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鄒幸彤女士就「支聯會拒交資料案」在法庭的自辯，這是我近年來讀到最精彩、最慷慨、也最雄辯的自辯文。鄒幸彤不愧為律師，她從不同角度反駁政府的指控，以事實為根據，以嚴密的邏輯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主控官直逼到牆腳，置法官於無地自容之地。
支聯會在一次數百萬元的籌款中，收到一筆來自「民主中國陣線日本分部」兩萬元「咁大把」的捐款，作為支聯會六四紀念館擴館工程的眾籌。政府根據這兩萬元捐款，再加上支聯會與該「民主中國陣線日本分部」都係因為六四而成立，再加上二者之間有相同目標，憑此三點，即宣告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
也就是說，因為支聯會收了這兩萬元，便成為「民主中國陣線日本分部」的代理人，這是正常人邏輯的推斷嗎？當然不是，這是「中共邏輯」的推斷。
控方的理據荒謬至極。其一，兩萬元就想讓香港支聯會當它的「代理人」，捐款者有那麼大的想頭嗎？控方至少應該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對方曾指令支聯會做一些事，而支聯會也遵旨辦理，這才有資格成為對方的代理人；其二，全世界有多少民間團體以「平反六四」為訴求，如果僅僅因為訴求相同，就成為其它團體的代理人，那支聯會豈不是「好唔得閒」？其三，全世界反對專制獨裁的團體數之不盡，僅僅因為目標相同，就要成為各種不同政治團體的代理人，那支聯會如何運作？
支聯會是百分之百香港市民的組織，由二百多個民間團體組合而成，會員大會是最高決策機構，日常運作由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常委會負責，其創會宗旨便是因六四而起的、對大陸民主運動的支持。支聯會每年活動經費動輒七八百萬元，已活躍了三十多年，其間舉辦無數活動，每年六四集會與示威遊行，都得到廣大市民包括遊客在內的捐款，區區二萬元捐款就使支聯會變身為它的「代理人」，香港法庭已經淪落至此？
鄒幸彤詳述支聯會的架構、歷史、規模與決策機制，指斥強加「外國代理人」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是枉顧事實與常理，違背思維邏輯的野蠻行徑。
鄒幸彤尖銳指出：「這個邏輯似乎係只要將所有嘢歸罪比外國勢力，就可以抹殺任何訴求的正當性，可以蓋過六四屠城的罪行，妖魔化追求民主的聲音。」
鄒幸彤以無可辨駁的證據，證明警方鄧炳強與左媒早在案情正式審理之前，便未審先判地將罪名強加到支聯會頭上，「外國代理人」這項罪名，根本是為支聯會「度身訂做」。先有這個罪名，再去找證據，結果絞盡腦汁，也只找到區區二萬元勉強可用，只好「夾硬嚟」。
鄒幸彤指出，「合作並非從屬」，即是不同團體有聯繫有合作，並不等於要聽命於對方，不等於要由對方發號司令來開展活動，因此也絕對不是任何人的「代理人」，更不必說是「外國代理人」了。一個孩子吃了另一個孩子一顆糖，不會因此就叫他爸爸，這都是常識，可惜在中共與港共的邏輯裡，一顆糖是有充份理由變成「爸爸」的。
以一間「三唔識七」的團體（鄒幸彤以證據說明事實上與日本捐款者沒有一絲一毫聯繫），一筆微不足道的捐款，裁贓支聯會，硬套一項「外國代理人」的罪名，以此置支聯會於死地，這便是特區政府秉承中共意旨明火執仗想要達到的目的。
這樣的控罪與審理過程，在以往香港普通法法庭是不可能發生的，這是國安法之下的香港法庭的荒謬現象，是香港法治壽終正寢的明證。既然「外國代理人」的指控不成立，那麼支聯會拒交相關資料，便是義正詞嚴的回應。以正義立場而拒絕配合，承擔專制政府的迫害，這對鄒幸彤與支聯會諸君子來說，便是一種道義的選擇。
鄒幸彤說：「我們無法承諾天明，卻能承諾同行，直到六四真相大白，劊子手面對審判的那天。直到一黨專政終結，政治濫捕結束的那天，我們會一直堅持：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建設民主中國。」
千古道義在民間，歷史是人民寫的。今日在庭上受審的是鄒幸彤們，來日香港人將在民主法庭上，審判這些加害鄒幸彤們的政治打手。百年以下，沒有人會記得法官主控官的名字，但鄒幸彤的名字將光耀在香港的史冊。◇（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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