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巨大的規模，其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的經濟方式，尤其是貿易政策已經不穩定，並開始讓幾個貿易夥伴疏遠。

這些國家，尤其是較小的亞洲國家，只有一種理性的反應：在忍受北京強加給它們的經濟弊端的同時，設法脫離與中國的貿易。

儘管所有國家都在操控貿易政策以謀求自身利益，但共產中國表現出特別的無情和咄咄逼人。在其它國家，有兩種顧慮可以緩和這種做法。一是疏遠重要貿易夥伴的風險。前總統特朗普敢於在2019年的「貿易戰」中與中共對抗，因為他和他的團隊認為北京已經變得充滿敵意。相比之下，中共似乎並不擔心疏遠其它國家。

對其它大多數國家來說，國內壓力是另一個緩解因素，而中國似乎不存在這個因素。每一種關稅、每一項配額和每一種限制，都會造成國內的贏家和輸家。例如，鋼鐵關稅使鋼鐵生產商受益，卻損害了鋼鐵用戶的利益。來自輸家的壓力限制了大多數國家在貿易政策中使用激進的做法。但中國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幾乎不存在這樣的壓力，使北京在不考慮這些因素的情況下改變貿易政策，甚至經常滿足過渡性的需求。

然而，北京的做法是有代價的。最近的三個例子說明了北京的行為以及它最終將如何損害中國的經濟。

2021年初，能源價格上漲推高了中國的化肥價格。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價格上漲會帶來供應的增加和尋找替代品。但中國高層計劃者對價格不敏感。中國國家發改委未允許生產商進行調整，而是下令停止化肥出口，以緩解暫時的短缺。

供應的轉向緩解了中國的價格壓力，但給中國的貿易夥伴們造成了短缺，並加劇了它們的價格壓力。由於沒有直接的替代品，化肥的短缺和高昂的價格迫使這些貿易夥伴減少了種植面積。

這造成了糧食短缺，隨著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糧食供應減少，糧食短缺將在2022年加劇。與此同時，俄羅斯化肥出口的減少讓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再次面臨化肥短缺和價格高漲的問題，如果中國一開始允許生產商增加產量，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操控鋼鐵產量是另一個例子。數十年來，中國鋼鐵產能過剩，並掠奪性定價以促進出口，歐洲、日本和美國的許多鋼廠已經停產。

到2020年，中國的鋼鐵產量約佔全球的一半。那一年，北京的計劃者突然決定削減產量，主要是因為疫情，但表面上是出於環境原因，這造成到處價格上揚。當中國的貿易夥伴爭相恢復生產時，北京的計劃者們決定，緩解國內價格壓力的方法不是重新利用閒置的過剩產能，而是通過提高鋼鐵產品的出口稅，以及放寬以前對進口廢鋼的限制，來限制出口。

這些舉措穩定了中國國內鋼鐵的價格，但加劇了其它地區的短缺和價格壓力。中共這樣做，在西方和其它地區是交不到朋友的。相反，中國獲得了靠不住的名聲。如果中共政府再次以任何理由試圖增加出口，它可能會發現，與無視計劃者、根據市場訊號增加產量相比，買家的熱情可能會降低。

中國豬肉的例子開始得更早一些。2018年，中國消費的豬肉約佔世界的一半，豬肉是中國人的主食之一。除了自己生產的之外，中國進口了全球豬肉供應量的17%。當亞洲豬瘟迫使中國宰殺了大約40%的豬時，全球的豬價飆升。其它經濟體的反應是轉向其它食物，並開始建立自己的養殖場。

中共再次轉向貿易政策，將豬肉進口關稅從12%降至8%，進口量增加了一倍，但這一過程減緩了國內生產的重建。最終，中國確實重建了自己的養殖場，這時，北京將豬肉關稅恢復到12%。

任何曾對中國急需豬肉作出反應的貿易夥伴，都有豬肉爛在手中，除非以折扣價格出售，否則無法出手的經歷。貿易夥伴強烈希望重新考慮與中共的任何新交易。

如果中國是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那麼中國的商界領袖們就應該在與貿易夥伴合作時做出長期的決定。如果中共的指令性不那麼強，北京在制定政策時就會考慮國內的利益。但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計劃型經濟，不容忍任何人抱怨。其領導人和計劃者既不重視貿易關係，也不會考慮國內利益者的抱怨。

如果中國像過去一樣是一個小經濟體，那麼貿易政策中缺乏此類調節因素對其貿易夥伴的影響將微乎其微。但中國既不是市場經濟，也不是小型經濟體。

中共政府突然轉變的政策，對其它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認識到這一切，大多數其它國家的領導人如果注意到長期後果，就會重新考慮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中共的做法正在損害中國的長期經濟前景。◇

（ 編者按：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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