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作為亞太地區在21世紀第一個進入主權違約的國家,斯里蘭卡爆發債務危機,動盪至今。而這也敲響了新一輪國際債務危機的警鐘。

目前,全球債務負擔岌岌可危。疫情之前,全球債務規模就已經處於高位。2020疫情爆發後,全球債務規模創紀錄,高達226萬億美元。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球債務數據庫顯示,全球債務在2020年上升了28個百分點,已達到全球GDP的256%;公共債務佔全球債務總額的近40%,是自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佔比。疫情期間,財政赤字增加和債務積累的速度,遠遠快於20世紀的「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其規模,僅有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可與之相提並論。

不過,雖然發達國家也存在一定的債務風險,但可能爆發債務危機的,主要還是低收入國家和部份中等收入國家(斯里蘭卡即屬中等收入國家)。IMF總裁Kristalina Georgieva在7月13日的文章指出:30%的新興市場國家和 60%的低收入國家於處於或接近債務困境。新一輪國際債務危機隱隱可見。

為甚麼國際債務危機在2022年一觸即發?

一方面,全球經濟暗淡,不確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經濟在2021年初步復甦,增速達6.1%;但今年逆轉了。7月26日,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3.2%。這大概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一)俄烏戰爭;(二)全球通貨膨脹(尤其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以及供需失衡的持續存在)和美聯儲加息;(三)中國經濟放緩超過預期(IMF將其全年增速預測值下調至3.3%),直接原因是「動態清零」,諸如上海封城。

另一方面,債務脆弱性劇增。過去幾年,因為名義利率非常低(接近於零甚至為負),低於實際經濟增長率,於是償債成本就低,緩解了人們對規模空前的公共債務的擔憂。但2022情況大不同。風險意識大大增強,主要央行正通過加息抑制通脹,舉債成本升高,債務違約風險大增。

此外,國際社會緩解債務問題的舉措,效果不彰。(一)G20於2020年4月發起的《暫停償債倡議》(DSSI),為近50個主要的低收入國家推遲了約130億美元的債務支付,已於2021年底到期。(二)2020年11月G20制定的《緩債倡議後續債務處理共同框架》(旨在為具備緩債資格的國家提供債務重組),停滯不前,迄今僅有三國申請加入,而且進度緩慢。(三)國際金融機構(IFI)雖加大了融資的數量和速度,但也有限。在2020和2021財年,IMF和世界銀行共同對外貸款近2000億美元。IMF於2021年8月批准的總額共計65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SDR)分配計劃(依據各會員認繳的份額分配),只有42%(2750億美元)用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其中只有210億美元用於低收入國家,而這些國家是更需要支持的。

中共是債務風險的主要製造者

疫情極大推高了債務風險(中共是疫情爆發的罪魁禍首)。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國際債務統計報告》,2020年,低收入國家的債務負擔上升了12%,達到創紀錄的8600億美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外債存量總和上升5.3%,達到8.7萬億美元。在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外債增長速度超過了國民總收入(GNI)和出口增長速度。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不包括中國)2020年的債務與GNI之比從2019年的37%上升至42%,債務與出口之比從2019年的126%上升至154%。

但是,如果把責任完全歸咎於疫情則是錯誤的。因為危機的種子早在疫情之前就已播下。而中共就是一個主要播種者。

第一,在過去的10年中,中共已經超過了巴黎俱樂部(22個成員國)成為低收入國家的主要貸款人。例如,中共持有湯加群島和吉布提債務的55%,老撾債務的52%,柬埔寨債務的44%。2022年,世界74個最低收入國家應償付債務350億美元,其中約有37%(131億美元)屬於對華主權債務,134億美元屬於對華私營部門債務,其它國家的雙邊官方債務僅佔86億美元。

第二,來自中國的債務(中共控制),推高了債務國的風險。今年6月,世界銀行網誌刊發的「當債務危機來襲時,不要將其完全歸咎於疫情」一文指出,從一個包含65個發展中國家的樣本來看,從2011至2019年,公共債務佔GDP比重平均上升18個百分點——有的國家增幅還遠遠高出這個水平(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上升27個百分點)。是甚麼推動了疫情之前的債務積累呢?不是政府無法預見的經濟意外,而是糟糕的政策(這完全無助於提高償債能力)。中共在其中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

