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稽之談!」「危言聳聽!」「於事無補!」

這些措辭是中共對COVID-19(新冠病毒)可能是從中國的實驗室意外洩漏出來的說法的回應。只要你暗示該病毒可能與中國的一個實驗室有關,你就會迅速為自己贏得「陰謀論者」的標籤。

自大流行病從中國爆發以來,至少18個月都是這種情況:中共當局不僅一再阻撓公民記者和外界調查病毒來源的努力,而且竭力掩蓋真實的死亡人數。

三年過去了,世界仍然對這場大流行病的起源一無所知,但是主流討論已經對實驗室洩漏說轉變了立場,這個曾經飽受詬病的假說已經獲得了極大的關注,以至於美國能源部最近支持聯邦調查局的評估,認為COVID-19「很可能」(likely)是實驗室洩漏的結果。

但是,對那些長期以來對武漢實驗室敲響警鐘的人來說,美國政府的行動來得太遲了。

眾議員Ronny Jackson是眾議院新冠病毒大流行問題特設小組委員會的成員,他告訴《大紀元時報》的姐妹媒體新唐人電視台(NTD),「我最想問的問題是,『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裏,他們在哪裏?』整個世界都應該挺身而出,讓中國(中共)對所發生的事情承擔經濟責任。」

言論審查

對武漢實驗室的擔憂在大流行病的初期就出現了。

當北京還在將病毒來源歸咎於中國中部城市武漢的一個海鮮市場時,《大紀元時報》就發布了一部題為「追蹤武漢新冠病毒的起源」(Tracking Down the Origin of Wuhan Coronavirus )的紀錄片,吸引了人們對武漢病毒研究所(WIV)的關注,該研究所擁有一個生物安全四級(P4)實驗室,一直致力於新冠病毒研究,而且——正如後來透露出來的那樣——正在進行可以使病毒更加致命的功能增益實驗。

該影片在不同的平台上發布後,不久就產生了數千萬的瀏覽量。

但是在美國,並不允許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核查,而是發起了一場全面的運動,對武漢實驗室在引發大流行病中可能扮演角色的討論進行審查。

Facebook(Facebook)繼而將這部紀錄片標記為「虛假」,但是事實核查人員所聲稱的一個關鍵來源並不是獨立的:一位駐新加坡的科學家,她本人曾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過,稱讚該設施的研究人員「非常有能力,工作勤奮,並且是擁有卓越記錄的優秀科學家。」

隨著該實驗室的實驗風險以及不嚴格的生物安全標準的證據被曝光,這些聲明後來受到了質疑。但是在2020年,它們足以掀起一場近乎地毯式的媒體封鎖。愛達荷州眾議員Heather Scott是一名共和黨人,也是一名生物學家,她因分享影片而遭事實核查,並被當地媒體嘲諷。

參議員Tom Cotton曾呼籲對該實驗室進行調查,《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章指責他「重複已經被推翻的新冠病毒陰謀論」。它在2021年發布了一項更正,並刪除了「陰謀論」一詞,承認這是一個不準確的描述,因為當時對新冠病毒的起源並沒有共識。

有些事情非常可疑

在西方國家對新冠病毒起源的公開討論進行封殺之際,中國正在發動一場全面的運動,以壓制人們對中共應對這一流行病的方式的批評。

執法部門訓戒了那些對病毒發出早期警報的醫生,警告他們不要「製造恐懼」。公民記者被關進監獄。中共官員和國家媒體讚揚中共領導層面對全球大流行病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是一種典範,同時利用美國反亞裔勢力的興起,將西方對中共處理疫情方式的批評說成是種族主義。

其結果是,全世界幾乎沒有質疑地附和中共的說法。

但是,對於在過去兩年一直在為《大紀元時報》撰稿,記錄美國對實驗室洩漏說壓制的Hans Mahncke來說,中共當局於2020年1月23日,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對擁有1,100多萬人口的武漢實施封城清零,當時就引起了他的強烈質疑。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我知道有些事情非常可疑」,他指出,2002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中國爆發時,北京並沒有這樣做。據官方統計,全球有數千人感染了這種疾病。

Mahncke說,「如果你要封鎖該城市,不會是針對SARS病毒做的。」他指出SARS的傳播能力相對較低,這使他確信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一定有一些額外的信息,一些數據,使他做了一些非常不尋常的事情。」

