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利塔魯：而且別忘了「Facebook 監督委員會」，對Facebook的監督指導，別忘了至少有一位前民選國家元首（指丹麥前首相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 他是委員會的成員。理論上，當裁定特朗普的帳戶是否應該恢復時，他們有最終投票權。
我想現在委員會有20人，不都是美國人。其中一些是其它國家的前官員，從理論上講，他們實際上可以決定，美國前總統是否可以重新回到社交媒體上？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裏，這些問題真的很吸引人……誰在做這些決定？
絕大部份矽谷公司產品 迎合中共需求
看看矽谷和中國（中共）的過往史，絕大部份矽谷公司與中國的互動，都是為了使他們的產品迎合中國的需求。甚至是蘋果公司，如果我記憶無誤的話，蘋果公司甚至將其用戶數據本地化，由（中國）當地的數據中心管理。即使在美國蘋果公司（高調）倡導加密（用戶數據），（美國）政府無權對這些加密數據做任何事情。科技公司（的這些作為），歸根結底一切都是為了錢。如果一個國家人口基數龐大，這些科技公司願意竭盡所能，扭曲這些規則，對言論自由採取更軟弱的立場。
甚至還存在實際的人身安全的問題。比如說，Facebook在他們的廣告中，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否仍然這樣做，但在過去，他們的一個廣告參數是，他們會估算某人是不是同性戀。舉例來說，如果你是同性戀，你可能會費盡心思，絕不公開，根本不會承認。但根據他們的算法，他們可能會看出來這一點，所以其實際上是一個廣告商。
實際上，作為一個廣告商，你可以定位並說，我想找到一個算法認為是同性戀的人（投放廣告）。現在，在美國，這（同性戀）是一回事兒，但世界上有一些國家，同性戀會被判處死刑。
因此我問他們：「為甚麼你們仍然讓這個過濾器（selector），在那些會被判處死刑的國家使用？」
回答是：「人權組織可以利用這個找到這些人。是的，（外國）政府可以，但人權組織也可以。」但我說：「人們真的可能因此而死亡，難道這不比那更重要嗎？」
回答是：「不會。」但最重要的是，我說：「你們有沒有……」—— 因為同樣，Facebook 持有這些數據庫——我說：「你們有沒有遇到這樣一個國家，給你一個過濾器，過濾如同性戀之類的人，並說，給我一個現在在我們國家的每個用戶的名單，你們的算法能決定這些人的身份，我們想得到他們的聯繫訊息，特別是在一些國家裏，這會導致死刑。」
我說：「曾經發生過這類事情嗎？你們會否認嗎？」而他們並沒有否認。但問題是，（外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利用這些訊息？這些都是謎中之謎。有了這種透明度，可以看出內部如何運作？事實上，我作為一個記者，我不應該得到社交媒體公司的回答，政要們應該得到答案，美國政府的民選官員不應該像我一樣，得不到答案。
看看他們問到Instagram 時的反應，Instagram對青少年是否有害？在先前的那些聽證會上，Instagram 引用了所有能證明Instagram 有多棒的研究。
但同時在Instagram 內部有所有這些研究，但同樣，他們沒有法律義務分享這些給公眾，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旁白： 我們的團隊聯繫了Facebook，但沒有立即收到回覆。
科技公司權力之大幾乎無法想像
楊傑凱：我想，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對嗎？（因為問題很大）我想我還要重申一下，對嗎？有這樣一個想法，我們有（科技）公司巨鱷，其權力之大，幾乎無法想像——他們控制著公共輿論廣場或其重要的部份，他們正在致力於言論審查。你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他們之前從未提供過的一些透明數據納入法律（義務），作為一個起點。問題是，需要甚麼樣的懲罰措施，才能讓這些公司真正感受到實際威脅？我的意思是，如果對一家公司來說，10億美元（的罰單）對保持公司業務順利進行來說，真的不是甚麼大問題，那麼是要用刑事責任（作為懲罰措施）嗎？你怎麼看呢？
利塔魯：這個問題很難解決。我們看到，歐洲有《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過去我寫過很多相關文章。《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有各種各樣的保護和懲罰措施，收費、罰款等等，但歸根結底，它有太多的漏洞，實際上並沒有太多的威懾力。
