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是中華民國的歷史性功勳。但是，這是慘勝。第一，這不是中國自己單獨戰勝日本的，而是把中國抗戰融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藉助於盟國力量。第二，因此，使的蘇聯在中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實際所得甚至超過了雅爾塔密約），並扶持中共坐大，為其1949年竊國奠定了相當基礎。
許多歷史著述，如保羅·約翰遜《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認為：對中日戰爭感興趣的唯一大國是蘇聯；中國方面唯一從這場戰爭得到好處的是中共；蘇聯是中日戰爭的大贏家。
而從史實來講，抗戰時期蘇聯也在侵華。例如，（1）1944年非法吞併中國唐努烏梁海17萬平方公里國土，以及操縱外蒙古「獨立」。（經過八年抗戰，日本侵佔的中國領土，除釣魚台尚存爭議，都已收復；而俄國-蘇聯割佔、肢解、吞併的中國 320 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則無歸期，那是相當於中國現有國土的三分之一啊!）（2）1934、1937年出兵中國新疆，1940年逼盛世才簽訂《新蘇租借條約》（俗稱《錫礦協定》），1944年策劃伊寧暴動和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3）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蘇聯清肅遠東地區「不可靠」民族，半年內羅織罪名抓捕中國人1萬餘名，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處決。（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在俄羅斯有超過20萬華工；1926年蘇聯人口普查時，全蘇聯仍有10萬華人，其中7萬在遠東地區；20世紀40年代，遠東地區的華人則幾乎絕跡。網上流傳史太林屠殺30萬華人之說。）
更嚴重的是，在日本侵華過程中，蘇聯對日本還起到了誘使、默認、縱容、支持等等作用。執政近三十年（1924~ 1953年）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史太林，真是險惡無恥、奸詐至極。本文僅以三個歷史事件為例。
其一，1929年中東路事件
蘇聯在「北滿」繼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東鐵路為代表（中東鐵路曾被比喻為蘇聯插入中國的「革命手指」）。史太林根本無意與中國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反而要確保和擴大蘇聯在遠東的利益和安全。1928年，「東北易幟」。次年，張學良欲以武力收回名義上置於中蘇共同管理下的中東鐵路的權益，史太林斷然出兵，東北軍大敗。這是北伐統一後中國第一次與外國交戰，雖屬中方收回自身權益的行動，結果卻是南轅北轍，對日本侵華戰略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講，若無中東路事件，「九一八」或可避免，至少也能推遲。
第一，通過中東路事件，蘇聯用武力解決和中國的紛爭，為日本侵略東北做出了一個直接的「樣板 」。第二，中東路事件中，蘇聯和日本之間相互「默契」、「中立」，甚至「勾結」，最重要的是日本以對蘇中衝突的所謂中立，換取了日後蘇聯對日本在東北侵略擴張問題上的最大程度上的容忍。第三，中東路一戰，東北軍慘敗，使日本摸透了東北軍實力（這支軍事力量在國內首屈一指，張作霖曾憑此三次入關，一度掌握北洋政權，日蘇都有所忌憚），並通過中東路事件中南京國民政府的反應（當時蔣介石正陷入蔣馮戰，無力動員全國援助東北對抗蘇聯，只能依靠東北 地方當局自己應付爭），認為中國內部不統一，根本無力御外，一旦東北發生變故，南京方面也無可奈何。事後，國民政府也說「蘇聯在中東路事件中獲勝，使日本認識中國之可欺，自是不斷惹是生非，製造糾紛，以便藉口逞兇，實現侵略中國的野心」。第四，中東路事件既未出現南京政府期待的西方大國共同聲援中國的情景，也未形成蘇聯預言的西方大國聯合反蘇的局面，日本藉此了解到國際社會在中國東北問題上可能干預的程度。
其二，1931年「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藉口，炮轟中國東北軍北大營。次日，日軍侵佔瀋陽，又陸續侵佔東北三省。期間，張學良多次下令「不抵抗」。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3月1日，日本在東三省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端，也是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
「九一八」事變舉世震驚，出乎張學良、蔣介石及國內外各方面預料。外界均以為史太林不會輕易放棄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事實上，當時真正能左右東北局勢的國際因素就是控制中東鐵路的蘇聯（日軍高度關注蘇軍動向，儘量避免刺激蘇軍）。但事變後蘇聯非但未出兵干預，反而堅持所謂「不干涉政策」，對日本吞併整個中國東北的行為無動於衷。蘇聯在1932年第一時間就承認了「滿洲國」，並開始與日洽談出售中東鐵路。
