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
蔣中正認為，「『身者，心之器』。一個人的思想行為，皆以心為主，故必存養省察，慎獨存誠，使此心常湛然清明，公正無偏，不為物慾所蔽，不為感情所勝，不然，如其一有忿怒恐懼或好惡便辟之心存著，則此心就不得其正了，如此最後便難免流為貪戾迷妄，甚至放僻邪侈，一切的錯誤罪惡，都要由此而生了，所以正心是修身的根本工夫，亦就是『心正而後身修』的道理。」
王陽明對「身」與「心」這樣解釋，他說：「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其必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體形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蔣公認為王陽明對於「身」與「心」的解讀頗為正確。
「先誠其意」釋義
蔣中正認為「欲正其心，又必先誠其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這裏所謂『毋自欺也』，就是不寬恕自己，不欺矇自己，不誇張自己，屏絕徼倖心，排除虛偽心，不作昧良之舉，不存苟且之念，一秉正覺，直認真理，勇猛精進，戰勝一切的意思。所以誠意的工夫，又是要以慎獨為始，所謂慎獨者，就是要在人所不知、唯己獨知的場合，『去人慾，存天理』，以虛心實意，唯精唯一，處理一切事物，而無愧於天地宇宙之間，這是講誠意的工夫，亦就是意誠而後心正的道理。」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大學》
「因為誠意是善惡的關頭。為好為惡，為聖賢為禽獸，固全由自己的心意而定，但辨別善惡，全靠自己有真知，有識力。如果識力不足，勢必見理不真，察事不明，善惡是非，淆然莫辨，因此意無從誠，心無從正，則身更不能修，所以致知是迷覺的關頭，誠意的前提，這就是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的道理。」
「所謂致知在格物的『格』字有兩種解釋，據朱子解釋：『格者，至也』，要對於客觀事物能隨時隨地體察明白，就是要徹底認識其事物真理至於極處之意思，在現在的話來說，這就是科學精神。」
「但陽明新的解釋：『格者，正也』，就是對於一切客觀事物皆要本內心之良知所知者，而判斷其好惡善惡，而決定其是非以正之。所謂『致知』云者，即致吾心之良知，而非充廣其知識之謂也。」
蔣公認為王陽明所說的涵義更易了解：「除對其客觀事物窮其所以然之『理』與『性』的工夫以外，還有其主觀的（良知）選擇判斷而得到最正確的認識的意思。」
「這格物致知，若然現在的話來說，『科學』，所以中國從前叫『格致』為『科學』，即用科學的方法和精神，來求得一切事物的至理，就是『真理』『真知』，這就是『知止』，亦就是『止於至善』。但止於至善總要由我們與生俱來的天性與天理即良知，來充實我們的智能，確定我們的信心。」
當以一種信仰作為自身的行為指導後，就要堅定地走下去。為了實現至善之道，就得付出自己的一切，「唯有這樣，才算能誠意正心」，「這亦就是致知在格物的道理」。
「我們如不能徹底從格物致知，窮理盡性做起，只有一知半解，心無把握，那對於為學、處事、修身、立業皆不能止於至善，對於一切事物之來，都不能判別是非，對於革命大道，更無確實心得，信守不移，如此既沒有中心信仰，就無從誠意正心，於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私自利，蒙上欺下，種種的毛病就要發生，這樣下去，試問你的部下和一般民眾，怎樣會來信服你、聽從你的命令呢？又有甚麼革命事業可以做得成？」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蔣公認為，一個人不可不明白做人做事、立德修身的大學之道。
蔣中正講到這裏，想起了幼年時期跟隨老師讀《大學》《中庸》，並且背誦了很多遍。到了十八歲時，一天在箭金學堂，顧葆性先生要蔣中正重新再讀一讀這本《大學》。當時，蔣中正讀到這兩句話「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看到「天子」這兩個字眼時，便認為《大學》這本書，不過講論的是帝王，以及如何統治天下那一套腐朽的空論。年輕的蔣中正厭煩，從此丟棄了《大學》，不願意再去讀。
就這樣一直擱置了十年。到了他二十八歲時，孫中山總理為眾人講明《大學》這本書的價值。蔣中正才又重新閱讀。到了這時，他才知道《大學》裏講的天子，「不一定是指帝王而言，而《大學》的道理，更不是忠君保王的濫調。」
「大家都知道，無論專制國家、民主國家都必須有一個元首或領袖，古代在帝制國家稱為帝王或天子，現在民主國家便稱為總統或元首，其名義與體制雖然不同，而其代表國家的首領則一，所以《大學》所稱的天子，我們可從廣義解作國家元首，任何政治制度的國家都有統率群倫的元首或領袖，來負其保國護民的責任，我們不能因為帝制推翻了，便否定古代涉及君主帝王字樣的一切文字，就以為都不足取，況且《大學》裏面所說修、齊、治、平這一個體系，並不一定指政府人民的統屬關係，乃是由個人以推至家庭、社會、國家與世界，平面的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的逐層發展的關係。」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就是說，：凡是人類無分上下、老少、男女，不論其地位高低、職務大小，個個都要以修身為本，知此乃即所謂『知本』矣。」
「這樣就可知道學問無分上下，更無貴賤之別，而《大學》教人，無論元首與人民，皆要從修身學起，這亦就可知道，我們中國教育，自來是極平等的一個很好的證明，『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修身）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這是朱熹在《大學章句》中總結經文全章的幾句話。」「上面兩句中所謂厚薄，實指人倫親疏遠近而言，亦含事物之本末、始終、輕重、先後諸義。事物之本，自然為重、為先、為厚；事物之末，自然為輕、為後、為薄；此種關係與次序，必須以格物致知的工夫，來分別清楚，處理得當，然後作事才能有所成就，否則忽近圖遠，捨本逐末，先後混亂，輕重倒置，那就是厚其所薄，薄其所厚，這樣決沒有成功的道理。」
「比方說修身為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末，如果你不能先修其身，而就要想齊家治國，那就像無本之木，決不能得到治平之效，甚至治絲益棼，未有不敗之理，如此亦即可謂不知本了。」
一個人不能自我修善，那麼就不能盡到孝友之道。對於關係比較疏遠的社會、國家和天下，他又怎能親力親為，使其得到治理呢？這就是蔣公所引述的「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一個人無論是獨善其身，還是兼善天下，蔣公主張「都必須痛下修身的工夫」。
參閱資料：《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六《科學的學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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