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離開香港的朋友其實不多，但他們異口同聲都提醒，不要張揚，走之前要儘量不要說，因為擔心特區政府會在e-道阻止我出境。為甚麼有這麼多人會有這種恐懼？又會認為這個政府會如斯下作？我有甚麼重要性？這樣的反應，除了是因為普遍對這個政府的不信任之外，顯然是因為「有前科」。
公道一點講，這種事已經被證實的，其實只有一宗，另外傳聞中的，未被證實的，也不能隨便入政府數。但大部份人確實有這個憂慮，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也可以明白，這個政府破壞了自己的公信力，把制度的保證破壞，最終結果就是難以取信於人，大家都會懷疑政府會用盡他的權力去做盡所有可能的卑劣行為。
「權力令人腐化」這個說法很多人都知道，民主制度及憲政就是要防止這一種腐化，唯有如此，大家才能夠安身立命，才能夠免於恐懼，才能夠令人權自由得到保障。唯有這樣，政府才可以取信於民，才能夠保證社會得以進步。
那個已知及已被確定的前科，是《蘋果日報》的高層，政府憑甚麼要這樣做，仍然是一個廣泛存在於公眾心中的疑問。《蘋果日報》是北京指名要取締的報刊，這可能才是最關鍵的原因，政府也因而不惜犯下了這個破壞制度公信力的前科。問題是我沒有犯過甚麼法，又沒有被警方拘捕過、檢控過。我仍然深信，如果我這樣的人都會被截停於e-道不讓出境，香港應該起碼有幾十萬人已經失去了離境的自由了。情況真的有這麼壞嗎？
我又想起了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夏博義先生離開香港的那件事。據知其實他一早已經訂了機票預備離開，特區政府顯然也是事前知道的。但為了打擊「大律師公會」這另一個北京的眼中釘，這位前主席又曾經高調批評《國家安全法》，於是就在他離開香港那天清晨，出動國安警把他帶去接受調查，折騰他大半天才讓他離開，沒有拘捕，沒有檢控，沒有沒收他的旅行證件，好讓他準時趕上航機。
這明顯又是另一個例子，說明不受制約的權力有時就算毫無法理依據，也明知不能對這位前主席再做甚麼，也要展示一下它的任性。而且還要把這件事的剩餘價值掏盡，通知了喉舌傳媒，派出工作人員準時去到機場拍攝這位前主席離港的畫面，然後抹黑這位前主席是「畏罪潛逃」。
因此，朋友對我離港有這種憂慮，就不能說是過於杞人憂天了。雖然不是被北京及特區政府點名針對，但堅持以批判的態度來評論香港及中國的事務，又參與獨立、客觀、及科學的民意調查，誰知道這個已經再無問責意識的政府會不會再一次展示其權力的任性？所以為了不讓其他人添加憂慮，我在離開香港之前雖然仍然如常地工作，如常地發表，但就不提及我將離開香港這個計劃了。
之前一次去到香港國際機場，已經是2019年的上旬，那時未有《國家安全法》，未有國安警這一類蓋世太保式的組織，也未有武漢肺炎，香港國際機場仍然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機場之一，香港也仍然被視為遠東區的一個最重要航運樞紐。那一次，機場人頭湧湧，顯示板上的航班資料不斷翻動更新，飛機仍然是頻密升降。這一次事隔兩年多，可以說是面目全非了。
我坐的那一輛的士還未停下，就已經見到在機場入境大堂門前，有一些顯然不是旅客的人，拿著電話在觀察，在交換消息。雖然沒有穿上甚麼制服，但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用品，相似的神態，可以清楚說明他們是同來自同一個隊伍。我不知道他們是誰，顯然是在觀察或是在監察。在機場離境大堂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見到同一種人。這或許也說明了為甚麼朋友們有上面說到的那種憂慮。
