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空偵察「氣球」成功穿越整個北美大陸,在完成情報收集的航程後,在南卡羅來納州海岸被擊落,這一事件應該為昏庸的美國統治階層敲響警鐘。在《新聞周刊》中,保羅‧杜‧庫諾伊(Paul du Quenoy)睿智地將此事與年輕的西德飛行員馬蒂亞斯‧魯斯特(Mathias Rust)駕駛小型塞斯納飛機,於1987年成功降落在莫斯科紅場附近的事件相提並論,那是一個類似的「無法挽回的災難」,「一個僵化的帝國的防空系統在面對空中的外國入侵者時的無能為力。」
這種比較不留情面,但很恰當。的確,一個不同的、不那麼老糊塗的總司令本應該以更迅速、更果斷的方式做出反應,但事實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勁敵感到有膽量採取這樣的行動。
現在擺在美國統治階層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有謙卑的態度,清醒地承認中美關係的惡化,並為我們這個日益老化、因戰爭而疲憊的共和國,制定一條最能確保國家利益的前進道路。
正如索拉博‧阿赫馬里(Sohrab Ahmari)在他最近為《美國保守派》雜誌(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撰寫的專欄文章中所述,冷戰後,美國對華外交政策通常分為兩類:「融合主義」和「對抗主義」。但正如阿赫馬里所指出的,在政治上流行的「馬蹄鐵理論」中,這兩種關於中美關係的思想流派實際上有很多共同之處。原因很簡單:「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式的經濟融合主義者和「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台灣」式的外交政策對抗主義者,二者有共同的自欺欺人之處,那就是我們仍然生活在美國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霸權的單極時刻。
(譯者註:馬蹄鐵理論(英語:The Horseshoe theory)是一個由法國哲學家尚皮埃爾‧費伊提出的,描述政治上極左派和極右派的關係的理論。其認為,極左派和極右派並非傳統政治直線軸上的兩個極端,反而是像馬蹄鐵的兩個極端一般——兩派其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這是一種錯覺,事實上,在冷戰結束後短暫存在的美國霸權的單極時刻已經結束。無論我們與北京政權和執政的中共有甚麼問題——我有很多問題——在這個關鍵時刻,不可否認的是,共產中國是一個大國,擁有令人生畏的核武庫和「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巨大的全球經濟影響力。這必然需要一個理智的、以「大國競爭」激發的地緣戰略。正如近一年前的阿赫馬里的專欄文章所寫的那樣:「我們必須讓自己……接受中國持續崛起的必然性,以及類似冷戰的新全球局勢的回歸。」
從現階段確保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這種「接受」在經濟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一系列切實的影響。
從經濟角度來看,當務之急是要「強硬」,這意味著要用任何必要的合理手段消除新自由主義「融合主義者」造成的危害:儘可能地與過去短視的貿易和投資決策脫鉤,讓關鍵供應鏈和製造能力回流——或者至少是「接近回流」。
新自由主義者和貿易全球主義者的承諾根本沒有實現:今天,北京在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專制,美國的生產能力和貿易逆差一如既往地具有毀滅性,在貧瘠的美國心臟地帶,因絕望而導致的死亡人數飆升,大量芬太尼導致了一個反烏托邦的現實,現在每年有超過10萬美國人因吸毒過量而死亡。
全球主義時代已經結束,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脫鉤、回流和重新國產化。此外,為了協助削弱「一帶一路」的影響,美國可以嘗試與那些可能陷入北京經濟掠奪的國家,達成戰略性雙邊貿易協議。經濟領域比任何其它領域,都是一個萎靡不振的美國仍然可以有所作為、並讓中共感到痛苦的領域,同時也支持美國自己的經濟,符合國家發展主義的傳統。
但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領域,當務之急是保持清醒、現實和克制。誠然,一個比來自特拉華州的呆頭呆腦的總司令更值得尊敬的總司令,會在中共的監視氣球進入美國領空的那一刻將其擊落。但確保美國的領土完整是一回事;試圖在另一個大國的勢力範圍內投射軍事力量——再說一次,不管這樣一個大國對我們的感情有多大的傷害——完全是另一回事。
例如,儘管我們可能熱切希望阻止北京吞併相對自由和經濟重要的台灣——新聞提要:從單極時刻的結束中得出的一個清醒的結論是,在中國大陸以東100英里,台灣正好地處於中國更廣泛的勢力範圍內。在這個意義上,「經濟鷹派」和外交政策現實主義的雙重要求很好地吻合:中共對台灣施加壓力的可預見性,以及它可能全面入侵和吞併該島,應該激勵美國加快其落後的半導體行業的回流和重新發展。最近通過的《晶片法案》雖然不完善,但在這個方向上邁出了值得肯定的第一步(即使有些笨拙)。
美國的統治階層經常與中共在經濟上糾纏在一起,常常以不健康的渴望對待這些問題。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比按照世界的現狀行事,總是要容易得多。但是,如果我們那些自私自利的的精英們關心一件事,那肯定是他們自己的地位,最終是他們自己的生存。希望他們在認清中共的挑戰上,能比蘇聯在1987年的「空中的外國入侵者」事件(即西德飛行員成功在莫斯科紅場附近降落)後清醒得更快。
作者簡介:
喬希‧哈默(Josh Hammer)是一名專長憲法的律師、《新聞周刊》的評論編輯,他還是BlazeTV的播客撰稿人、「第一自由研究所」(First Liberty Institute)的顧問、聯合專欄作家。
原文:Assessing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py Ballo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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