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它甚至說你必須在X天內報告一個違規行為，我想是Facebook 把這個時間延長到了一年多。他們的回答是：「好吧，我們決定何時開始計時，就開始計時。」所以，我認為這是其中一個挑戰，即使《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有這麼多的漏洞，它有對研究的豁免，它有對這個的豁免，有對那個的豁免，那個由你的監管機構來決定。
可把它提交內部數據庫義務納入《230條款》
我認為這是挑戰之一。你如何確保它有足夠的威懾力？即使是每天數百萬美元的罰款，（對大科技公司來說）也只是個零頭。如果你把它（提交內部數據庫的義務）納入《230條款》中，你就可以說，比如，不遵守這個規定的平台，將失去《230條款》的一些保護。
這是一種方式。首先，現在它有了威懾力，因為現在突然之間（提交數據變成法律義務）……法院會裁定所有這些東西，但我認為這是第一步，因為現在當你去找社交平台時，他們的回答是：「不，你不會從我們這裏得到答案，因為我們沒有義務給你一個答案。」如果你將其納入法律義務，（他們的回答是）是的（我們應該提供）。
這些公司都有卓越的律師團隊，他們會想盡辦法，他們會確保……但至少有了這個開始，可以提供一些東西，現在我們是零。因此，增加點任何東西，都可以讓我們至少對這些公司的運作，有一些了解。
你會注意到，總是存在著這樣的悖論。比如說，（我並沒有把向國會公布報告當作我的一個解決方案）但比方說，你說，你們做的任何內部研究，必須向國會公開，這反過來會迫使Facebook 交出它的Instagram 內部報告。但問題是，Facebook 以後就不會再做這種類型的研究了。基本上他們會說，這是不是可能導致負面的發現？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做了。
因此，這些是必須謹慎對待的事情，比如刪帖的影響這些基本的事情。很多時候，（社交平台）公司刪除內容，他們聲稱，這個違反了美國法律，這個內容實際上是非法的，這類事件多久會報告給警察一次？如果你刪除一些內容，你說，這個內容明顯違法，你為甚麼不把它報告給警察呢？
如果這樣做了，並將其提交給法院系統，他們將如何裁決？美國的法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對現實的預期？這些都是難解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如果你把它納入《230 條款》，比如具體的懲罰，他們的刑事責任相連帶的罰款金額是多少？這些都是國會所擅長的。
現在，這甚至不是公司必須考慮的事情，他們甚至不需要做任何讓步。所以現在他們可以直接說：「不。」一旦你開始推動將其納入立法，是的，說客和支持者會確保它被淡化，但會有這樣的對話，他們將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我們至少會從中得到一些東西。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現代性問題，這是社交媒體時代獨有特徵。
我認為，所有問題的根源、每一個挑戰，都可以追溯到這樣一個事實：兩個多世紀以來，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一直試圖達成共識說，這是允許的，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從來沒有想出解決方案，所以我們將其交給私人公司，讓他們自己想辦法。但問題是，當我們做移交時，當我們制訂《230 條款》和做移交時，我們把它當成一個黑匣子移交了。我們說，你們去做，我們不想知道其中的任何事情。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缺乏透明度的（追責）部份——最好讓那些私人公司做，社會不必知道。
我認為，我們可以簡單地將其添加進《230條款》，而且有修改《230條款》的先例，它可以被修改。添加進《230 條款》成為額外條款：作為對所有這些特權的條件，需要有一些透明度，所以，作為一個社會，我們至少可以辯論這些問題。同樣，我們可能會決定，（言論管制問題）我們沒有解決方案，所以我們必須繼續這樣一直做下去，但至少它允許我們進行這種辯論，至少建立一些護欄。
楊傑凱：卡列夫利塔魯，很高興你能邀請到你。
利塔魯：非常感謝你的邀請，很高興來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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