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習近平連任中共國家主席的當天（3月10日），北京高調宣稱，在中共斡旋下，沙特和伊朗最近在北京達成一個和平協議。專家表示，這只是在北京做一場政治騷。
在外交被西方盟友孤立的情況下，北京急於實現外交突破，拾取了美國拋棄的中東包袱，被視為綁上「中東火藥桶」，從長遠來看，會給習當局帶來很大的負擔。而所謂和平協議被中共鼓吹為「對話與和平的勝利」，其實通篇是空洞無物的概念性描述，因缺乏具體路徑圖而很難實施。
中共撿現成的便宜 在北京做一場政治騷
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中東安全和外交的主要調解人，北京在不久前宣布調解沙伊成功。但這並非中共的「功勞」，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強調說：「幫助把伊朗帶回談判桌前的，是他們的國內外壓力，不僅僅是中國（中共）的談判邀請」。
實際上過去三年來，沙特阿拉伯與伊朗一直在尋求緩和雙邊關係。兩個國家都意識到，自己沒有足夠強大的實力贏得勝利，而且互相競爭的成本太高。
對沙特阿拉伯而言，如果沒有美國背後的無條件支持，他們無法獨立應付伊朗。正常化意味著伊朗承諾停止對沙特的石油基礎設施進行攻擊，並減少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支持。
對伊朗來說，他們也亟需外交和經濟的一些喘息空間。伊朗國內生活成本激增、通貨膨脹猖獗、民眾抗議不斷。伊朗為俄羅斯提供武裝無人機，在歐洲引發了反對伊朗的聲浪。
路透社報道說，去年9月，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對雙邊會談的緩慢步伐失去了耐心，召集他的團隊討論如何加快這一進程，這導致了中共的參與。
去年12月訪問利雅得的時候，習近平主動表示希望促成沙伊對話，沙特表示歡迎，並承諾向中方發送一份前幾輪對話總結和會談計劃。今年2月，伊朗總統萊希訪問北京時，中方傳達了利雅得的建議，伊朗接受了這些建議。
台灣淡江大學外交學系主任鄭欽模對大紀元表示，「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在也門內戰中，已經相當疲憊，都不想再繼續互鬥了。中共只是撿現成的便宜，在北京做一場政治騷。」
鄭欽模說，「基本上中共為了習近平所謂的兩會之後，故意渲染這樣的一個和平成果，它比起之前特朗普時代訂立的《亞伯拉罕協議》，那是真的促進中東和平的，中國（中共）恐怕是一個比較吹噓的外交成果。」
美國有意減輕在中東的安全和責任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努力，耗費了大量的軍事和外交資源，該地區依舊是一個火藥桶，美國一直在尋求減輕中東的安全和外交責任，以便騰出更多的資源集中應對中共。
沙特對伊朗態度的轉變源於兩個事件。一是2019年9月伊朗支持的胡塞叛軍襲擊了沙特的石油設施，由於美國長期以來使用武力保衛中東石油資源的政策，沙特人預計美國將會打擊伊朗，但當時特朗普總統沒有興趣為沙特冒戰爭的風險。
這對沙特人來說是一個分水嶺時刻，他們意識到不能再躲在美國軍事力量背後，與伊朗的直接外交突然變得更有吸引力。第二年，伊拉克就開始在兩國間進行斡旋，最終促成了兩國官員在伊拉克和阿曼的六次面對面會談。
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再次強化了美國撤離中東的信號，即使依然保留了一些部隊和基地，美國也已經失去了在中東作戰的意願。
分析人士認為，把該協議看成美國外交的損失為時尚早，美國撤離中東避免了在冷戰期間對蘇聯犯下在全球各地陷入泥潭的錯誤，美國必須有選擇地遏制中共。
考慮到沙特與美國幾十年來強有力的軍事夥伴關係，沙特的整個防禦系統基於美國的武器和部件，沙特也是排名第一的美國武器進口國。因此沙特阿拉伯不太可能為了與北京建立更緊密的關係，而破壞與華盛頓的關係。負責中東地區的美國中央司令部空軍司令亞歷克沙士·格林克維奇（Alexus Grynkewich）中將在今年2月份的簡報會上說：「我可以報告的一個非常積極的消息是，（沙特）政治層面上的關係擾動，幾乎從未連帶到軍事層面。」