很快就有更多證據表明事情不對勁:在COVID-19熱點地區存在一個進行冠狀病毒研究的實驗室;兩名武漢大學研究人員在2020年2月6日發表的一篇簡短的論文(不久後被下線)指出,武毒所(WIV)可能是「殺手新冠病毒」的來源地;武毒所的高級病毒學家石正麗多年來一直在研究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並且早在2015年就發表了相關論文。

2017年2月23日,中國病毒學家石正麗在中國武漢的P4實驗室。(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2月23日,中國病毒學家石正麗在中國武漢的P4實驗室。(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他說,「我不得不管好自己的嘴,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公開說出來,或者說得太嚴厲,我會被社交媒體刪除。」他曾看到朋友因為實驗室洩漏說而遭到推特的審查。

「我們不能隨便到公眾場合去說這些事情,因為你馬上就會被取消推特帳戶,你會被孤立,你會在工作中遇到麻煩,你會被稱為『陰謀論者』,會有噴子和其他人騷擾你。」

2021年初,他跟隨世界衛生組織(WHO)支持的調查團到武漢進行調查,有件事讓Mahncke印象深刻:中方人員大量參與的調查小組駁斥了實驗室洩漏說,認為它「極其不可能」。

但是,在進一步了解了調查人員的背景後,Mahncke意識到,世衛組織特別工作組的美國專家Peter Daszak不僅曾與武漢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密切合作,而且在大流行病的早期,在阻止有關實驗室洩漏說的討論方面發揮了作用。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根據《資訊自由法》(FOIA)發布的內部文件顯示,Daszak與武毒所工作人員的友誼不止於此。他的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向武漢實驗室提供了數十萬美元的納稅人資金用於病毒研究,包括可能使現有病原體更加危險的「功能增益」研究。

最近卸任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一職的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該研究所曾資助「生態健康聯盟」的項目)在一組科學家提出擔心病毒可能是被設計出來的之後,於2020年2月初發起了一次電話會議,包括Daszak在內的四名電話會議參與者隨後起草了《SARS-CoV-2的近端起源》(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這篇論文通過媒體廣泛流傳,並被許多人用來把自然起源說推到主導地位。

四處碰壁

2020年1月初,當有關中國爆發病毒的報告首次出現時,免疫學家Nikolai Petrovsky正在科羅拉多的度假屋裏,以躲避澳洲家鄉的酷暑。

在武漢全面封城前大約一周,世衛組織仍在重複中共的說法,即該病毒不太可能在人際之間傳播。但是Petrovsky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武漢當地人正在發布的擔架上的屍體和中國警察焊封公寓大門的圖片。

點擊這裏可看中共政權掩蓋COVID-19疫情爆發的時間線。)

Petrovsky是弗林德斯大學專門研究疫苗開發的教授,他告訴《大紀元時報》,中共官方信息以及世衛組織將其放大的做法是「令人髮指的」。

「我立即意識到,這是一種沒有被認真對待的嚴重病毒。如果你不認真對待一種嚴重的病毒,你就會陷入災難。」

Petrovsky擱置了他的度假計劃,開始對新冠病毒的病毒序列進行超級電腦建模研究,希望能發現病毒來自哪種動物。

到了3月,該研究發現了他的團隊中沒有人想要得到的結果:與任何已確定的潛在的動物宿主相比,該病毒更適應人類細胞。

他說,「然後我們說,『嗯,這怎麼可能發生?要麼是病毒在人類中傳播了多年而沒有人知道,這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或者,SARS-CoV-2可能在實驗室的培養皿裏遇到了一個人類細胞。」

Petrovsky說,「這就像一個頓悟時刻,對我們來說,這是對我們已經確認的發現的一個明確的解釋。」

就在Petrovsky思考實驗室洩漏假說之際,Daszak正在組織一個衛生專家小組,想要阻止有人挑戰該病毒自然起源說。2020年2月,醫學雜誌《刺針》發表了一份由包括他的四名「生態健康聯盟」同事在內的二十多名科學家共同簽署的聲明,讚揚他們的中國同行在抗擊疫情以及與全球衛生界「透明地」分享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卓越」努力,並將有關病毒來源的其它理論貶為「謠言」和「陰謀」。Daszak是該聲明的幕後推手。

