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大紀元時報》資深記者楊傑凱（Jan Jekielek）近日在「美國思想領袖」節目中，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賓夕凡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和中國歷史教授亞瑟．沃爾德倫（Arthur Waldron，中文名林蔚）進行了專訪。全文翻譯如下：
在採訪前，楊傑凱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
為甚麼在傑出的中國問題專家林蔚看來，香港的特殊地位很可能會被永久終結？
在過去五十年裏，理查德．尼克遜（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前美國領導人在與中共的關係問題上犯了哪些關鍵性錯誤？
為甚麼林蔚認為中國共產黨政權正進入解體階段？這種情況與前蘇聯的解體情況有何相似之處？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今天，我們和歷史學家、賓夕凡尼亞大學教授林蔚坐在一起。他是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Congressional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創始成員，也是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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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楊傑凱：亞瑟，我在多年前讀過你的一篇文章，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文章談到了當時的蘇聯局勢到底會如何，以及美國和其它的許多知識精英當時是如何根本無法想像會有一個沒有了蘇聯共產主義強權的世界，以及這樣的世界會是怎樣的。但是在那篇文章中，你提到，實際上有些人在當時已經明確地說明了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些人是某些持不同政見的團體等等。我發現這一點非常吸引人。現在是不是也存在著像當年一樣的「盲區」？
林蔚：是的，我認為，人們都有從眾心理。心理學家認為，如果你在一個群體中，你比群體中的其他人看得更遠，比如說，能夠多看到5%，甚至多看到10%，他們會認為你是一個天才和先知。但是，如果你能比他們多看到50%或者100%以上，他們就會一直把你看作是一個非常古怪的人。
在我當年準備的時候，我差點就成為了哈佛大學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博士。我的意思是，我幾乎學習了所有的必須課程，比如俄語等等諸如此類的課程。但我很快發現，如果你想了解真實的蘇聯，你就必須避免與任何同政府有關的人士接觸。
我了解蘇聯的方式是通過了解蘇聯流亡者、持不同政見者、閱讀持不同政見者的文學作品等等，並認真對待這些作品。當然，波蘭人都知道，有一位波蘭大使，他當時寫了一本書，但沒有能夠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為他看到了當時到底正在發生甚麼。
然後有一本俄羅斯的書，叫《蘇聯能活到1988年嗎？》（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till 1988），書名好像是這個，有人提到過它。但這些觀點都只能存在於所謂的「主流觀點」範圍之外。所以當我回到大學後，我嘗試了這個研究方法。
我發現，即使是那些強烈反共的美國教授，舉個例子，比如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他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不久前剛剛去世，他也是我的導師之一。他是你能夠找到的最反對共產主義的人。他寫了一本名為《舊政權統治下的俄羅斯》（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的書，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現在，如果你寫了這樣一本名為《舊政權統治下的俄羅斯》的書，那很有可能會有機會再寫一本姊妹篇，名為《新政權統治下的俄羅斯》（Russia Under The New Regime）。
但是那些他所討厭的俄羅斯人在他把書寫完之前就推翻了蘇共。我的意思是，派普斯有著一個亮麗的職業生涯履歷，但最終，他只寫了一本關於十月革命和其它東西的書。像我經常說的，即使是像理查德．派普斯這樣堅定的反共人士，也無法想像到，歷史的篇章會翻到那個沒有了蘇聯的、美好的一頁。
好吧，讓我來告訴你，當蘇共的紅旗落下的時候，在1991年的聖誕節或者說是西方的1991年的聖誕節，當時就是一個衝擊波，對整個知識界和教授界、所有聰明的編輯和其他人，以及蘇聯以外的所有共產主義政黨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衝擊波。因為如果沒有了國家主體，那麼政黨就會大幅度地失去影響力。
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這是一個巨大的想像力的失敗。因為如果你研究歷史，那麼有一件事就會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歷史的任何時刻，事情都有可能向許多方向發展。
我應該感謝美國海軍，因為在軍事學院學習的時候，我們研究過戰爭。在能夠使失敗者取得了勝利或者獲勝者出現失敗之前，我們都不會認為已經完成了對這場戰爭的研究。不是去改變雙方的戰略物資數量，而只是用選擇不同的戰略方法來改變最終結果。這使我能夠反向思考，並能夠意識到你很多此前不理解的東西。
這（反向思考）就像一輛汽車，我的意思是，過去美國青少年經常會把汽車拆開，然後再把它們重新組裝在一起，之後他們就明白了，哦，原來，驅動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車上的香煙點火器就是可以被忽略的，就好像諸如此類的事情。沒有人，或者說，很少有人在對待歷史時，也採取這種態度，我們的人民必須學會，不要總去尋求單一的共識結論。
如果你讀過，你會發現他們解密了所有關於中共的報告，不是秘密報告，而是面向普通讀者的一般性報告。這些報告完全是毫無價值的。我的意思是，它們甚麼都不肯定，也甚麼都不否認，基本都是這樣。之後就有了關於中共問題的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令我驚訝的是，仍然有一些人，尤其是商界人士，但也有一些學者，像謝淑麗（Susan Shirk）教授（譯者註：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等等，還有其他學者，還有美國蘭普森公司的那些教授，他們就是沒有搞明白，或者說，他們的薪水實在太高了。我的意思是，在華盛頓，他們會拿沙特的401K養老金計劃和中國的401K養老金計劃開玩笑。