美國在中東廣泛的軍事存在，是包括石油在內的全球貿易安全的主要保障者，長期以來，中共一直搭美國這班免費便車。在可預見的未來，在中東地區安全問題上美國依然是主導，中共仍將是一個小角色。
中共綁上「中東火藥桶」
專家們表示，沙特和伊朗是否能真正落實三邊聲明中的承諾，還有待觀察。人們也對中共的外交姿態是否成功持高度懷疑態度。
該協議可能會緩解緊張局勢，但不會為伊朗和沙特關係帶來任何深刻轉變，兩國整個歷史基本上是對立的，有幾次短暫改善關係的努力都沒有成功。
中共擴大影響力的嘗試，可能會招致反彈，從長遠來看，會給習近平帶來很大的負擔。中共是這項協議的擔保人，如果伊朗不遵守，中共也會被指責。
台灣政大外交系教授盧業中對大紀元表示，「中東國家也都各自有自己的盤算，沙特王儲跟美國的關係比較差，他故意先跟中國走得近一點，等於在外交上面買一個保險，但是這種（和中共的）『假結婚』是不是能夠持久？」
前美國國務院辦中國政策首席顧問、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Miles Yu）告訴美聯社，「中國（中共）的外交舉措一直基於一件事：金錢。」
余茂春說，「他們在非洲和亞洲交了朋友，但主要是金錢交易，這些交易性的往來，並不能形成長久的友誼。」
鄭欽模表示，「在非洲、拉丁美洲，這些國家民主化的程度還有待提升，在這些半民主甚至威權的體制裏面，中共比較容易上下其手。不過中共這種邪惡的方式、賄賂式的援助，無法改善這些國家人民的生活，反而製造更多的反中的情緒，很快大家就會看到有反效果不斷地在出現。」
中共提出的協議止於言辭 沒有手段可實踐
過去，中共領導人一直迴避在阿拉伯國家、伊朗和以色列的安全或政治爭端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最近的舉措表明，北京可能正朝著更大的政治參與邁進。
北京在談判達成協議方面沒有太長的歷史，中共2017年提出的關於緬甸和平建議，從來沒有得到支持。最近為結束俄烏戰爭而提出的藍圖，也被西方政府紛紛駁回。
鄭欽模表示，「中共吹噓所謂的和平成果，基本上就是中共的內宣外宣，現在主要就是極力吹捧習近平在外交上的成就，來掩飾國內層出不窮的問題。」
王毅將沙伊協議描述為「對話與和平的勝利」，但中共提出的所謂協議和倡議，普遍都是空洞無物的概念性描述，缺乏具體路徑。
比如，2021年5月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提出了以巴衝突的四點建議，但這四點本身完全是泛泛而談，勸說對話，結束 「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以及其它和平進程方面的空洞言辭。
此次三國聯合聲明，沒有說明簽署方將如何應對違約或其他偏離的行為，當沙特和伊朗再次出現緊張關係時，中共是否能夠在不被更深地拉入該地區複雜政治的情況下實施其外交突破？
盧業中表示，「它（中共）有一個全球地位的想法，但沒有手段可以實踐，現在丟出來的都是一些概念，包括這個協議跟『全球安全倡議』，基本上比較多的是概念性的描述，沒有一個路徑圖，我們很難知道它怎麼樣達成。」
盧業中說，「俄烏戰爭中共提出所謂和平政治解決方案，大部份也都是原則性的宣示，並沒有說現階段鼓勵先達成停火，然後再停火協議，然後再和平條約等等，裏面並沒有做這些論述。」
「每一個和平方案要成功的話，必須具備很多條件，中文說法就是因緣俱足。中共的方案不像美國，美國也有很多方案不成功，但美國的這些和平方案有一個路徑圖的。就是說A、B衝突雙方，A要做甚麼，B要做甚麼，美國基本上是會有這個路徑圖在。而中共方面到目前為止，它的和平方案基本上都是各退一步，或是我們要尊重主權跟領土完整，或者是我們要停火，但是它都沒有說好，就是它沒有這個路徑圖在。」盧業中說。
回溯歷史，2000年代初，中共發起旨在削減北韓核武器計劃以換取援助的六方會談，2008年北韓退出後，六方會談以失敗告終。而北韓嚴重依賴北京的經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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