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香港還留有某些自由，但這個被認為屬於中國的城市卻無法選擇與病毒共存，在中共「動態清零」的強大壓力下，染疫人數多寡成為了港府工作能力的硬指標，特首選舉背景之下，香港中聯辦直接插手部署防疫政策，「西環治港」似在被重新啟動。分析認為，中共在香港深耕多年的系統即將浮上枱面，藉疫情防控直接參與香港事務，中共高層的權鬥也在其中充份體現。
在中共「動態清零」政策下，香港的抗疫未及預期成效。香港政府新聞網2月21日的消息，截至目前，香港新增7,533宗中共病毒確診個案，除3宗為輸入個案外，其餘全部屬於本地感染，過去六天確診人數整體趨勢直線上升。
「中國的數字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加以控制，外界無從知曉，香港畢竟是香港，數據不可能隱瞞，染疫人數控制不了。」時政評論員季達向大紀元表示。她認為，確診人數變成了一個政治上的硬指標，成為對一個地區官員的考核。
2月1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舉行特別會議，批准引用《緊急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將原訂於3月27日舉行的特首選舉押後至5月8日舉行；原定的特首選舉的提名期押後至4月3日至4月16日。這是在特首林鄭月娥多次強調無計劃推遲特首選舉後首次提出押後選舉。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稱，香港面對抗疫以來最嚴峻局面，特區政府必須集中力量應對疫情，「不應分心，亦不容有失」。兩天前（2月16日）中共在香港的兩大機關報《大公報》和《文匯報》頭版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把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重要任務」做了報道。
這是習近平繼中國武漢之後，第二次針對某個特定地區疫情給出的直接指示。自此香港局面全速轉向，特首選舉也因此讓路，這讓正在通過輿論全力對抗林鄭的梁營（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陣營）始料不及。
熟悉北京香港事務的消息人士向大紀元透露，「港澳辦原來是不同意特首選舉押後的，但林鄭直接報告到北京，結果北京最高層同意特首選舉推遲兩個月。」
據香港01通過多個渠道獲得的消息，2月15日，在習近平「抗疫令」出台前夕，特首林鄭月娥被召赴深圳，與中共高層會面。
「推遲不是因為選舉會造成甚麼問題，本身選舉程序上並沒有甚麼問題。」這名消息人士說，「問題在於，北京認為，在防疫的關鍵時刻，如果換帥的話可能會對整個防疫措施等造成混亂，因此同意選舉推遲到5月份。」
香港01發表署名沙半山的評論文章稱，本來大家以為「三不」指令只是短暫措施，在2月20日開始的提名日便可解禁，「矚目（目睹）選戰很快全面開打，豈料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疫潮，再次將選戰押後。換言之，『估（猜）領袖』遊戲估計仍會維持一個多月才揭盅（揭曉）。」
作為親共媒體之一的香港01近期一直撰文指責林鄭及其代表的港府抗疫無能，該評論文章字裡行間顯露出對押後特首選舉的失望。
文章中所提到的「三不」指令是指上月港府首次宣布推遲特首選舉提名期時，建制派人士收到的有關方面針對特首選戰的「不可公開評論選情、不可公開表態支持任何潛在候選人、不可私下答允給予支持票或站台」的三個指令。
「顯然中共高層的『為了抗疫，不便臨時換帥』僅僅是一個託辭」，季達指出，「背後隱藏的信息是，清零成為了一個香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所代表的習派和江曾派兩邊權力鬥爭的一個表現。」
就在林鄭宣布特首選舉押後當天（18日），中共在港「一把手」，有香港「黨委書記」之稱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召集包括華潤董事長王祥明、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盈科拓展主席李澤楷、新鴻基集團主席郭炳聯、恆基地產李家傑、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在內的一眾香港地產大亨與商界領袖，在網上以這些港商不熟悉的普通話召開視像會議討論抗疫事宜。 「港商們要以普通話發言顯得吃力」，英國《金融時報》這樣形容這次會議。
駱惠寧的這一舉動被外界視為「西環治港」（由於駐港的中聯辦位處西環，港人貶稱「西環治港」）在重新抬頭。
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員石山向大紀元表示，香港中聯辦直接部署防疫政策，換句話說中聯辦開始要從枱下浮到枱面上，以前是透過港府左右香港局勢，現在乾脆直接接手。
中聯辦前身香港新華社在港深耕多年
香港中聯辦（全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前身為香港新華社（全稱：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成立於1947年。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一直在以比較隱晦的方式參與地下活動。該社也一直以中共政府駐香港最高代表機構的身份協調與港英政府的聯絡工作，2000年香港新華社更名為中聯辦，成為中共中央政府三個駐港機構之一（另外兩個駐港機構分別為「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及中共「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一直以來，中聯辦與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香港工委）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按照中共慣例，凡在某地徹底奪取政權後，當地絕對是黨大於政，稱之為黨委；政則為謀奪政權之地，黨系統常被稱為工作委員會。
據石山介紹，中共香港工委最早可追溯至1920年代早期，它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之密切超乎想像。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同年便到英屬香港發展。中共權利寶座上的頂級人物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曾到過香港；中共的10名元帥中有6人到過香港，中共副主席中有兩個都曾待在香港活動，一個是李濟深，一個是宋慶齡。 「當時中共的所有活動都是那套班子在搞，其中協助中共『建國』的八大民主黨派，四個都是在香港成立，就連中共協助興建的越南共產黨，也由胡志明在1930年代在香港成立。」石山說。
1940年代末，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已經相當龐大，當時就通過香港組織從海路運送大批藥品和零件等物資前往中國華北中共佔據的地區。 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近千名各界名人紛紛從香港北上參加中共的所謂「建國」，包括李濟深等人全部由中共運作偷渡回國。
中共的那套人馬在香港的活動從未停歇，勢力也在逐漸擴大，在1967年「文革」之後稍有回落，80年代主權移交前又再度興旺。
「但中聯辦的那批人一直對由港英培養出來的香港人心存不滿。」石山說，「他們覺得『我們奮鬥了那麼多年，香港回歸（主權移交）後，我們還得不到權力，還是要交由香港人自己治理』。因此，1997年之後他們更是以中聯辦的名義頻繁活動並伺機參與香港事務。」
《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共政府機構「不得干預」香港事務。 2003年，正值沙士（SARS）大爆發，香港經濟低迷，特區政府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引發香港史無前例的50萬人抗議大遊行，從此中共開始收緊治港政策，從「不干預」開始「有所作為」。
同年，成立於1978年的中央港澳小組（港澳辦）更名為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曾慶紅擔任組長，全面領導港澳工作。與港澳辦在架構上相差半級的中聯辦作為在香港「深耕」多年的前線機構，順理成章成為「有所作為」的執行者。
季達表述，現在的港澳系統基本還是曾慶紅原來的班子，而獲得習近平欽點的林鄭月娥則不屬於他們的圈內人。
季達說，「這就是他們一直希望梁振英上台的原因，這次藉疫情唱衰林鄭和港府，蟄伏多年藉機回朝；而習近平方面則不希望林鄭月娥因抗疫政績不濟遭到撤職，因為這樣反倒會折了習近平的大將。」「實際上特首選舉、抗疫完全演變成了一個中共高層政治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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