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初期，香港表現優異，與台灣、新西蘭等地被視為典範。至近月，死亡人數按人口比例成世界之冠，醫院服務明顯不足，令人唏噓。市民趨向自求多福，國內媒體及有關官員亦明示暗示香港抗疫不力。
疫情期間，香港選舉制度歷經「完善」，建制陣營全面控制立法會選舉的提名程序。去年秋選舉後，再沒有反對派的聲音，政府立法、申請撥款，完全沒有阻力，媒體有關立法會的報道也大為減少。
事實上，即使民主派政黨在立法會的全盛時期，也未能取得議席的過半數，制衡主要是嚴厲的質詢和間中的「拉布」戰術，力量有限。最大的作用還是社會輿論的發揮。
過去十多年，以前殖民地政府努力建立的諮詢委員會制度趨於式微。政府高官為了應對立法會的挑戰，力圖減少諮詢委員會作用，敢言的聲音大為減少，其成員大體來自一個四、五百人的組合，主要為權貴家族的成員。
諮詢委員會的會議成為「走過場」，沒有激烈的辯論，官員應付裕如，媒體也失去報道的興趣。政府逐漸摒除與其意見不合的專家，周永新教授的遭遇是顯著的例子；能為政府保駕護航的專家受到重視。
2019年11月，民主運動在區議會選舉大勝；但其後一年多，在種種壓力下被迫辭職的辭職、被褫奪資格者亦失去議席。多數區議會現在只有數名議員，難以發揮作用；政府也無意進行補選，基層的聲音更難表達。
今日特首針對網路的批評聲音，認為「唔駛聽」。社會科學學者自有不同的意見。就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和2019年下半年抗議運動前後，有一批學者從事網路意見研究，從宏觀的角度整理網路上的言論，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言論，從而探討社會上不滿的根源。他們的研究可見諸有份量的國際學術期刊。
抗疫不是一個政治化的議題，政府與市民有共同的目標，市民亦明白抗疫的行動要由政府主導，然而在沒有民主和制衡的情況下，政府難以也無意聆聽市民的聲音。在沒有批評、沒有雜音的情況下，政府應該施政順利，效率奇高，然而事實是否這樣呢？
中國領導層堅持「動態清零」，港府奉命唯謹，社會上自然容不下不同的意見。歐美主要國家近期相繼執行「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但本港社會根本不容討論。其利弊為何，有什麼值得借鏡的地方，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居然缺乏深入的討論，令人難以理解。
同樣，有關強制性的全民檢測，政府亦以國內專家意見為準，後者表態後，政府有了立場，本地專家才相繼發表類似的意見。在政府銳意推行強制全民檢測期間，社會上缺乏多元化的討論。
國內支援香港抗疫，送來大批物資。但即使建制陣營的立法會議會也得承認，政府缺乏有效的基層網路，難以迅速地把物資送到基層市民手上。本來香港有數百位區議員，他們在選區有辦事處，不少選區有潛在的有意參選人，他們也有地區組織。這些網路應該可以為政府利用，迅速地接觸到每個基層家庭。但現在失去了大批區議員，這個網路自難以發揮。
已故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沒有更好的替代。」經濟學者阿馬蒂亞森亦指出，民主政體下未有出現過大飢荒。在今天萬馬齊喑的香港，市民嚐到沒有民主與制衡的苦果。@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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