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羅彬,原是中共外交部外派到紐西蘭的一名僱員,曾在奧克蘭中領館工作。然而,2018年5月的一天,他從中領館內成功出逃,並向紐西蘭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在紐西蘭領土上,它國政府僱員出逃,自冷戰以來這是第一宗案例,到目前為止很可能也是唯一一宗。
時年34歲的董羅彬在奧克蘭中領館從事後勤工作,雖然職務不高,但是待遇優厚,外表光鮮。作為一名年輕的80後,為甚麼要「出逃」?董羅彬在剛剛逃離之時曾接受大紀元專訪,但是出於安全考慮,該報道被擱置。直到日前,他才決定公開他的這段經歷。
目睹慘烈鎮壓
1984年,董羅彬出生於中國河北的一個農村。由於受家庭影響,他從生下來就是一名天主教教徒,然而,中共對宗教信仰的限制甚至鎮壓,給他造成極大影響。
他回憶說,在他5歲那年,他所在村子的忠貞天主教教會(地下教會)遭到中共政府的武力鎮壓,非常慘烈。
他說:「由於歷史的傳承,我們村有8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我們村之所以遭到鎮壓,是因為中共要把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都歸屬在其『三自愛國教會』控制下。他們想把我們現有的、西方傳教士蓋的教堂拆掉,重新蓋一個政府認可的教堂,神父也要換成政府指派的。但是村民都不同意,不允許他們這麼幹。他們沒有合適的理由,就找藉口把教堂強拆了。」
所謂三自愛國教會,是中共宗教事務管理局領導下的中國基督教教會,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宗旨是「自治、自養、自傳」。也就是說中國的基督教必須是在中共領導下的、與國外的宗教團體毫無關係的宗教組織。
「其實大家都明白政府這麼幹是為了甚麼。大家不去,他們就拿各種原因要挾,於是就產生衝突,他們就開始鎮壓。剛開始來的是武警,但他們沒想到教友人多,又齊心協力。他們馬上改派軍隊過來,實施宵禁,把整個村給包圍了。只允許進,不允許出,你要出來就拿槍打你。」
「那時我才5歲,但我清晰的記得,那些當兵的讓我們把手背過去,坐在台階上,一動不許動。我們眼看著武警和當兵的打教友,包括神父和會長。白天用磚頭和棍棒打。晚上只要出來就開槍。有一個人中了好幾槍,最後跑到豬圈裏才活了下來。他現在還活著。」
「當時有一個神父,教友都想保護他,當兵的就在神父的院子裏打這些教友。打癱了無法動彈的就直接往上撂,人堆人。有被打死的,也有致殘的,鮮血都從院子裏流到了外面。」
「等我20多歲時,聽那一輩人講起這件事的時候才知道,醫院當年還接到命令,不許醫治這些被打傷的教友。有一個教會的會長本來可以治好,可是中共知道這個人是帶頭反抗的,所以就迫害他。那個會長最後變成了植物人,在床上躺了20多年直到去世。這個會長我見過幾次,幾乎是皮包骨。」
董羅彬表示,那時候由於他年紀小,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直到長大之後才真的明白。這些事情在他們村子裏口耳相傳,但是外界知道的寥寥無幾。
他說,由於他的宗教信仰,他從小就是在受壓迫中成長起來,而且越大越感受到人性受到壓制。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我們去教會都只能去別人家裏,不能正大光明的參加。神父做完彌撒都要匆匆的走,不敢逗留一刻,還要走後門。一到聖誕節、復活節或重大節日,村子裏的神父都會『被喝茶』。我們不得不找其它教區的神父,深夜把神父接過來做彌撒,即使天氣很冷。」
「不僅如此,我所接受的這些普世價值,如博愛、仁愛、為他人著想、原諒你的仇人,當我步入社會的時候忽然發現,這些價值觀完全不能被社會接受。相反,人們反而認為你有問題。這種壓抑,對常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在毫無私隱的環境中活著
大概是2012年,在董羅彬28歲的時候,他因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而險些被捕。