2021年2月3日,Daszak作為世衛組織調查COVID-19起源的團隊成員,在抵達中國中部湖北省武漢市的武漢病毒研究所時向媒體發表講話。(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2月3日,Daszak作為世衛組織調查COVID-19起源的團隊成員,在抵達中國中部湖北省武漢市的武漢病毒研究所時向媒體發表講話。(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感到震驚

Petrovsky震驚了。他說,「政治不應該在科學調查中發揮作用,就我看來,這篇文章純粹是關於政治的,不包含任何實際的事實數據;科學應該是中立的,只是為了找到真相,無論這個真相是否對政治有利。」

但是,這種政治手腕對彼得羅夫斯基追求科學產生了非常實際的影響,使他的團隊幾乎無法在科學出版物上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

Petrovsky說,「我們四處碰壁,幾個大的出版社在48小時內就把論文退回給我們,甚至沒有審稿。」

經過大約一年的上訴並與「非常對立的審稿人」打交道,著名的科學雜誌《自然》才同意接受他們的論文。到那時,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更多的科學家正在站出來,敦促對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總統祖拜登承認這種情況是可能的,並命令他的情報機構在90天內提交一份關於病毒起源的報告。

但是,拖延造成的損害很難消除。

Petrovsky說,「到那時這篇論文的影響就小多了」,因為每個人都被大力宣傳的《自然醫學》評論說服了,認為該病毒必是有一個動物來源,「而任何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都是陰謀論者」。

他補充說,「到那時,他們似乎會很滿意,因為他們的全球虛假資訊運動已經成功地製造了一個煙幕,現在讓其它數據出籠也沒關係了,因為大家都會忽略它,或者乾脆把它歸結為陰謀論;這正是事情的發展過程。」

2017年2月23日,在中國湖北省省會武漢市的P4實驗室內,在右側研究人員旁邊有一個裝有小鼠的籠子。(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2月23日,在中國湖北省省會武漢市的P4實驗室內,在右側研究人員旁邊有一個裝有小鼠的籠子。(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與科學背道而馳

在美國政府內部,氣氛也同樣緊張。David Asher在2020年帶頭成立了一個國務院特別工作組,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他回憶說,在武漢封城後的幾天裏,中共軍隊接管了武毒所,這讓他感到很不安。因此,那年春末他開始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徵求專家意見。

當時沒人知道國立衛生研究院與武漢實驗室的瓜葛。但令他驚訝的是,該研究院「不提供調查檔案」,而是讓他去看《近端起源》一文。

國立衛生研究院當時的負責人Francis Collins博士「沒有直接說,而是通過他們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我們應該相信中國人。」阿捨爾現在是哈德遜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告訴《大紀元時報》,「我的回答是,『如果那(中共的說法)是你的分析依據,那麼你的分析就沒有依據。』」


「因此,他們的運作方式基本上講完全缺乏透明度、真相以及任何形式的問責制。」

國務院軍備控制、核查、合規局負責人,負責軍備控制和國際安全的副部長也都感到憂慮,他們的工作人員擔心實驗室來源調查可能會「引出眾多棘手的問題」(pdf)。

Asher說,「我們從未弄清楚他們到底在擔心甚麼。」

到2020年1月下旬,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Robert Redfield博士曾多次嘗試與中國接觸,並在大流行病的最初幾周提供幫助,但均無果而終。

Redfield德曾向福奇和其他衛生官員明確表示,實驗室起源說值得認真考慮,但是他被排除在《近端起源》一文出爐之前的討論圈子之外,這一點Redfield後來通過已公布的「資訊自由法案」文件才知道。

2023年3月8日,在華盛頓,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前主任Robert Redfield博士在國會山作證。(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2023年3月8日,在華盛頓,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前主任Robert Redfield博士在國會山作證。(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3月初,Redfield告訴眾議院新冠病毒大流行問題特設小組委員會,「(因為)我有不同的觀點,我後來才知道,他們做出了一個決定,在他們得出一個單一的敘述之前,他們要對此事保密。」