我曾為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員工作，他們有一個中國工作小組（China Task Force），我也在其中。有一次，我去了豪華的會議室，先進程度超越了當時的科技水平。我坐下來，旁邊的座位上面寫著莫里斯．漢克．格林伯格先生（Mr. Maurice Hank Greenberg）。我想，我知道這些傢伙都是誰了。我的意思是，他是在領薪水的。然後我環顧了一下整個會議室，我看了看所有的人，然後我說，「天哪，難道我是這裏唯一一個不拿工資的人嗎？」
我的導師，已故的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譯者註：第四任美國駐中國大使，1989年5月8日-1991年5月10日。出版了回憶他在中國的生活經歷《中國通：亞洲冒險、間諜與外交生涯九十年》一書。於81歲高齡去世。）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中情局特工，他出生在中國，在中國接受教育，畢業後進入了耶魯大學成為第52屆學生，後來加入了中央情報局（CIA）。當然，沒人告訴我他究竟都做了甚麼，但是，我和他一起喝了那麼多杯咖啡，相當於拿到了博士學位。
他對我說，聽著，亞瑟，他們只想利用我的名聲，所以我不會去那麼做，但是你可以去，但是你要寫一些不同意見。我無法向你們描述寫這些不同意見是多麼的複雜。我的意思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只把它當作是來自美國的某種通信溝通方式，而事實上，它只是一堆毫無價值的垃圾。
我還曾是一個委員會的成員，它負責審查中央情報局中國站的工作。我們基本上是能夠看到任何我們想看的東西和所有其它的東西。
我們寫了一份有著不同意見、相當負面的報告，但它被徹底壓下來了。而後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份報告是正確的。我一直記得，它就像是烙在我的腦海裏一樣，李潔明曾說過的，因為他是中共天安門事件時期的美國駐華大使。他對我說：「亞瑟，你必須記住，現在的中情局是一個功能失調的組織，它已經無法履行它的職能。但同時，他們卻是最好的華盛頓地盤的爭奪者。也就是說，它總是能夠獲得想要的預算。」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根植於美國國務院、情報機構、大學中的，是一種基辛格式的關於中共的幻想，一種認為事情本應按照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去發展的信念。他們仍然……他們只是沒有勇氣去面對（現實）。當然這不是非常災難性的，但仍然是一種驚人的失敗和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失敗。
我的意思是，當尼克遜在中國的時候，他認為中共除了聽話甚麼也不會做。但後來我們知道，中共當時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設計導彈來摧毀美國的航空母艦，殺死美國人。他們不想去相信這一點，這看起來是一個不可能的結果，但這恰恰就成了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局面。
我認為，中國將會發生巨變，她將再次令我們大吃一驚。我們將再次無法及時有效地應對。儘管如此，我還是祈禱中國人能自己解決（中共）這個問題。他們已經好幾次都很好地理順了自己的問題。
但無疑，（美國當年）選擇毛澤東是一個大錯誤。如果你讀過對毛澤東的採訪，比如著名的路透社在1945年對他的採訪。這個採訪無法在他的中文版文集中找到，但是在日文版文集中能夠找到，因為日本人（辦事）非常細緻。
當他被要求描述他心中的中國將會是甚麼樣子的時候，他回答說，它將會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政黨都會有完全的言論自由，所有的官員都是被選舉出來的，我們會有多層選舉，無記名投票等等。她將會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等等。他是以書面的形式回答了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回答看起來很有權威性。
因此，像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這樣聰明的人離開中國時，他都覺得毛澤東是一位民主人士。而他認為無法與蔣介石相處的原因，是覺得在某種程度上，蔣介石是個獨裁者。
但事實上，毛澤東早在1937年通過一個複雜的中國歇後語，就已經向埃德加．斯諾發出了信號。我不想就此多說，但基本上，他所說的就是，我是一個「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人。這是一個由八個字組成的中文短語，就是你只要說前四個字，然後其他人就能夠得出後面四個字的「歇後語」。但如果你是美國人，……
楊傑凱：你是無法理解他的……。
林蔚：對，你是無法理解他的。但是，被誤認為是一個民主改革者的毛澤東，他的統治卻完全是——這對中國來說，完全是一場災難，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我們估計，中國共產黨政權可能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的情況下至少造成了7000萬中國人死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總的死亡人數才有5500萬。
現在雅剋夫列夫也得出估計數字，在同樣的情況下，蘇共統治下的蘇聯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是7000萬。這個數字實在太可怕、太大了，所以人們會說，我們簡直沒法想像。
楊傑凱：亞瑟，你怎麼看，根據你所知道的一切，現在和香港目前的情況，你認為事情會發展到哪一步？
林蔚：我們之前提到過赫伯特，已故的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的定律，即如果某種事物不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它就會停止。而中共現有的體制也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因此，根據斯坦定律，就意味著它將在某一時刻停止。如何停止，甚麼時候停止，會有甚麼樣的後果，我們不知道。而中國現在正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我祈禱，習近平能夠帶來一個積極的發展，給我們帶來一個驚喜。
楊傑凱：亞瑟．沃爾德倫，很高興能跟您交談。
林蔚：非常感謝。我也很高興接受您的採訪。#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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