2010年,多邊貸款機構(提供優惠利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政府債務和政府擔保債務中佔的份額是56%;而到2019年,這一份額降到了45%。2010年,來自巴黎俱樂部債權人的貸款佔這些國家債務的18%;到2019年只有8%。另一方面,它們從中國和商業債權人那裏獲得的貸款所佔份額在此期間幾乎翻了三倍,分別從6%提高到16%、從8%提高到24%。

如果債務國實體經濟保持有力增長,債務風險能被掩蓋。但現在形勢正走向相反方向:預計發展中經濟體2022年增長率只是2021年的一半,且為應對通脹而大幅提高利率,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很可能繼續保持疲弱,債務風險這就暴露出來了。

第三,中共設置「債務陷阱」。一方面,中共放貸的項目一般風險性都比較高,缺乏足夠的經濟合理性,暗藏腐敗交易;另一方面,鑒於債務合同有特殊約定,中共阻礙債務國向IMF求助。

例如,據《華爾街日報》所刊文章「斯里蘭卡債務危機讓窮國大債主中國面臨考驗」,斯里蘭卡被中共借新債償舊債的誘人方案所吸引,沒有及時向IMF求助(IMF要求債務透明,且其救助計劃往往要求受援國進行痛苦的經濟結構改革),如今這個計劃宣告失敗,斯里蘭卡也陷入了混亂。

事實上,就債權結構來看,十年前,低收入國家的公共雙邊外部債務有高達三分之二來自巴黎俱樂部的貸款,如今這些國家債務攀升至2,000億美元,巴黎俱樂部借出的貸款卻不到三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中共資金。隨著中共債權人的角色越來越吃重,這些國家對求助巴黎俱樂部有所顧忌,要看中共眼色。

第四,關於中共債務合同違背國際慣例的「特殊約定」。這裏援引一份研究報告。2021年3月,四家國際研究機構共同發布報告《中國放貸之道:對中國與外國政府間100份債務合同的罕見剖析》,首次對中國對外貸款的法律條款進行了系統性評估,有三條主要洞見。

首先,中共的合同包含非比尋常的保密條款,禁止借方披露條款內容,甚至禁止披露該債務的存在。其次,中共貸方尋求相對其他債權方的優勢,使用了擔保安排,例如貸方控制的收入帳戶,並承諾債務不計入集體重組中(「不通過巴黎俱樂部處理」條款)。第三,中共合同中的債務解除、提前收回以及穩定條款能讓貸方影響債務方的內政外交政策。

總之,即使這些條款在法庭上不能強制執行,但保密條款、清償優先性以及政策影響相混合,還是能夠限制主權債務方的危機管理選項,讓債務重新談判複雜化。

結語

自1956年成立以來,巴黎俱樂部(由美、法、德以及日、南韓等22個主要債權國組成的非正式組織) 與IMF合作,累計與90個國家簽署了433項協議,重組了超過5,830億美元的主權債務。因為中共是世界上的一個主要債權人,巴黎俱樂部多次邀請中共加入,但屢遭拒絕。(中共也不願意成為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的成員。)

中共為甚麼拒絕加入巴黎俱樂部呢?表面上,是因為中共通常採取不同於西方的方式實施債務重組。按照西方的債務重組思路,陷入困境的債務國應該根據現有和未來的政府收入將其債務減記到可持續的水平。而中共往往對債務國錙銖必較,可以延長貸款期限,但本金不能減少。

更深一層的原因,則是中共的國際放債數據一直不透明。「信息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是巴黎俱樂部六大原則之一,巴黎俱樂部的成員需定期就債務國的情況分享見解和信息,並基於對等原則交換關於其各自債權的數據。中共放債藏有私心,怎麼可能分享這些敏感信息呢?

事實上,中共自2013年搞「一帶一路」後,其對外援助和商業貸款大幅增加,同時也是如下「三輸出」: 輸出「債務陷阱」、輸出腐敗、輸出極權統治工具。中共目的是與西方分庭抗禮,直至把西方挑下馬。這是中共的全球野心。

如果以低收入國家為主的新一輪國際債務危機爆發,那麼作為發展中國家頭號債權人,中共將遭受最大損失。

不過,任何重大損失,對中共來說,都會以「算政治帳」和「交學費」的名義輕鬆轉嫁給老百姓承擔。

中共的對外巨額援助和商業貸款,既害了債務國,也害了中國人。解體中共,不僅救中國,也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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