蘭參觀過酒店的總統套房，在參觀期間，一位酒店員工告訴他們特朗普曾是總統套房的客人，但沒有提到任何性或猥褻活動。

然而，多蘭在接受特別檢察官的訪問時，對於參觀麗思卡爾頓酒店總統套房的回憶有出入，且在訪談中不斷變化。多蘭表示，他有可能告訴過丹琴科有關總統套房和特朗普的事情，但他從未告訴丹琴科任何猥褻性活動。

特別檢察官還訪問了當時麗思卡爾頓莫斯科酒店的總經理。這位總經理是一位不會說俄語的德國公民，在《史迪尼檔案》中被描述為酒店的「高級員工」，該總經理認不出特別檢察官出示的丹琴科照片。

同時，該總經理也否認在媒體報道之前、得知特朗普在麗思卡爾頓的案件，他堅決否認從丹琴科或其他人那裏聽到過。德拉姆認為，這位酒店經理聲稱從未與丹琴科見面的陳述是可信的，尤其是考慮到他談吐得體、思路清晰，以及對自己的回憶很自信。

根據莫斯科麗思卡爾頓酒店的房客登記記錄，特朗普在2013年住過這家酒店，但沒有住總統套房。

《德拉姆報告》寫道，經過多次查證與訪談，「多蘭很可能是史迪尼報告中大部份麗思卡爾頓酒店情報的實際來源。」

而訪談結果顯示特朗普在莫斯科麗思卡爾頓酒店的性案件如羅生門，但從史迪尼拿不出證據的情況看，空穴來風，憑空捏造不實的比例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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