他說,「當一群人決定只能有一種觀點,這就有問題了,這與科學是背道而馳的,不幸的是,他們就是這麼做的。」

在中國的「朋友」

迄今為止,中共一直拒絕對這一大流行病的起源進行全面的獨立調查,並一直試圖將責任推給其它國家。

雖然掩蓋病毒來源的責任完全在中共當局身上,但是西方科學界縱容了這種行為。

美國重要的生物安全4級(P4)實驗室德薩斯大學醫學分部加爾維斯頓國家實驗室的知名研究人員多年來一直與武漢實驗室合作,大力幫助他們的中國同事反駁有關該病毒可能來自武毒所的猜測。一封內部郵件顯示,加爾維斯頓的科學家們討論了《大紀元時報》的紀錄片,稱其「令人不安」,並指出影片中有一段內容涉及武毒所的「我們的兩個朋友」——即石正麗和袁志明,後者是該研究所P4實驗室的負責人。

但是這些在中國有「朋友」的西方科學家忽略了一個關鍵因素,大西洋理事會的高級研究員Jamie Metzl一直呼籲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進行徹底調查,他在3月初對《大紀元時報》的姊妹媒體新唐人(NTD)說,「中國的科學家與美國的科學家非常不同。」

2023年3月8日,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傑米‧梅茨爾博士在華盛頓國會山的雷本(Rayburn)眾議院辦公大樓向眾議院新冠病毒大流行問題特設小組委員會作證。(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2023年3月8日,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傑米‧梅茨爾博士在華盛頓國會山的雷本(Rayburn)眾議院辦公大樓向眾議院新冠病毒大流行問題特設小組委員會作證。(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他們)可能是偉大的人,可能完全符合道德規範,但是中國的科學家,在涉及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利害攸關時,卻不能公開或誠實地說話,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區別。」

儘管如此,西方科學家、官員和媒體為詆毀實驗室洩漏說的行動,還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Metzl說,「如果一個錯誤的共識基本上在一開始就被強加給了公眾,以後就很難改變。」

「這是一小撮人花了大量功夫做到的,當然是在第一年裏做的,但是實際上要用三年的時間才能讓人們的看法有所改變。」

轉折點

事實上,人們的看法已經發生了變化,甚至在政府最高層。

在2月底的電視上,聯邦調查局局長Christopher Wray證實,他的機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認為大流行病的根源「很可能是一個潛在的實驗室事件」。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現在認為存在實驗室洩漏。拜登於3月20日 簽署了一項立法,該立法於本月早些時候獲得國會一致通過,要求對 COVID 來源情報進行解密。

Petrovsky將FBI局長Wray的言論視為一個轉折點。

他說,任何提出實驗室洩漏說的人,無論他們的數據有多合理,都被「排斥在主流科學之外,被當作陰謀論者,而不是嚴肅的科學家對待」。

他補充說,「現在辯論已經開始了,是時候把許多持不同意見的科學家從冷宮中拉出來了;既然人們仍然不知道這種大流行病是如何、以及從哪裏開始的,那麼所有的觀點都應該受到歡迎。」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發現,需要弄清為甚麼一小撮有重大利益衝突的科學家竟然能夠如此成功地製造某種單一敘述,即這種病毒只可能來源於天然動物,同時把任何有相反觀點的科學家妖魔化。」

2023年3月8日,眾議院新冠病毒大流行問題特別小組委員會成員:(左起)Marjorie Taylor Greene、Ronny Jackson,和Richard McCormick在華盛頓國會山的雷本眾議院辦公大樓出席小組委員會的首次公開聽證會。(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2023年3月8日,眾議院新冠病毒大流行問題特別小組委員會成員:(左起)Marjorie Taylor Greene、Ronny Jackson,和Richard McCormick在華盛頓國會山的雷本眾議院辦公大樓出席小組委員會的首次公開聽證會。(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在德薩斯州的共和黨聯邦議員Jackson看來,變化已經在發生中。

他說,「我認為,人們現在已經看出大難臨頭的兆頭;他們意識到,舉報人正在站出來,真相正在浮出水面;人們正在爭先恐後地確保他們在被捲入這個問題之前站在正確的一邊。」

在1月和2月,他參與提出了兩項法案,要求取消對武毒所的資助,並且讓北京當局支付大流行病造成的損失。

Jackson說,「還有很多澄清的工作要做」,他補充說,他「很高興能一次性地徹底弄清這個問題的真相;這很重要,因為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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