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西安軍事政變的敘事中,一再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在教科書中,中共說西安軍事政變是一場由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逼蔣抗日的「兵諫」,張、楊邀請中共代表赴西安商討善後事宜,周恩來代表中共出面,和平解決了事情,成為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

事實真的如此嗎?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曝光,中共在西安軍事政變中所起的作用也逐漸浮出水面,《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人暨西安事變記事》書中記載了當時張學良身邊有多位共產黨員,包括劉鼎、宋黎、王以哲、高福源、黎天才、潘冬舟等,他們對張學良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

可以說,西安軍事政變之前,張學良身邊中共黨員環伺,而劉鼎就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

劉鼎被中共委派在張學良身邊對其進行統戰工作,時間雖短,卻是劉鼎此生最重要的經歷之一。劉鼎常說:「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西安事變,一是軍工」。毛澤東也多次指出,「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

成為張學良信任的朋友

劉鼎原名闞思竣,字尊民,1902年生於四川南溪。1924年到德國留學,並加入中共,兩年後被中共派到蘇聯進修,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馬列理論,後進入列寧格勒機械學校,系統學習了航空、兵器、無線電等課程。1929年回國,轉年入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期間,劉鼎與陳賡、李強一起被稱為「中共特科三傑」。

劉鼎在上海特科工作時曾被捕,後在江西方志敏部隊時曾被俘。後逃回上海,在蔡叔厚、史沫萊特幫助下暫避於路易‧艾黎家中,也伺機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繫。

張學良早在1935年就開始多方尋找中共方面的關係。1936年3月,宋慶齡聽說這一消息後,推薦了一位曾在宋家暫避搜捕的「周先生」到張學良處。這位「周先生」就是劉鼎。

在西安初次見面,張學良就面帶嚴肅地提出三個尖銳的問題:「一,你們共產黨罵我是不抵抗將軍,賣國投降,可是你們知不知道我張某人與日本人有殺父之仇、毀家之恨,抗日救亡決不後人?二,中東路事件,你們罵我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反蘇反共,可是你們知不知道蘇聯紅軍把東北軍打得很慘?三,紅軍流徙到了陝北,鬧得人心不安,而陝北在東北軍的防區內,東北軍不能不管,紅軍卻使東北軍遭受了嚴重損失,你們知道嗎?」

劉鼎為慎重起見,要求給他一晚時間考慮,明日再行回復。他經過反覆思考,認為對張學良要用道理折服他,同時,語氣一定要委婉。

據劉鼎《西安工作札記》記述:我一口氣說完後,準備張學良發脾氣,結果張學良沉思良久,精神安詳,他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劉先生的見解不同凡響,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這裏,我有許多話要與你說,咱們慢慢地談吧。」

劉鼎回答:「過獎了!既然張先生贊成我的看法,可否日內送我去陝北?」張學良告訴劉鼎,之前已經同李克農在洛川談過一次了,下一步將在膚施(今延安)同周恩來會談。當天,張學良就帶著隨從,和劉鼎一起乘私人飛機飛到了洛川。

在洛川,張學良與劉鼎進行了深入的交談,甚至兩餐、三餐之間都不下桌。劉鼎曾說,他跟張學良的這次談話,把他這些年在國內國外所取得的經驗都用上了。

每天晚上,他都仔細思考當天的談話,並認真地準備第二天的內容。兩人之間話題涉及甚廣,從國家到個人,以至家庭、生活等等。多日的交談,使劉鼎取得了張學良的信任。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進行徹夜秘密會談,參會的還有李克農、劉鼎、王以哲。周恩來原本估計在協商中會出現爭議,所以準備了多種方案,不料張學良卻表示全部同意,具體問題上亦大方主動,出乎周恩來的意料。這是劉鼎與張多日長談後的效果,中共方面也非常滿意。分手時,張學良贈送給周恩來一本《申報》60年紀念印製的大地圖,這是當時中國第一本比較精確的高等投影設色地圖,可輔助軍用。並資助中共紅軍2萬塊光洋,後又送來20萬法幣。

4月22日,劉鼎從延安回到張學良處,並帶來周恩來寫的一封信。信中周恩來寫道:「漢卿先生:坐談竟夜,快慰平生……茲如約遣劉鼎同志趨前就教,隨留左右,並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

劉鼎被中共委派到張學良身邊,張學良十分高興地說:「今後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到西安後,張學良安排劉鼎以隨從軍官的身份入住他公館,人們稱劉鼎為張的「秘書」。

劉鼎回憶,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邀請他一道參觀西安的漢牆古蹟,「張、趙兩人都健步跋涉,有時還照顧我登攀坡坎,不顯嬌貴,猶如青年下鄉旅遊一樣,興致勃勃,談笑風生……返回公館時已是黃昏,完成了一次有趣的郊遊,我們都覺得很高興。」劉鼎深得張、趙二人欣賞,幾天後又受邀與他們共進早餐,張學良鄭重地對劉鼎講了一句:「我們很喜歡跟你做朋友。」

