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國家安全部門突擊檢查了國際盡職調查公司凱盛融英（Capvision）中國多地辦公室，這是在對美國盡職調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和諮詢公司貝恩公司（Bain & Company）打擊之後，中共當局又一個新動作。
這些外國諮詢調查公司，從胡錦濤時期就已經開始在中國營運，已經持續多年。專家認為，如今習當局突然進行打壓，將政權安全置於經濟發展之上，與之前為恢復中國經濟的努力背道而馳，最終可能會對外國投資產生寒蟬效應，自毀中國經濟。
為外企「吹暖風」的高官 統統消失不見
最近一段時間，中共打擊外企的勢頭波及到國外盡職調查公司，今年3月，中共警方突擊搜查了美思明智集團北京辦事處，逮捕了5名中國員工。4月份貝恩公司表示，中共當局曾到其上海辦事處檢查。緊接著5月份凱盛融英多地辦公室被搜查，
比較罕見的是，這波對外企的打壓，之前為外企「吹暖風」的主管經濟高級官員，統統消失不見，至今沒有一個出來公開安撫的。
在今年4月底的政治局經濟會議，中共當局還要求「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大吸引外資」，而之前的3月份，中共經濟官員頻頻對外企示好。
比如，3月27日李強對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外國與會者說，「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全球體系。」「無論全球環境如何變化，中國（中共）都將堅定不移地堅持對外開放。」
同日，李強還會晤了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李強保證，儘管地緣政治發生變化，中國將繼續開放並提供頂級的商業環境。
與此同時，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4天見了包括蘋果CEO庫克等11個外企高管，表態歡迎外資企業繼續在華投資、紮根中國，願為外企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服務。王文濤還說，「外國公司不是客人，而是家人。」
李強、王文濤等主管經濟官員的缺場，證明了在經濟與安全的權衡上，習當局已經選擇了安全。
台灣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告訴大紀元，「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全已經是習近平的核心價值，因為太過核心，即使是以財經為主的官員，恐怕也不太敢表示甚麼太多的意見。」
「前一陣子，在習的指示之下（中共）開始對台灣貿易壁壘進行調查，台灣有很多禁止中國進口的項目。」邱俊榮說，「這些都不是短時間的，甚至都超過十幾二十年了。就是說，過去經營得好的，或者是在軌道上運作的，在習的標準裏面，可能不見得是這回事兒。」
邱俊榮認為，習近平有疑心病，害怕他當初怎麼樣去對別人做的做法，反過來西方國家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他。他寧可捍衛經濟安全，也不要去做任何的冒險，很多中國企業的會計審計作業，他不希望西方插手。他非常擔心在這個過程裏面資料一旦外泄，就傷害到中國經濟的安全，當然也就傷害到他的統治。
獨立政經學者、《旭光時評》主持人鄭旭光對大紀元表示，2020年就開始就對這些調查公司進行調查，由原來的工商局，現在叫市場監督局，由幾個常規的部門來搞的，最後習近平不滿意，讓國安部來搞。
「以前是市場合規問題，現在是國家安全的問題，性質是不一樣的。當跟國家安全掛上鉤的時候，李強他們就無話可說了。李強本來就是大秘，他只能順著走，就跟當年的那個上海封城一樣。」鄭旭光說。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對大紀元表示，這些外國企業是服務性企業，市場就在中國，必須要留在中國，不像一些生產性企業可以把工廠搬出中國。處罰它們相對來安全，不需要特意去對它們進行招商引資。
「其實也是對這些企業的一個警告，要求他們站隊。」黃大衛說。
《反間諜法》出台 習當局槍口對準國外諮詢業
