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差一役
頭兩次圍剿中共軍隊，國軍主力沒有介入。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圍剿，國軍主力介入，有所斬獲，因九一八事變而中止。第四次圍剿因熱河抗日，剛進行不到一個月就被迫停止。
蔣介石親自指揮第五次圍剿，認為第五次圍剿是「軍事圍剿，經濟圍剿，交通圍剿和文化圍剿」。南昌行營的權力範圍擴大到閩粵湘贛浙五省。蔣介石在江西廬山多次舉辦「廬山軍官訓練團」，專門訓練剿共；並在德國軍工專家的幫助下，以碉堡體系攻中共軍隊之短。
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向受訓軍官提出，要改變以前舊的剿共戰術，明確表示，「舊的戰術主取守勢，而新的戰術主取攻勢；舊的戰術多用密集隊形，而新的戰術側重疏散隊形；舊的戰術多用縱深配備，而新的戰術主重正面配備。但是我們現在剿匪，就要攻守兼重，如果說要以攻為主，還不如說以守為主。關於攻守的運用，我近來研究出兩句話，即戰術上要取守勢即以守為攻，戰略上要取攻勢即以攻為守。」
第五次圍剿大獲成效，中共軍隊在一年多的戰鬥中數量減少至不到十萬人，在一九三四年，蘇區從三十五個縣減少到七個縣。中共軍隊被國軍全殲是時間問題。赤匪遂開始長征。
蔣介石利用中共殘軍長征的機會，完全收復了由軍閥或者中共控制的江西、福建、廣東、湖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八個省，收編地方軍閥部隊超過七十萬。
中央政府的力量在那個時候第一次正式進入到西南地區，蔣介石還告訴當地軍閥：「日本早晚會侵略我們，到那個時候，我們要建立大後方，要及時讓下江的工業往西南轉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榮。」（《蔣緯國口述自傳》）
「直到去年，國軍才以最大的努力，把江西的匪巢根本摧毀，赤匪一路潰竄由湘入黔，由黔入滇，最後入川，我親自督率軍隊不斷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將向來不統一的川滇黔三省統一起來，奠定我們國家生命的根基，以為復興民族最後的根據地。
當時政府的決策，也就是無論情勢如何危急，無論敵人如何阻撓、壓迫，只好忍辱負重，必須完成川滇黔（雲貴川）的統一，然後我們政府和國民，才有禦侮復興的根據，國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後的保障。」（蔣介石，《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一九三六）
中共殘軍總數從出發時的十萬減少為七千多人，所有火炮和重機槍全部丟失。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生力量，中共殘軍被逼迫進入貧瘠荒涼的陝北，先後進行了三個方向的突圍作戰，都以失敗告終。西安事變前，張國燾八萬多人分裂南下，赤匪被馬家軍、晉軍、川軍包圍，外圍為中央軍，處於被消滅的邊緣，只差一役！
一九三六年，陝北中共軍隊不足兩萬，而國府在西北興兵三十三萬剿共。按蔣公部署，全殲中共指日可待。當時的中共，已經處於被剿滅前的風雨飄搖中，不要說抗日，連自身存亡都難保。抗日只是中共轉移目標用來自保的口號。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就說明了一切：「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為著保存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依紅軍現實條件，如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東南方面發展，……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這一地帶……滿布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因此需要「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於紅軍行動方針給王明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撒旦蠱惑
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之後，張積極剿共，在陝北與中共幾次交手。
東北軍戰鬥力不高，短短時間內四次被中共軍隊打敗，損失了步兵兩師一團，兩個師長陣亡，八千支步槍、數百挺輕重機槍、數十門迫擊炮山炮、數十萬發彈藥和其它大量輜重物資落入中共軍隊之手。
在戰事不利、身邊共黨潛伏的情況下，張學良開始與中共接觸。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夜間，周恩來在延安秘密與張學良見面。張學良首次與周恩來見面，還是希望中共改變反蔣的立場，和蔣介石國民政府合作。張學良想和中共保持和平局面，互不進攻，保存東北軍實力。張學良被周恩來欺騙，相信中共和蘇聯會和東北軍合作抗日。
張學良於是確定和中共合作，東北軍和中共軍隊互不進攻，中共軍隊幫助東北軍打假仗，張學良幫助中共購買步槍，提供子彈、無線電器材、兵工廠設備和醫療用品。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身邊已經被共產黨員滲透，一九三六年，蔣介石被扣西安尚未釋放，當時的上海《新聞報》就連日刊登文章，點出了張學良身邊的黎天才，並往事變的起因上掛疑：
「他（指張學良。——引者注）所信任的黎天才，本來是共產黨徒，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就是一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張作霖曾經要殺他。張學良見他聰明，能寫文章，就留下來，做他的私人秘書。黎天才投降了張學良以後，改變了思想沒有，外人不得而知，不過在張學良任行營主任時，黎天才的一個屬員（指潘文郁。——引者注）是共產黨，洩漏了軍機槍決的。從這件事上看起來，黎天才還是和共產黨有往來，仍舊替共產黨做工作，是無疑的。只因張學良很服從蔣委員長，黎天才還是不敢慫恿張學良赤化。到了陝北以後，黎天才一定看透了張學良的隱衷，乘機進言，張學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這或許是這次叛變原因之一。」
周恩來和中共特科注意到張學良的左右有前共產黨人滲透，周恩來與張學良見面後又聽取了李克農、劉鼎匯報東北軍的相關情報，隨即於四月十一日向中共中央發出報告，說到張學良「言他的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義的人，其中有幾個共產黨人（脫離黨的叛徒）。」這裡所提到的那「幾個共產黨人」，顯然是指黎天才等，因為能稱得上是張學良的「左右」且是「脫離黨的叛徒」者，只有黎天才為首的一批前共產黨人，他們大多是被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共政治局開除的反對派「中央非常委員會」（以下簡稱「非委」）的重要成員。
北方唯餘的「非委」組織是一批共產黨人，以黎天才、吳雨銘、李希逸為核心，接受羅章龍的領導。據黎說，他們「處處照顧到我黨當時的政策」，輔導張學良研讀馬列，為他講解國際和中國工運史，同時又抓住與這數十萬大軍合作的機會，鼓勵張學良謀求西北獨立的大局，並於西安事變的前數月，制定了行動方案，其中包括近期的兵變計劃和西北獨立政府的遠景設計。（《抗日戰爭研究》，二零零年零三期）
一九二八年，楊虎城到達日本，通過馮潤章向東京中共市委提出第二次入黨的要求，要做第二個賀龍。中共中央函復中共東京市委，同意接收楊虎城加入中國共產黨。信件原文為：「收到你們的來信，特答覆如此：……楊虎臣（原文如此），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們執行加入手續，加入的手續如下：需三個同志的介紹，候補期為半年。再望你們與他談一次話，指明兩點：（一）目前大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廣大的群眾以準備暴動，而不是馬上就要實施總暴動。總暴動是我黨的前途，目前尚不是行動的口號，而是宣傳的口號，尤不是每個同志一加入就要派回暴動。（二）每個黨員加入後如在工作上有需要時，黨仍須調其往他處工作……」
楊虎城元配羅佩蘭死後近兩年，楊虎城和中共派到他部隊的婦女會主任謝葆真結婚。謝葆真是西安人，她和楊虎城是由上級黨員吳岱峰介紹的，兩人結婚也是經過中共河南省委批准的。據後來楊虎城身邊秘書回憶：結婚後謝經常利用楊虎城夫人的身份，為共產黨組織活動提供方便。當時，中共許多秘密會議就在楊家裡召開，楊虎城只是藉故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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