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訪蘇後徹底拋棄對共產主義的幻想

「我擁抱的是真理，假如黨離開真理，我當即就離開黨。」——安德列‧紀德

羅曼‧羅蘭和安德列‧紀德都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作家，前者是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主要作品有《三巨人傳》、《約翰‧克里斯多夫》；後者則斬獲了194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主要作品有《田園交響曲》、《梵蒂岡的地窖》等。

作為關心公共事務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們都曾非常關注蘇聯。1917年，俄國「十月政變」後，羅曼‧羅蘭稱「布爾什維克的領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雅各賓，他們正在從事宏偉的社會實驗」。紀德則「三年苦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思想上逐漸接近共產主義，同時參與了法國共產黨的活動。

也因此，他們分別在1935年和1936年受邀訪問蘇聯。訪問歸來後，他們將所見所聞寫了下來，並從此疏遠了蘇聯和共產主義。

羅蘭眼中的恐懼蘇聯

羅曼‧羅蘭（人民報）

羅蘭在訪問蘇聯期間，忍著病痛，將自己的觀察和思考一一寫了下來，並彙集成了《羅曼羅蘭日記》。應該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羅蘭在《日記》原稿的封面頁上寫道：「未經我特別允許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滿期之前，不能發表這個本子——無論是全文，還是摘錄。我本人不發表這個本子，也不許出版任何片段。」

50年後，塵封的《日記》終於為人所知。在《日記》中，一個讓人恐懼的蘇聯呈現在世人面前。以下內容引自網名為「霧月軒客」的相關翻譯。

關於派系鬥爭。羅蘭來之前，蘇聯正籠罩在「基洛夫事件」的陰影中。基洛夫是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12月1日在列寧格勒共產黨總部被尼古拉耶夫所暗殺。尼古拉耶夫和13名嫌疑犯被槍決。許多人受到牽連，懷疑和審查。隨後，史太林聲稱發現了計劃暗殺全部領導人的大陰謀，從而發動了大清洗。（註：當時有人懷疑，暗殺基洛夫的幕後指使正是史太林）。

在莫斯科，羅蘭會見了眾多的蘇聯知識份子，有作家、建築師、音樂家、工程師。除了語言障礙因素外，羅蘭敏銳地感覺到談話不是推心置腹的，他們很多想說的東西不願或不能傾吐出來。連給他診病的醫生都是緊張兮兮的。羅蘭甚至懷疑（並沒有明說）高爾基都受到了監控：高爾基的秘書克留奇科夫掌控了高爾基的全部日常生活。

關於藝術生活。在莫斯科期間，羅蘭經常被邀請觀看蘇聯電影和戲劇。在蘇聯對外協會觀摩的影片《夏伯陽》給羅蘭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也是因為「共產黨人第一次使白軍的英勇主義獲得了應有的地位」。然而，對於其它影片，羅蘭不禁幾次用到「拙劣」一詞，認為要麼是「政治宣傳品」，要麼是對美國歌舞劇的「拙劣模仿」。羅蘭不無調侃的在《日記》中寫道：「自從取消文藝形式多樣化後，人民的藝術趣味敗壞成這個樣子。」

而羅蘭在觀看了根據普希金的長詩改編的新芭蕾舞劇《巴赫奇薩賴噴泉》後，在劇場出現受到了「不可思議」的歡迎。但他對此劇的評價卻是：「不是獨創的」，「矯揉造作」。

關於特權階層：上層知識份子。羅蘭注意到，作為文化總管的高爾基至少有兩套房子，一套在莫斯科，一套在莫斯科郊區。房子不屬於高爾基，但高爾基在裏面過得很富足。羅蘭觀察到跟高爾基來往的上層知識份子一般都擁有別墅，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擁有小汽車。

「特權階級沒有錢，但他們有權，有權就可以弄到房子和食品」，羅蘭在日記後的《附記》中流露出他對此的擔憂，因為這與人民的生活存在著驚人的差距，是一種嚴重脫離人民的危險傾向。

關於蘇聯人民。在莫斯科，羅蘭被藝術家、代表團和權力上層人物包圍著，根本無法親近普通人。他只能從6月30日那樣的群眾慶祝遊行中去觀察蘇聯人民，只能從蘇聯各地紛紛寄給他的信中去了解他們。

從遊行中，羅蘭對群眾表現出來的狂熱的「領袖崇拜」表示不理解，但他又認為人民在集體遊行中所表現出來的情緒是真誠的，「蘇聯人民真誠地信任自己的事業和自己的政府」。然而，在羅蘭收到的一封富農的兒子寫來的信中，卻提到由於自己的出身，所有大學和工廠的大門都對他關上了。對此，羅蘭的妻子、也是蘇聯人的瑪麗亞與高爾基發生了爭執，瑪麗亞認為：評價每個人都應該根據他本人是甚麼，而不是根據他父母是甚麼人。而羅蘭筆下的「高爾基的眼睛中流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試圖敷衍過去，提到了正在制訂中的，許諾更大自由的新憲法。但這只是自我安慰的藉口」。

關於史太林。在訪蘇期間，羅蘭有兩次機會見到了史太林。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宮，史太林專門接見了他，並回答了他的提問。另一次是在高爾基莫斯科郊區別墅中與史太林共進晚餐。