這波打擊外企的槍口對準國外諮詢行業，與今年4月中共新修訂《反間諜法》相關，該草案中擴大了國安人員的職權，對疑似間諜人員可以「查閱調取數據、傳喚、查詢財產信息」，包括「所有涉及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材料和物品」，都成為《反間諜法》的範圍。
特別是對凱盛融英的搜查，直接與反間諜和國家安全運動聯繫起來，這讓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的法律風險正在大大增加，進一步驚嚇了外國企業，特別是國外諮詢業已經步入一個十字路口。
一位國際集團的顧問告訴《金融時報》說，警方的「訪問」和調查並不罕見，而且往往與特定客戶或項目有關。但現在「有點可怕」的是新的《反間諜法》，其廣泛的範圍將允許當局將該法應用於幾乎任何領域。
新修訂《反間諜法》禁止「與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合作」，特別令人不安的是對「代理人」的廣泛定義，這可能使中共在防止外國網絡間諜活動的幌子下，獲得敏感的公司數據或商業機密。
鄭旭光說，「現在按照《反間諜法》來講，可能很多是歸到間諜行為了，《反間諜法》擴充了間諜行為的定義，過去獲取所謂國家機密級的文件，這是間諜行為。現在是有礙國家安全的就叫間諜行為，這是很武斷的一個定義，不是一個很明確的界線。國家安全是個框，甚麼都能往裏裝。他認為你搜集的行業調查，都屬於經濟安全，你調查官場背景，都是國家安全。」
黃大衛表示，「這個法律賦予了（中共）當局跟權力部門很大的調查權，具體情況未必很透明，這些（外國）公司未來在中國的業務可能更加小心，但不等於他們失去業務，只是說他們要獲取資訊的難度，呈幾何級的增加。」
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公司的一般業務，包括投資者對目標公司的營運資質、業務現狀、股東與高管背景、負面記錄等進行調查，還包括對上市公司的核查。
盡職調查對於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至關重要，隨著中共當局與美國進行貿易和科技戰，美國在新疆和香港的人權等問題對中國公司的制裁，拜登即將發布的限制對華投資行政命令等等，盡職調查合規性工作正變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危險。
對於外國公司來說，突擊檢查這些盡職調查公司，威脅到他們通過顧問或自己的員工進行的盡職調查，阻礙了他們的投資能力。
中國的調查也讓整個商業界感到寒意，一些人說不清楚紅線在哪裏，迫使他們重新思考如何工作。上海一家風險諮詢公司的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顯然，這是迄今為止最明確的信號，打擊的目標是更廣泛的行業。」
一位調查員說，那些認為只有風險較大的工作才會招致麻煩的人，對貝恩案感到驚訝。「如果它能打擊貝恩，它就能打擊任何人。」
即使在正常情況下，盡職調查在中國也存在風險。中共的安全機構包括國家安全部，歷來與這些盡職調查公司保持密切關注。
「不斷與該行業接觸」，一位高管對《金融時報》說，「我們稱他們為『黑衣人』。」
在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領導下，盡職調查公司尚有足夠的運作空間，而且當局理解這類公司對外國投資者的重要性。
這位高管說：「在習近平上台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有一種默契，他們知道我們在做甚麼，但他們也知道間諜公司是金錢的守門人。」
這種互利關係的感覺已經消失了，對於盡職調查公司和其客戶而言，信息的更嚴格規定，如反間諜法，以及對行業參與者的非正式溝通，正在急劇地縮小他們在中國的運作空間。
邱俊榮分析說，「在胡錦濤時期的對外資相對溫和甚至鼓勵的做法，是完全不符合習的核心思想的。當然在習的前十年的執政裏頭，他可能權勢還不是很穩固，必須要去對經濟現象做某種程度的妥協。但是他現在到了第三任的任期，權力已經掌握在手上了，所以任何去違反他的核心價值的事情，他都必須要去出手干預。」
鄭旭光表示，在過去很多事情並不界定為國家安全，可以叫做灰色領域。比如前一段時間，要大搞經濟的時候，海南政府說的，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判就不判。現在所謂國家安全就是政權安全，政權安全就是共產黨能不能統治下去，習近平的江山能不能做下去。
