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倪匡及羅啟銳逝世 陶傑：香港失去了一部份的靈魂

著名作家倪匡、名導演及編劇羅啟銳，二人的作品膾炙人口，是香港幾代人的集體回憶，是香港一個時代的寫照。孕育他們的那個自由年代所具備的特質，亦充份反映在他們所創作的藝術之中。他們的離開深深觸動了香港人。

兩人離世，香港失去了一部份的靈魂。作家陶傑如此說。

與倪匡份屬好友的作家陶傑，在倪匡去世後稱：「送別全球華人世界七十年來大腦最清醒的人。」陶傑說，倪匡的清醒，源於他1957年來香港後，「有很深的創傷」。

1957年，作為公安的倪匡因得罪上級，從中國大陸逃難到香港。之前在共產中國經歷土改「鬥地主」、小飢荒、黨內特權橫行，成為他後來反共的伏線。來港不久，倪匡撰寫以大陸土改為主題的短篇小說《活埋》，投稿《工商日報》，開啟在香港的寫作生涯。

倪匡曾經日寫兩萬字，成就無數科幻小說、電影劇本、散文等。陶傑形容，倪匡是說故事的天才，對人間的事亦很敏感、有觀察力，創傷令他有不能磨滅的記憶。「衛斯理系列最少有十本八本是傷痕文學。」厭惡極權，嚮往自由，緣於創傷和恐懼。倪匡一生都沒有改變。經歷令他能夠看穿很多政治迷陣，理解事物和人性的本質，並將所受的苦難，融入了自己的小說之中。

作品反映極權的手段和獨裁者的醜陋

倪匡1980年代的作品《追龍》講到，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這段文字被視為對香港的「神預言」。《換頭記》講述極權者為延續自己的政權而換頭續命，但卻終日虛怯。世人評價倪匡的小說能反映事物和人性本質，並非妄言妄語。

除了文學創作，倪匡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其堅決的反共立場。2019年，他接受香港政府轄下的香港電台節目《鏗鏘說》訪問時，不諱言有人虛構他曾講過「妓女比共產黨更可信」。他的回應表現出他的幽默和深度。

倪匡說：「熟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這句話對妓女很侮辱的。」他更直接批評中共：「共產黨的話甚麼時候靠得住過？幾十年來沒一句實現過。」他亦再次重申「根本不相信一國兩制這回事」。

在倪匡離開中國大陸50年後，《亞洲周刊》曾為他策劃返回大陸的回鄉之旅，但被拒絕了。因為他說過，共產黨不死光，他不會回去。

陶傑：倪匡不介意你怎標籤他

「我梗愛國啦！我唔愛國，我使乜X反共呀？！」（我當然愛國啦！我不愛國，我還用反共嗎？）這是倪匡在接受另一個訪問時所透露，他面對「維園阿伯」攻訐時的應對。他就曾寫下，「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

陶傑表示同意倪匡的講法。不過他覺得，對倪匡而言，不需要強調愛不愛國。「只是有人問他就這樣答，愛國不是由別人裁定你的判決來的，（倪匡）他的人是獨往獨來的，你問到他，他就這樣答，他不介意你怎樣標籤他，說他愛國，說他不愛國，他也哈哈一笑，不在乎」。即使面對成千上萬「中共小粉紅網民」的責罵，豁達的倪匡亦看得很開。

徹底反共研究中國人劣根性

陶傑表示倪匡「反共反得很徹底」，有研究中國人的劣根性，為何會在間歇性運動時普遍展現。故即使有關方面動用到「中國人」來做政治宣傳「感召」，擁有比其他人深刻經歷的倪匡亦覺得，「中國人」兩千年來的溫順和愚昧，令中共政權有很多奴才和幫兇。

倪匡非常認同柏陽《醜陋的中國人》一論，但實際上他不是反華，「只是對這個小朋友（中國人）覺得很絕望，後來教他也教不好，因為他（倪匡）覺得他有先天智商的殘障，所以教不好」。

倪匡活在香港自由的黃金歲月，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把不同的題材寫得淋漓盡致。不過陶傑認為，即使日後香港重獲自由，「當然都不會有倪匡」。他形容倪匡本身很獨特，就如「莎士比亞之後，英國都有很多很出色的劇作家、導演，但是不會有另外一個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要在伊利沙伯一世的時代才會出現」。

「他1935年出生， 1957年走到香港，他中間受的苦難，融入了他的小說中，你說將來中國自由，自由了即是沒有了這種苦難。沒有這種苦難，固然有人寫另外一種科幻小說，或者亦很好看，但絕對不會是倪匡那種，倪匡是不能夠複製的。」

自由的殖民地孕育了羅啟銳的純真

在自由的香港長大的羅啟銳，創作由講述自己童年的《歲月神偷》，到重塑洪金寶、成龍童年的《七小福》。由經典文藝愛情片《秋天的童話》，到史詩式講述宋家三姊妹的《宋家皇朝》，他手下的電影劇本千變萬化。羅啟銳的作品反映的，是香港這片殖民地的眼光。

「羅啟銳完全是香港仔」陶傑說。1953年在香港出生的羅啟銳，完全沒有倪匡之前在中國大陸的經驗，是一名用功努力的文藝青年，順利成章進入了當時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所以他很純樸、很自然地寫回他身為香港人在殖民地社會成長的感受。

陶傑在憶述羅啟銳時特別強調了「殖民地」。他提到電影《歲月神偷》和《玻璃之城》，當中很有殖民地文化的色彩。他認為當羅啟銳嘗試要接觸中國的大題材，例如《宋家皇朝》，就顯得「有點天真」。因為羅啟銳接納了中共就宋家三姊妹的定位宣傳，即是宋靄齡愛財、宋美齡愛權、宋慶齡愛國。「他拿着這三句拍《宋家姊妹》是不成功的，因為不是這樣黑白二分的。」因此他其它電影很有成績，就是這齣不是太理想。

《宋家皇朝》反映出在殖民地長大的香港文藝工作者對中國的不了解。陶傑說：「當然羅啟銳是很純真的人，他不了解政治的陰暗，這是正常的。」

陶傑：香港失去一部份的靈魂

陶傑形容倪匡、羅啟銳的作品，各自呈現了香港精神文明的一部份，是自由的環境才可以表達到真正的感受和講到真話和觀點。

兩人的反差體現出無論是經歷過苦難而明白人性和政治的黑暗，或是一直保持著純真的赤子之心，任何反映藝術家思想和價值觀的作品，都能夠在自由世代百花盛放。他們的離去，如像香港輝煌的歲月，一去不復返。

失去了這兩位藝術家，香港失去了甚麼？「當然是失去一部份的靈魂，因為香港五十年不變，一般人說是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講求GDP，留住外資、國際金融航運地位。這是純粹用馬克斯主義的唯物論、經濟生產，代表所有角度去看香港。這些人眼中不會承認有精神文明，與文化價值觀，其實香港的內容不只是國際航運中心，或者跑馬和炒股票這麼少。」陶傑說。

陶傑形容將來還會有不同的人寫科幻小說，香港將來一旦重拾自由，亦會有人拍電影，「但是不會再有這兩個人，何況香港幾時還會有自由，這樣我們不知道」。他坦言，在香港自由逐步收窄的情況下，亦很難會再有像二人的作品出現。「沒有了就是沒有了，過去了就是過去了，將來的後果要由中國人、中國自己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