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香港，曾經標榜有一套自由放任，無需政府干預的經濟政策。長期以來，香港都被美國的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的前列。直到近兩年《國安法》實施後，香港不再獲得排名。

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之前，撐起香港經濟的主要環節是來料加工的輕工業，到70年代就搭上了電子產業的快車，利用人口高度密集、勞工供應充裕、市民基本上勤奮這些優勢，令經濟乘時起飛。這些主要都是香港本地人口及本地勞工的努力成果。而在殖民地時代建立起來的合理公共行政及社會體系，也是重要的因素。

六七暴動被平息之後，眼見左派不能再興風作浪，殖民地政府重拾了推動香港發展的積極性及動力。70年代初期，政府的經濟政策觀念改稱為「積極不干預主義」，意味着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及促進經濟轉型上有一定的角色，特別是在教育及人力發展上要有所作為，但香港政府一直無需推行甚麼吸引人才的計劃。

香港自然而然的，順着時勢、順着本身的條件、憑着本地人的努力，成為一個國際城市，成為一個在遠東區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主要也不是靠大規模的、政策性地引入甚麼海外專才。

就算在80年代之後，香港前途問題浮現，面對過兩波的移民潮，殖民地政府都不曾需要推出過甚麼吸引專才的計劃。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洶湧的移民潮令人憂慮，很多在當時經濟結構舉足輕重的專業人才流失。當時的港督衛奕信爵士，也只是推出以基礎建設為主的「玫瑰園計劃」，並加快提升大學招生比率，把兩所理工學院及幾間被認可的大專院校逐步升格為大學，提供更多資助的大學學位，也鼓勵學院發展新的、更高階的課程，培養更多因應高階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的人才。

事實上，能否吸引人才，主要還是看社會整體各方面情況的配合。政府沒有大規模的引入海外專才，不代表香港沒有海外專才，但這些海外專才都是因應香港本地經濟發展的實質情況，由看到有相關的經濟機會及業務需要的僱主，或者需要這些專才的企業自行引進的。只要不損害本地人的優先就業機會，香港政府的政策也一直是中門大開。很多國際銀行、跨國企業、海外機構，在香港未有相關人手的時候，都是以他們本身的招聘條件，把一些具有專門知識的海外人才帶來香港的。

對於這一類來到香港找機會、或者直接移居香港的高端人口，前提首先是這裏有足夠的發展機會及合理的生活安排。很多選擇長期留在香港工作、生活、甚至把家人都帶過來香港的海外專才，香港在生活環境各方面都顯然不及其它地方優勝，但香港的自由、香港的多元、香港的法治，香港能提供的機會，都足以把他們吸引過來，令他們選擇留下來。

至於本地訓練出來的人才，隨着香港大專教育的普及也越來越多，只要他們能夠找到合適的機會，只要香港仍然是一個足以讓他們感到可以安身立命，有機會長遠發展的地方，不會有很多人選擇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遠離自己的親朋，放棄自己的根，把自己建立的基礎拋下，離鄉別井去到另一個要從頭開始的地方生活。這解釋了為何從1995年第二波移民潮冷卻下來之後，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後一直到2019年之前，香港基本上沒有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移民海外數字也持續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

至於對於大陸的人口，香港長期都有一種吸引力。除了是香港的經濟機會及生活水平較大陸高之外，主要是香港的社會較國內自由，政治較為穩定、管治較合理、沒有那麼威權、法治與人權保障都明顯較好。對於真正的人才而言，這些才是最主要的吸引力所在。有選擇的真正人才，難道會甘心放棄很多他們原本有機會得到的自由與個人自主空間嗎？

因此，當中國大陸能夠提供更好的發展前景，中國大陸的門戶更開放，大陸政治氣氛更寬鬆的時候，香港對大陸人才的吸引力便會相對降低。

董建華當特首的年代，香港便開始容許來港讀書的大陸年輕人有較長的居留期間可以在香港找工作，滿足了居留年期之後，就可以取得香港的身份證。但到了大概十多年前，即是胡錦濤、溫家寶當政，至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第一屆任期之內的這段時間，香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優勢，似乎正在慢慢降低。這個趨勢是很清楚的，很多在香港從事大專教育的朋友都清楚知道，很多從大陸過來進修的學生在畢業之後，都不再特別稀罕那張香港身份證。這一段期時間，越來越多在香港各所大學畢業的大陸年輕人，情願選擇返回大陸找機會。

一方面是中國大陸能夠提供比以往更多的機會；一段期間內，大陸的政治也沒有近幾年那麼威權及蠻不講理；在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的情況下，發展空間及可能性也比香港更廣闊，香港對國內人才的吸引力就下降。這說明了一個道理，只要持續保持社會開放，政治上較為合理，「社會聯繫」始終都是各類型人才在作出移居選擇時不會不考慮的機會成本。

直至推行所謂《國家安全法》之前，香港始終是一個政治及社會較為穩定的地方，又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個承諾，對自由、民主、人權都有較合理的保障。香港對國內的人才，顯然是有一定吸引力的。而當香港在政治上的保障、民主發展、自由人權的保證，都慢慢受到侵蝕，與中國大陸的差距正在收窄的情況下，香港對國內專才的吸引力自然也會下跌。

如果對大陸專才及年輕精英都是這樣，顯然就是香港的內部條件正在變壞，香港的相對優勢正在流失。這與特區成立之後，各種管治問題逐漸浮現，一國兩制相關的承諾也慢慢被北京當局侵蝕有關。

現在香港面對的人才流失問題，及對海外人才吸引力下跌的問題，並非表示中國變得更好，只是香港變得比以前差。

最近短短4年之間，香港流失了200,000本地勞動力，而且絕大部份都是教育水平較高，很多都具有各種專業資格的本地精英。另一方面，香港也流失了很多海外高端的僱員。很多由海外投資機構引入的不同行業專才，在過去幾年都隨着海外資金的移走，或者個人的選擇而離開了香港。很多原本由海外高薪僱員租用的優質物業，已經找不到租客。原本主要由跨國企業租用的甲級寫字樓，也出現了空前的15%空置率。香港正在面對一個人財兩空的局面，究竟是孰令致之？

講得清楚一點，香港今天面對的人才問題是本地精英海外專才都紛紛選擇放棄香港，因為香港已不是以前的那個香港。今天的香港社會，對本地人才，對海外的專才的吸引力，已經逐步喪失。這顯然也是《國安法》的推行，及北京當局破壞一國兩制所造成的惡果。

今天的這個特區政府，似乎以為因為國內經濟情況變壞，令香港近年演變出來的劣勢相對於中國大陸似乎又重新變得有點優勢了，於是想出了一個所謂「高才通」方案，意圖填補流失了的本地精英及海外專才。但這足以重建香港的發展機遇，重拾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及國際城市的地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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