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
蔣中正認為,「『身者,心之器』。一個人的思想行為,皆以心為主,故必存養省察,慎獨存誠,使此心常湛然清明,公正無偏,不為物慾所蔽,不為感情所勝,不然,如其一有忿怒恐懼或好惡便辟之心存著,則此心就不得其正了,如此最後便難免流為貪戾迷妄,甚至放僻邪侈,一切的錯誤罪惡,都要由此而生了,所以正心是修身的根本工夫,亦就是『心正而後身修』的道理。」
王陽明對「身」與「心」這樣解釋,他說:「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其必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體形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蔣公認為王陽明對於「身」與「心」的解讀頗為正確。
「先誠其意」釋義
蔣中正認為「欲正其心,又必先誠其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這裏所謂『毋自欺也』,就是不寬恕自己,不欺矇自己,不誇張自己,屏絕徼倖心,排除虛偽心,不作昧良之舉,不存苟且之念,一秉正覺,直認真理,勇猛精進,戰勝一切的意思。所以誠意的工夫,又是要以慎獨為始,所謂慎獨者,就是要在人所不知、唯己獨知的場合,『去人慾,存天理』,以虛心實意,唯精唯一,處理一切事物,而無愧於天地宇宙之間,這是講誠意的工夫,亦就是意誠而後心正的道理。」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大學》
「因為誠意是善惡的關頭。為好為惡,為聖賢為禽獸,固全由自己的心意而定,但辨別善惡,全靠自己有真知,有識力。如果識力不足,勢必見理不真,察事不明,善惡是非,淆然莫辨,因此意無從誠,心無從正,則身更不能修,所以致知是迷覺的關頭,誠意的前提,這就是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的道理。」
「所謂致知在格物的『格』字有兩種解釋,據朱子解釋:『格者,至也』,要對於客觀事物能隨時隨地體察明白,就是要徹底認識其事物真理至於極處之意思,在現在的話來說,這就是科學精神。」
「但陽明新的解釋:『格者,正也』,就是對於一切客觀事物皆要本內心之良知所知者,而判斷其好惡善惡,而決定其是非以正之。所謂『致知』云者,即致吾心之良知,而非充廣其知識之謂也。」
蔣公認為王陽明所說的涵義更易了解:「除對其客觀事物窮其所以然之『理』與『性』的工夫以外,還有其主觀的(良知)選擇判斷而得到最正確的認識的意思。」
「這格物致知,若然現在的話來說,『科學』,所以中國從前叫『格致』為『科學』,即用科學的方法和精神,來求得一切事物的至理,就是『真理』『真知』,這就是『知止』,亦就是『止於至善』。但止於至善總要由我們與生俱來的天性與天理即良知,來充實我們的智能,確定我們的信心。」
當以一種信仰作為自身的行為指導後,就要堅定地走下去。為了實現至善之道,就得付出自己的一切,「唯有這樣,才算能誠意正心」,「這亦就是致知在格物的道理」。
「我們如不能徹底從格物致知,窮理盡性做起,只有一知半解,心無把握,那對於為學、處事、修身、立業皆不能止於至善,對於一切事物之來,都不能判別是非,對於革命大道,更無確實心得,信守不移,如此既沒有中心信仰,就無從誠意正心,於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私自利,蒙上欺下,種種的毛病就要發生,這樣下去,試問你的部下和一般民眾,怎樣會來信服你、聽從你的命令呢?又有甚麼革命事業可以做得成?」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蔣公認為,一個人不可不明白做人做事、立德修身的大學之道。
蔣中正講到這裏,想起了幼年時期跟隨老師讀《大學》《中庸》,並且背誦了很多遍。到了十八歲時,一天在箭金學堂,顧葆性先生要蔣中正重新再讀一讀這本《大學》。當時,蔣中正讀到這兩句話「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看到「天子」這兩個字眼時,便認為《大學》這本書,不過講論的是帝王,以及如何統治天下那一套腐朽的空論。年輕的蔣中正厭煩,從此丟棄了《大學》,不願意再去讀。
就這樣一直擱置了十年。到了他二十八歲時,孫中山總理為眾人講明《大學》這本書的價值。蔣中正才又重新閱讀。到了這時,他才知道《大學》裏講的天子,「不一定是指帝王而言,而《大學》的道理,更不是忠君保王的濫調。」
「大家都知道,無論專制國家、民主國家都必須有一個元首或領袖,古代在帝制國家稱為帝王或天子,現在民主國家便稱為總統或元首,其名義與體制雖然不同,而其代表國家的首領則一,所以《大學》所稱的天子,我們可從廣義解作國家元首,任何政治制度的國家都有統率群倫的元首或領袖,來負其保國護民的責任,我們不能因為帝制推翻了,便否定古代涉及君主帝王字樣的一切文字,就以為都不足取,況且《大學》裏面所說修、齊、治、平這一個體系,並不一定指政府人民的統屬關係,乃是由個人以推至家庭、社會、國家與世界,平面的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的逐層發展的關係。」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就是說,:凡是人類無分上下、老少、男女,不論其地位高低、職務大小,個個都要以修身為本,知此乃即所謂『知本』矣。」
「這樣就可知道學問無分上下,更無貴賤之別,而《大學》教人,無論元首與人民,皆要從修身學起,這亦就可知道,我們中國教育,自來是極平等的一個很好的證明,『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修身)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這是朱熹在《大學章句》中總結經文全章的幾句話。」「上面兩句中所謂厚薄,實指人倫親疏遠近而言,亦含事物之本末、始終、輕重、先後諸義。事物之本,自然為重、為先、為厚;事物之末,自然為輕、為後、為薄;此種關係與次序,必須以格物致知的工夫,來分別清楚,處理得當,然後作事才能有所成就,否則忽近圖遠,捨本逐末,先後混亂,輕重倒置,那就是厚其所薄,薄其所厚,這樣決沒有成功的道理。」
「比方說修身為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末,如果你不能先修其身,而就要想齊家治國,那就像無本之木,決不能得到治平之效,甚至治絲益棼,未有不敗之理,如此亦即可謂不知本了。」
一個人不能自我修善,那麼就不能盡到孝友之道。對於關係比較疏遠的社會、國家和天下,他又怎能親力親為,使其得到治理呢?這就是蔣公所引述的「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一個人無論是獨善其身,還是兼善天下,蔣公主張「都必須痛下修身的工夫」。
參閱資料:《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六《科學的學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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