顧問和投資者們說，這可能與政府為恢復中國經濟中活力而做出的努力背道而馳。最終，如果中共政府打擊力度過大，可能會對外國投資產生寒蟬效應。
阻礙美國《維吾爾族強迫勞動預防法》執法
對美思明智集團的搜查，涉及到中共當局對美國實施的《維吾爾族強迫勞動預防法》（UFLPA）的報復。
《金融時報》引用兩位消息人士說，中共政府對美思明智集團採取了行動，因為該公司為新疆的供應鏈審計提供了一些未開發的業務。
美國的制裁創造了對供應鏈審查的大量需求，一位熟悉盡職調查的人士對《金融時報》說：「但北京方面告訴我們，不要觸及（新疆供應鏈審計）這項業務。」
由於《維吾爾族強迫勞動預防法》（UFLPA）等立法，要求在美國開展業務的公司證明其供應鏈不包含由維族製造的商品等，對於同時在美國和中國開展業務的公司而言，合規要求變得更加複雜。
《連線中國》（The wire china）報道說，北京將與新疆有關的調查視為越過紅線，並打擊了幫助進行這些調查的國內公司。「公司已經逐漸接受在中國進行與UFLPA相關的調查是不可能的。」華盛頓特區律師事務所Miller and Chevalier專門從事公司合規事務的律師維珍尼亞·紐曼（Virginia Newman）說。
隨著中國公開資料的空間不斷縮小，外國企業最終擔心的是，可能會出現這樣一個時刻，即企業無法再履行盡職調查和供應鏈審計的義務，因為中共的越來越拒絕分享關鍵信息。
鄭旭光表示，「企業要自證清白，要證明他原材料裏沒有新疆的強制勞動的產品等等，最後企業怕麻煩可能就退出這些業務了，美國現在制定對中國的投資限制，有些領域美國企業不能投，你不知道你想投資的這家公司是不是介入了這種業務，所以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中國業務不要碰就好了。」
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森馬文（James Zimmerman）告訴《華盛頓郵報》說，由於中美關係已經基本見底，美國商界必然會看到高度政治化的執法活動上升，這確實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
中共自毀經濟
這些對外國諮詢調查公司的打壓表明，中共對自己的政權安全超越其它一切，這讓外資對中國市場更加反感，最終其實是自毀中國經濟。
最近，中共以網絡安全為由宣布，禁止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商購買美國存儲晶片製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晶片，中共的短視行為，只會傷到自己。
邱俊榮表示，中國過去這些年的出口，很大一部份是外資企業貢獻。外資開始撤離之後，過去接的訂單現在當然都外移了。在這種嚴厲的管制措施之下，可以想像外資企業根本就沒有辦法放心在中國投資經營。從結構上來講，失去了外資企業的支持，對中國未來無論是在出口，或者是投資，或者是就業方面的傷害，看起來是會越來越大。
「更長遠的看，譬如技術的取得，人才的互相培養，或新產品的標準的制定上面，看起來中國就會慢慢地跟西方世界脫鉤，但是它如果又沒有辦法去主導全世界先進的科技或標準的話，中國經濟會逐漸下滑，離全球越來越遠。」邱俊榮說。
黃大衛認為，現在歐洲跟美國基本上意見統一，就是提出一個叫去風險的概念，例如知識產權的保護、人權、合規合法、產業壟斷等各方面，歐美都會進行一個非常強烈的要求，跟過去可能是談判不同，現在就是直接作為一個充份且必要的條件。
「這種去風險在未來的三到五年，會對整個中國的出口生意會影響比較大。整體的外貿形勢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轉變，過去是以歐美為主，超過70%的比重，未來可能就是比重會降到50%左右，另外50%的話就可能是對一些亞非拉國家、俄羅斯，整個結果會改變。」黃大衛說。
5月20日，七大工業國集團（G7）發布廣島峰會聯合聲明，在對華立場上達成共識，雖然不尋求脫鉤，但必須去風險，把供應鏈多元化，避免過度依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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