「有一次我在QQ上發表文章,關於教會以及中國社會問題現狀的,當天晚上九時多發出去的。夜裏快十二時了,我忽然聽到家門口有很多車,有關門、下車的聲音。我本來都躺下休息了,忽然腳底冒汗,當時我就意識到有危險。」
「但他們並沒有抓我。過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村裏的一個長者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們本來打算要把我帶走的,就因為我發的文章。但這位長者當時替我擔保,我才免遭此劫。那時我才明白,互聯網真的沒有自由。」
「後來有微信了,我也會轉發一些好的文章,反應中國社會現狀的,卻發現很快就被刪掉了。剛發布幾個小時再看就沒有了,甚至自己寫的東西都沒有了。我們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沒有任何私隱。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離的種子。那時,這種出走的心就已經很強烈了。離開中國,時不時的我都會這麼想。」
不如外國的狗自由
因緣際會,2016年董羅彬到了中共外交部下屬的服務中心工作。那時他就在心中暗想:遲早一天要通過他的行為讓中共丟臉。工作兩年之後,董羅彬被外派到紐西蘭的奧克蘭中領館。
2018年3月,董羅彬抵達奧克蘭。一出機場,他的護照就被領館的人沒收了。到了領館僅吃完一頓飯,上級立即對新來人員宣布「紀律」——不允許單獨外出,至少三個人以上才能出行,還要互相監督。
董羅彬解釋說,「兩個人都不行,只有三個人才能相互制約。我每次外出都是四五個人、五六個人,甚至是幾十個人,永遠是群體活動。」
「出來以後還不允許和外界的人接觸,一旦發現後果嚴重。最近發生的一個例子,被在『全館』(全世界中共使領館)通報。有一個使館後勤人員跟一位當地華人說了幾句話,被使館的武官發現了,那位當地華人還是台灣的,這個後勤人員立刻就被遣返回國了。」
除了沒有人身自由,董羅彬發現,到了國外連思想的自由都沒有。
「到了奧克蘭中領館之後,每周都會讓你看一些中共的宣傳片,不斷的給你洗腦,加強所謂的『思想教育』。」
「領館工作人員的工作、生活全部都在圍牆之內,不能看當地的報紙,不能瀏覽海外的網站。我們的手機卡都是領館給的,使用的互聯網都是中國的設備,每個辦公室的代碼都不一樣。總領事還說過,你們在這裏的所有活動都是透明的。所以我覺得,這裏跟國內沒甚麼區別,甚至比國內還有過之。」
「領館裏邊也不是外交部一家獨大,據我所知還有中國不同省派過來的,對外屬於(中共)宣傳部或者文化部。你也不知道他甚麼身份,即使知道表面身份,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幹甚麼的,也許其中就有間諜或特務。大家的工作不同,互相監督,就是要營造這種氛圍,讓人非常緊張,所以大家連說話都低聲下氣的。」
「我們的工作看上去好像很體面,出去穿的光鮮亮麗,其實不論你是後勤人員還是外交官,都活得不是人,大家都壓力很大,互相不信任。工作辛苦倒也罷了,這個環境的壓抑才令人痛苦。你明明知道,出了這個門就是自由世界,但是你就是出不去。他們還時不時地強化你的痛苦,『不能問的不要問,不該說的不要說,不該看的也不要看』。」
「他們制定所有規則的目的,就是怕自己人知道——人還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害怕自由世界的價值觀會影響到你。」
「中領館有一個上級領導養了一條狗,有一次在車上,他無意中說道:中國人活得還沒有外國的狗自由。」這句話從上級領導的嘴中說出來,令董羅彬感慨萬千。那時他就暗下決心:一定要跑!
在一個天賜良機中,董羅彬義無反顧、頭也不回地衝出了奧克蘭中領館。他逃走之後,不僅中領館四處找他,他在中國的家人也不斷遭到中共各級部門的盤查和騷擾。但是董羅彬心中知道,他永遠也不可能回去了。
他的妻子得知他的消息之後,始終不離不棄,獨自拉拔孩子長大。在經過幾年的艱辛之後,全家人終於團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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