我進入機場離境大堂時是中午，舉頭一看航班資料展示板，當天餘下的就只有十多班航機。大型的顯示板，顯得空空如也，離境大堂的人流也是零星落索，與一向以來所見，可以說是天淵之別。在進入機場禁區前的那些店舖十室九空，絕大部份都沒有開門營業。經過安全檢查，順利進入e-道，入到了機場禁區，所見的情況也是一樣。以前要排隊等位的 food court，坐著吃東西、看手機的，絕大部份都是機場的工作人員。那些食店也多數沒有營業，選擇十分有限。
我在那裏吃了點東西，寫完那幾闕後來貼上了面書的詞之後，便走向登機閘口。這時才發現，機場T1及T2一帶那80個登機閘口，絕大部份都已經封閉，用鐵欄圍起，只集中使用其中約10個。這種蕭條滿目的眼前景象令人感慨，又再想起了政府官員一再強調說「香港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航運中心」這種濫調，也想起了那些京官如唸咒語般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成功落實，行穩致遠」。
香港曾經與新加坡激烈競逐，要成為亞洲地區的航運樞紐。特區政府要擴建第三條跑道，新加坡政府也不惜工本，去改善樟宜機場轉機大堂的設施及規模。就算是幾年之前，都已經發覺新加坡那邊似乎比香港優勝。除了那個轉機大堂的宏偉之外，各種軟件安排都比香港好。
樟宜機場轉機大堂的店舖及色店，有不少是24小時營業的，轉機大樓的不同地點，都有座位讓人可以坐下來休息等候，除了航班資訊，也有各種娛樂、新聞、金融、體育資訊的電視轉播。在這一方面，香港國際機場似乎仍然未能做到。到了今天這個局面，可能就已經不必要了。
當天我是約晚上10:30去到新加坡樟宜機場轉機的。雖然已經是深夜，但轉機大堂還是人頭湧湧，十分熱鬧。從機艙閘口的天橋走進轉機大堂的時候，航班資料板上仍然見到有好幾十班機要在當天晚上升降。我乘坐的航班還有近3個小時才起飛，我就在樟宜機場轉機大樓的A、B及C區走了一個圈。得到的結論是，香港還是暫時不要再說要跟新加坡競逐成為遠東區的航運樞紐了。
新加坡的領導人兩個多月前說，要面對現實，要尊重科學，要考慮平衡各方面的需要，因而決定改變一貫以來的追求「抗疫清零」，改為要「與病毒共存」。當時的特區政府，還說要緊跟北京的做法，要「動態清零」，甚至要考慮全民強制檢測。造成的局面，就是如此大的分別了。香港還有機會追回這些喪失去了的時間嗎？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計劃今年下半年制訂並向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據說建議中的《入境條例修訂草案》，是要建立預報系統，規定航空公司須在來港航班出發前至少40分鐘，向特區政府提供旅客的各方面資料。又賦予政府權力，可以發出指令，拒絕個別乘客或機組人員登機來港。更令人憂慮的是除了針對入境人士之外，條例會不會延伸到針對出境者。其實現時的入境處職員，已經可以不需提供理由而拒絕任何人士入境。因此，這一種畫蛇添足式的修訂，顯然是項莊舞劍。懷疑特區政府另有所圖，也絕對不是杞人憂天。
由此看來，香港其實不單止是因為錯誤的施政而喪失了時間。令香港由有一個有力的競爭者，變成明顯的、難以追回地落後。香港喪失了的、更關鍵的，是北京的錯誤對港政策，是特區政府的施政錯誤。這些都在不斷破壞了一個文明社會原有的制度保障，破壞香港的競爭力及發展機遇，令香港發展停滯，甚至淪於倒退。
有一位英國的著名作家寫過一本書《機場中的小旅行》。他說到如果要帶領一個來到地球的火星人去參觀這個地方，最佳選擇就是帶他去機場，因為機場「簡潔扼要地綜合了人類文明當中的各種主題」。我離開香港這一天一夜，看到了兩個機場，折射了兩個城市。那個火星人如果也是這樣，會不會也有相同的感受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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