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篇文章說到康生晚年因自我命運無法把握，心生恐懼，精神大受刺激，可能患上了焦慮症。其實，在極權社會生活的人，只要有思想，都會有程度不等的恐懼感，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心理疾病。因為在毛澤東時代，恐怖就是一種常態。就我個人一生的經歷來說，最恐怖的是毛澤東時代，最令人畏懼的是文革初的紅色恐怖，這種恐怖會關閉人類正常的情緒反應機制，把人變成情緒為零的行走殭屍。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代表宋彬彬，戴上宋獻給他的紅衛兵袖章，毛問她姓名，知道是文質彬彬的彬彬後說，「要武嘛。」宋彬彬遂改名宋要武。
在818之前，紅衛兵已在北京開始暴力批鬥老師。但在偉大領袖「要武」的一聲號令下，北京暴力批鬥老師很快就發展成可與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納粹德國的恐怖水晶之夜較高下的「紅八月恐怖」。在短短一個月間，北京有兩萬七千多人被紅色兵打死或迫害致死，其中包括宋要武所在學校的女校長卞仲耘、著名作家老舍、新月派詩人陳夢家等。北京郊區的大興縣還發生對地富份子黑五類「斬草除根」，連耄耋老人和襁褓中嬰兒也不放過的大屠殺。
很快，這股腥風血雨吹往全國，也吹到了我的家鄉成都。那時我是成都一中的高中二年級學生。已放了暑假，但接到通知，說所有同學都必須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最初是破四舊，暴力程度較小，把春熙路改名反帝路、給老師刷大字報之類，但暴力隨即失控，越演越烈，然後打老師、抄家、批鬥地富份子、押人遊街，全城籠罩著令人窒息的恐怖。我就讀的成都一中校長也遭到毒打，這個校長姓鄧，是位女士，被剃了陰陽頭，在全校批鬥會上，她跪在台上接受百般凌辱之時，被一個發言聲討的初中女生（軍幹子女，父親是西藏軍區幹部）一腳從台上踢下台，然後再被一群紅衛兵湧上來暴打，打得不成人形，最後在全場聲震如雷的「打倒鄧XX」口號中，拖出會場，丟進一個小黑屋監禁。當時我身處現場，就在台下，鄧校長就是從我面前拖走。這是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地親眼目睹文革恐怖暴力，連續幾晚我一直在做惡夢，甚至從夢中驚醒。而白天，還得硬著頭皮回學校，恐懼感在我內心積壓。
那時，每天左鄰右舍都有人被抄家批鬥，有天我家路口擺上了一張八仙桌，桌上站著一位低頭彎腰的白髮老人，說是軍閥劉文輝姪兒劉元璋的管家，被抄家後正在罰站，據說已罰站了好幾個小時。大家默默地圍著觀看。我身邊有位鄰居看了不忍，悄悄低聲一句，「這麼老了，何必啦。」即被旁邊一人低聲警告說，「這話說不得。」那個鄰居一臉驚恐，趕緊離開現場。
那時自殺的人很多，我住在御河旁，每天上學放學都要沿著御河走好一段路，多次碰見有人跳河自殺。有一天到學校途中，見一個投河而死的男子被打撈上來，像一灘爛泥樣拋在岸邊，他頭髮散亂著，深色的棉襖滴著水，臉泡得發白發脹，還纏著兩根綠陰陰的水草。一大堆人沉默地圍著看，沒有任何人發出任何聲音，就默默地看，但那是一種令人發怵不可言喻的靜默。我擠進去一看，即感覺一股無名寒意從腳下冒起，嚇得馬上退出人群，和一位同學一聲不響地朝學校而去，一直默默無聲地走著，一路上沒有任何交談。而頭腦中卻一直縈繞著那個淹死男子發白發漲的臉。而這個恐怖記憶也和鄧校長被暴打的場面永久定格在1966年夏末秋初那個時刻。
當時紅色恐怖籠罩全城，你看到無數肆虐的暴力，但你聽不到受害者的哭聲。記得我移民香港後，與一位香港出生長大的朋友講起這個現象，他很驚訝，說中國大陸文革時期如何恐怖他聽說過，一直以為恐怖現場一定有受害者痛苦的嚎啕大哭聲，沒想到竟然哭聲都沒有。他最後補充了一句，「這才是真的恐怖！」
人在遭遇異常時大聲哭喊實際是一種情緒的發洩，可以緩解心理的恐懼和痛苦，所以兒童一出事就大哭不止是正常的心理反應。但恐怖得不敢哭，人類正常的情感被關閉掉，無異一具行屍走肉。後來我看殭屍科幻片，就忍不住想，在那個時代，我一度何嘗不是一具殭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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