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疫情惡化,最近幾天的確診數字飆升,情況似乎令人倍感憂慮。但如果問問一般香港市民,他們覺得最令人憂慮的是甚麼,原來很多人都不是因為害怕疫症造成的健康風險,而是不知道這個政府又會以抗疫之名,提出一些甚麼限制市民自由與選擇的措施。有人甚至坦言,覺得疫情的惡化不比政府施政的荒謬更令人憂慮。

兩年多以來的發展,新冠病毒造成的健康風險固然不應該忽視,但香港人曾經經歷禽流感及沙士的衝擊,2020年初當武漢肺炎開始傳播到香港的時候,對於這種沒有多少人認識,又有傳言是來自實驗室的病毒感到恐懼,大家都即時提高了警覺。

疫症傳播之後不多久,市民就要求政府封城。但當時的特區政府對武漢封城似乎沒有警覺,對病毒的危害淡然處之,甚至當醫護界開始感受到壓力,要求政府封關封城的時候,特區政府最關心的,竟是要阻止市民用上「武漢肺炎」這個被北京當局視為有損國家聲譽的稱號。

到國內的情況開始漸為人知,原來病毒的發源地武漢要封城,又要強制檢測,又要搭建大型的臨時醫院隔離病患,香港政府的口吻才跟隨國內的做法作出改變。但特區政府一方面否定全面封城的作用,以香港是國際城市,又與國內交往頻繁為理由,拒絕用極端方法隔絕傳染源。當第一波傳染爆發,疫情明顯出現惡化跡象,追求政治正確的林鄭月娥政府就乘機把抗疫與凝聚國民情緒掛鉤,抬升國家支援的重要性,整個策略充滿了政治考慮。後來引入國內專家團隊來香港進行普及檢測,其政治動機已經被市民洞悉,因而令絕大部份市民採取冷應對的策略。加上香港人有過對抗SARS及禽流感的經驗,行為上無需政府呼籲也十分自律,人人主動戴口罩,減少社交活動,根本不需要政府強制。結果,邀請國內專家團隊來香港進行全民普查一事以笑話收場,一再延期才勉強呼籲到稍多於100萬人響應。仿效國內做法搭建的大型臨時醫院也沒有充份用上,成為了抗疫的大白象。

經過幾年的政治事件,特區政府及北京在香港人心目中的信任度大幅下跌。來自武漢的病毒源頭不明,但香港人不少都傾向相信是國內官員在開始時意圖隱瞞疫情而搞出大頭佛,才會令疫情惡化。對於特區政府呼籲下載使用安心出行,香港人一直冷然對之,對邀請國內專家來港進行普檢就更是嗤之以鼻。

疫情爆發,全民受影響,按道理應該是政府表現其領導能力,重拾民望,起碼爭取回部份市民支持的大好機會。但香港人對特區政府及其官員的咀臉深惡痛絕,對政府的種種呼籲都不願意積極響應,甚至演變成為是一種無需任何人領導的自發不合作運動。而政府也是政治掛帥,對世界各地來港的旅客逐漸加設種種嚴格的檢疫隔離要求,但對於來往中港兩地的卻反而寬鬆,令市民更加反感。另一方面,政府動不動就引用限聚令來限制市民聚集,目標顯然是要令各種公民表達及遊行活動無法進行,甚至利用濫發599G告票打壓黃店。凡此種種,都令市民對政府的抗疫措施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特區政府表現窩囊,也失卻了重建市民信任的時機。

在引入疫苗選擇一事上,政府的表現也令人反感。為了政治正確,特區政府堅持引入在測試數據上令人懷疑的國產疫苗,還要特首率領一眾官員率先接種,搞出了一場令人哭笑不得的注射國產疫苗政治騷。做法不但未能刺激起市民積極仿效注射疫苗,反而令市民對疫苗始終抱有懷疑。香港的疫苗接種率一直都不理想,正是政府過於政治掛帥有關。

到了近期,當病毒一再變種,各國經歷了一波復一波的重創之後,漸漸走出困境。西方各國因為選擇的疫苗較為有效,也因為曾經受感染的人數比較多,社區免疫的能力也逐漸提升。到了最新一輪的病毒變種,西方多國都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去作出選擇,可以在抗疫與社會民生各方面之間採取一個較平衡的策略。

所謂「與病毒共存」,是建基於有足夠社區免疫能力的前提下,令經濟活動及社會生活可以逐步回復正軌。學童不至於長期留在家而失去了上學的機會,社會較大程度地恢復正常,令就業及經濟可以回覆增長,也可以重建社交生活。

北京當局開始時,一方面是害怕疫情擴散引起的社會動亂,另一方面又要以「病毒清零」這種策略來顯示政治體制的優越,同時也以此作為抵銷西方各國要追究病毒來源責任的藉口。在病毒出現變種之前,這種策略顯然有效,但當病毒一再變種,又不能完全封關鎖國,要繼續封城強檢,付出的代價便高得難以估計。而且就算一時有效,只要病毒繼續變種,只要繼續不能完全自絕於國際社會,變種病毒總會傳到國內。可以預見,所謂「病毒清零」,就只會變成了無休止地在清零與對抗新變種病毒之間反覆循環。

特區政府從一開始便沒有考慮香港社會的獨特性及香港國際城市的性質,又過於政治掛帥,自己摧毁了領導社會抗疫的公信力。提出的措施往往自相矛盾,不能說服市民。今天特區政府只能堅持與國內一樣的所謂病毒清零,限制市民的自由、要谷針來滿足政府想儘快與大陸通關的願望、又不能合理地考慮社會民生經濟活動的需要,令香港市民更加反感。

最近有調查顯示,香港人越來越不相信特區政府的抗疫政策。就算病毒一再變種,疫情一波又一波,政府提出的種種抗疫措施,都得不到廣泛的支持。市民對領導抗疫的官員高度不信任,到了近期就連政府的顧問專家也失去了市民的信任。

香港人情願自求多福,也不信任政府。部份市民對政府的注射疫苗呼籲十分抗拒,對政府的種種抗疫做法也不以為然。因此,近日感染人數上升,政府加強圍封大廈,要強制受影響地區及樓宇的居民在寒風中進行反覆的強制檢測,更進一步收緊了各種限制。但市民憂慮的,反而不是病毒對健康的損害及風險,而是政府的抗疫無道,把種種措施視為政府意圖剝奪市民的選擇與自由。

造成這種局面,可以說是相當不幸,也令香港更難建立有效的社區抗疫基礎。政府可以繼續大條道理拒絕與病毒共存,不少市民就繼續選擇對病毒清零的種種措施作消極抵制。無論結果如何,都是令疫情的風險更難以評估,也令市民對政府的惡感繼續提升。現在,國內的喉舌媒體提出要在抗疫目標上「統一思想」,其實就是表明不容許在抗疫措施及目標上有不同的意見。這一種論調,對香港政府協調及統籌抗疫根本不會有用,只會令市民更反感。

面對一個波及全個社會的疫情,市民原來不盡因病毒變種及感染人數上升憂慮,反而增加了對政權的不信任,也激發更多人消極抗拒。這一種特殊的情況,看來會成為將來流傳病學研究的一個獨特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