6月28日克里姆林宮的會見從下午4點10分開始，於5點50分結束，對話內容羅蘭詳載於日記中。羅蘭提出了若干敏感問題，比如基洛夫事件，兒童面臨死刑的威脅等，他對於史太林的「坦誠」印象十分深刻，稱「完全而絕對的樸實，坦率，誠實」。然而，對於羅蘭來說，史太林「始終是一個迷」，難以捉摸。

史太林殘酷無情，但在人面前卻很隨和，樸實，有時還會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這兩種性格都是真實的，擁有這兩種性格的人讓羅蘭疑惑不解。這種疑惑在羅蘭觀察內務人民委員，曾經是秘密警察頭子的亞戈達時也同樣存在，對熱情洋溢的蘇共才子布哈林也是如此，後者談到對敵人的鎮壓時，認為應該「不擇手段」。這種疑惑羅蘭的心頭縈繞不去，一直伴隨他離開莫斯科。

關於書檢制度、驅逐、監獄和集中營。儘管亞戈達宣稱已取消書信檢查制度，甚至白黨的信件也可能自由來往，但事實上，羅蘭和朋友的信件暗中受到蘇聯的檢查，因為信件收到時已被拆開，信封上「粗暴而無恥地」蓋著「從信箱取出時已破損，信封貼得不牢」！對此種做法，羅蘭在日記中俏皮地說道：「富歇（法國警務大臣）的警察也許會做得更周密一些：在把信紙放回信封內時，應該別把它們搞混了……」

對於集中營，羅蘭認為「這是警察理想主義的又一種表現」，「這種理想主義注重的不是人們的肉體痛苦，而只是事情的社會和道德的內涵。」

羅蘭訪蘇結束後，對日記進行了整理，對訪問進行了總結，這就是《日記》後的《附記》部份。儘管羅蘭試圖在《附記》中為蘇聯辯護，但其筆下的記錄卻披露了一個讓人恐懼的蘇聯：沒有言論自由，時時受到監控。而羅蘭將《日記》塵封，大概是因為對蘇聯還懷有某種幻想吧。

紀德公開表示與共產主義斷絕關係

安德列‧紀德（維基百科）

1936年，紀德來到了他一直嚮往的蘇聯，回國後，他不僅猛烈批評蘇聯當局，而且公開表示與共產主義斷絕關係。究竟是怎樣的所見所聞使紀德在兩個多月的訪蘇之旅後，發生了如此大的轉變？我們或許可以從其撰寫的《訪蘇歸來》中一窺端倪。

首先讓紀德深感震驚和不安的是：蘇聯現實的政治經濟情況，與其領導人所宣稱的社會主義理論完全是背道而馳。在蘇聯，普通的工人農民仍然過著貧困和匱乏的生活；而且，一方面是民生凋敝，一方面卻是領導人熱衷於大排場和大手筆的各種慶典遊行；一方面是大建工廠，煙囪林立，一方面卻是工人住房緊缺，在窩棚中建設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甚至官僚特權和奢靡生活也並不罕見，比如招待紀德一行，連普通晚宴的耗費都是巨大的。

面對這真切的現實，紀德憤怒地譴責蘇聯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剝削和壓迫，是「官僚份子對無產階級的專政」。

紀德還注意到，普通蘇聯人的服飾款色單調，粗製濫造，不僅比不上西方國家，甚至連舊俄時代都比不上；而且，日用品、圖書、文具等等也無一不是品質極差，不堪使用；但就是這樣的產品，還數量匱乏。紀德對此分析認為：「供應甚麼就得喜歡甚麼，要不要就是這東西。既然國家兼為廠家、買主與賣主，品質便只能隨文化而進步了。」在蘇聯，「國家沒有對手，對此並不在乎，反正也沒有競爭」，所以蘇聯產品的品質低劣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更讓紀德感到不舒服的是在蘇聯政治高壓下人們扭曲的思想。比如，在他致史太林的感謝電時，由於忘了寫史太林名字前面的那一長串「專用尊稱」，而被電報局工作人員拒絕發送。當紀德在訪問過程中與一個蘇聯大學生交流外語學習的問題時，這個大學生自豪地告訴他：「幾年前，德國和美國還有東西可以讓我們學學。但是現在，我們沒有甚麼可以向外國學的了，又何必講他們的語言呢。」

紀德還注意到，蘇聯所謂的「全民選舉，只是一種諷刺，一種假象，所有的任命都是自上而下決定的」 ——在這樣「周圍容不得人才，只容得下奴才」的「一人專制」中，「無產階級被徹底地愚弄了」。他還發現，當全面的工業國有化和集體農莊化之後，工人、農民竟然不得不完全依附於工廠和農莊：「勞動者沒有去留的自由，既不能喜歡留在哪兒就留在哪兒，也不能去愛情或友誼呼喚他去的地方」。

看到一個宣稱以消滅剝削、消除階級壓迫為使命的國家，竟然是如此景象，紀德十分憤慨：「他們受人剝削，卻不知道受甚麼人剝削，也就更不知道自己的貧困應當歸咎於甚麼人，應當反對甚麼人！」

就這樣，邊走邊看邊觀察的紀德，在兩個多月的訪問結束後，對共產主義的幻想徹底破滅。他如此慨嘆道：「我想今天在其他任何國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國，人們的思想也不會比這裏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膽戰心驚，更唯唯諾諾！」

從幻夢中清醒過來的紀德在發表了《訪蘇歸來》後，卻遭到了蘇聯「朋友們」的猛烈攻擊。於是紀德發表公開聲明，稱：「我擁抱的是真理，假如黨離開真理，我當即就離開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