史太林為何不斷對日妥協？不少研究者常將原因歸結為蘇聯需集中精力應付來自西線的德國威脅。但需指出的是，這種解釋並不適用於1933年前的國際形勢。在此之前，納粹尚未上台執政，而德國的軍備重整則要等到1935年之後。單以九一八事變而論，蘇聯為甚麼會在西線沒有面臨直接壓力的情況下，卻選擇默認日本吞併中國東北？其後所採取的行動又到底是基於怎樣的具體動機呢？眾說紛紜。
一種觀點是史太林想方設法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向中國。因為，當時日本和蘇聯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對日本來說，蘇俄是其心腹之患。（日本1907年的《國防方針》，第一假想敵就是俄國，1918年、1923年、1936年，假想敵順位調整為美、蘇、中（1936年再加入英），戰略目標為南北並進，陸軍仍以對蘇作戰為目標。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於1936 年 6月為世界大戰必要進行持久戰所擬定的《國防國策大綱》，作戰步驟先求消除北方威脅，以徹底摧毀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力量為首務。）
此外，還請注意，「九一八事變」後不久，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日本侵華恰為中共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會。而中共恰是史太林手中的一枚戰略棋子。
其三，1937年「七七事變」
1937年7月7日夜，在河北省宛平縣盧溝橋，日本中國駐屯軍與駐防當地的國軍第29軍發生軍事衝突。隨後，發生平津作戰，第29軍戰敗，撤退至保定，平津地區為日本佔領，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七七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日戰爭的序幕。
不過，事變之初，中日雙方均無具體的全面戰爭計劃（例如，蔣介石曾希望1939年整軍告一階段再戰）。事變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事變一起，在當時情勢下，必然走向全面戰爭。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是：盧溝橋事變到底誰開的第一槍？至今普遍流傳的有4種說法：A，日軍說；B，國軍說；C，共軍說；D，蘇聯間諜說。
長期以來，日本有北進、南進之爭，不能定奪。「北進」，即攻打蘇聯；「南進」，即確保對中國大陸的霸權地位後，再向太平洋地區進行擴張，主要假想敵國為美、英等國。1936 年8 月，廣田內閣《國策基準》確立「南北並進」方針。
蘇聯壓力很大。例如，1936 年11 月25 日，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矛頭指向蘇聯，蘇聯面臨兩線作戰前景。又如，日、蘇邊境零星衝突增加。就在七七事變爆發前一周，日本和蘇聯在中國東北邊境地區爆發武裝衝突，險些發展成日蘇全面開戰。以至於蔣介石直到七七事變之前，一直認為日蘇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大於中日戰爭，甚至直至1939年都堅信日蘇大戰無可避免。
然而，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很快從「積極北進」轉向「擇機北進」。因為本來用於對蘇作戰的兵力卻投入到中國戰場，這大大削弱了日軍實施北進戰略的實力。
還要指出的是，為使日本由北進轉為南進，史太林還派間諜在日本軍部內部運作。共產國際間諜索爾格，運用近衛首相的機要秘書尾崎秀實及軍務局長武籐章，使對俄作戰派石原莞爾失勢。此事至1941年10月尾崎被捕，始行發覺。但當時日本已向南深入，不能再北進。
結語
從以上所述，說史太林助推日本侵華不謂空穴來風。但是，他也同時支持中國抗戰，目的是使日本陷在中國。例如，九一八事變後次年，中蘇復交；1935年，中共從莫斯科發出「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內戰；在史太林的干預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收場，國共再次走向合作；七七事變後，中、蘇簽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提供並擴大軍援，但拒絕結盟；等等。
「史太林是個非常好的戰略家」，如美國斯坦佛大學東歐史教授諾曼·奈馬克（Norman M.Naimark）所說，「當然，史太林是個撒旦，但眾所周知，撒旦會以各種面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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