張學良喜歡開飛機,有時他還提出讓劉鼎也一起開。這個提議難不倒在蘇聯學習過駕駛的劉鼎,張、劉二人在天上你開一段我開一段,還去黃河上兜個圈,玩得很是過癮。

與張學良共同隱瞞的秘密

1936年7月5日中共召開的安塞會議,起因是張學良讓劉鼎給中共帶一封信,有要事相商。接到劉鼎的電報後,中共以為張學良會參加會議,因此,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都趕到安塞。

據《魅力周恩來》一書記載,安塞會議討論了如何積極推動張學良「另立局面」,建立「聯共抗日」的西北國防政府,把東北軍和紅軍合在一起。

張學良在信中對雙方擬議中的「西北大舉」,提出要「6個月功夫」,一方面是「須準備整理」東北軍,另一方面是了解到兩廣和南京等「外間情況」,「大舉」條件尚不具備。信中提到:「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後來西安事變的發生即是實證,而且時間恰在「6個月」之內。」

「在這封張學良親筆函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稱謂,不僅將直接交往的周恩來、劉鼎稱之為『同志』,而且『代問候諸同志』即中共所有領導,還在信末註明『爾後用李毅』,為自己確定了化名。從此函的稱謂足以可見,張學良與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關係』,稍後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致張學良的一封聯名信就稱『李毅』為『同志』,而且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雙方往來電函都時有『同志』互稱。」

可見在西安軍事政變之前幾個月,中共最高層就在商議如何促使張學良「另立局面」和「西北大舉」。西安軍事政變背後,中共的影子清晰可見,同時,張與中共「完全一致」的「政治關係」中,互稱「同志」的張學良是否加入中共,也是一大懸案。

據劉鼎子女講述,「張學良帶走了很多秘密,我們的老父親也是。」劉鼎本人後來甚少提及西安軍事政變過程中的具體細節,即使子女詢問也所言不深,只是反覆提一句:站在「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

比之劉鼎之子劉文石所說:「上海特科那段經歷非常精彩,拍成電視劇都會很好看。」那一定是劉鼎對他們講述的那些事情細節豐富、生動有趣。所以在西安軍事政變之事上劉鼎對子女的語焉不詳,定是有甚麼要隱瞞的秘密。這個秘密是張學良、劉鼎共同擁有,誰也沒有講述出來的。

中共一再宣傳西安軍事政變之前中共並不知情,而是張、楊自發的,所以從此點來看,這或許就是張、劉隱瞞的關鍵。如果張學良是中共黨員,那麼西安軍事政變的性質就完全改變了。

中共通過張學良策動兵變,抓蔣必欲殺之,後在蘇聯和國內壓力下又改唱紅臉,逼蔣放棄剿共,達到再次發展壯大的目的,成為西安軍事政變中最大獲益者的真相就會敗露。

據中共黨史記載,1936年12月12日,西安軍事政變當天清晨,劉鼎從西安發出第一封電報,送往中共中央。毛澤東曾多次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

劉鼎在幫助張學良工作的同時,還在西安建立了中共的秘密交通站,就是位於七賢莊一號院的「德國牙醫博士馮海伯牙科醫院」。接收史沫萊特、艾黎等人寄來的大批藥品和醫療器械,再由劉鼎運送出去。

同時,劉鼎還在七賢莊秘密安裝了一個小電台和一部擴大機,轉播延安「紅色中華社」的廣播。這期間秘密交通站也轉送過多位出入陝北蘇區的幹部,如馮雪峰、丁玲等,成為當時愛國青年進入陝北的「橋樑」。

《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斯諾進出延安也是通過劉鼎的幫助。1936年10月,斯諾返回西安時,曾遭遇一樁意外。斯諾剛下卡車,就發現裝有一百多天所有採訪記錄和照片的手提袋不見了。這些東西如果外洩後果不可想像,張學良聯共的真相就會敗露,劉鼎立即原路返回尋找,終於找到了這些資料。

中共內部運動中多次挨整

1937年劉鼎回到延安,創辦了延安摩托學校和抗大特科大隊,1940年初,劉鼎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此後,劉鼎一直工作在中共軍工戰線上,在軍工建設和武器研發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被稱為中共的「軍工泰斗」。但劉鼎在中共內部卻遭受了多次磨難,由於歷史上曾被捕和被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挨整」。1943年「搶救運動」中,劉鼎成了重點搶救對象,從晉察冀邊區被押送回延安接受審查,被康生等誣陷為「叛徒」、「特務」,並且不成文地內定為「不得重用,不能擔任正職」。

1952年,擔任重工業部副部長的劉鼎被撤職。原因是「對抗美援朝不負責任」,「犯有嚴重錯誤」,由副部長直接降為普通工程師。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鼎被定性為「大叛徒」、「大特務」,關進監獄達7年之久,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據路易艾黎的回憶文章所述,1970年,斯諾訪華時,聽說劉鼎被關在監獄裏,他頗為激動地說:「把這樣忠心革命、這樣富有才幹的人關起來,太不應該,實在可惜。我很傷心、很傷心、很傷心。」

像劉鼎這樣多年追隨中共的人,有忠心、有能力、有貢獻,但是無論曾有多大的功勞,在中共對自己人的頻繁運動中,卻只落得個被整來整去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