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美國精英跟隨中共有多危險？

莫拉·莫伊尼漢：令人非常不安的是，我看到中國共產黨推動其輿論控制，已經到了不遺餘力的地步，而西方媒體正在認同它。然而，如果你上推特，你會看到一些勇敢的中國網民，仍然能夠拍攝到中國各地的一些影片，特別是湖北省和武漢地區的混亂、死亡和飢餓的場景。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敘事，一直都是這樣。

另外，4月12日我看主流媒體的電視節目，看到一件事情，令人非常擔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新聞節目主持人，邀請了一位嘉賓，那位女士是美國人，她稱讚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控制力，他們如何比美國做得好得多，他們做任何事都比美國人做得好，她還說中共的極權資本主義模式，確實有我們混亂的民主制度應該學習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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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的蔓延，把中共官方（疫情）信息當成事實，到底有甚麼危險？中共領導人是如何試圖控制對冠狀病毒疫情的描述呢？在西方，中國共產黨究竟怎樣讓自己實現了正常化？這對西藏的人權保障運動，有甚麼影響？為甚麼把冠狀病毒與中共政權和（原發地）武漢聯繫起來，不僅很合理，而且很重要？

在本期節目中，我們將與中國觀察家、作家、廣泛關注西藏難民問題的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記者莫拉·莫伊尼漢（Maura Moynihan），一起探討上述問題。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莫拉·莫伊尼漢，很高興你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莫拉·莫伊尼漢：扎西德勒！（譯者註：藏語問候語，意為吉祥如意）能夠來到這裏，是我的榮幸。

楊傑凱：當然我們就不用握手了，但沒關係，對吧？因為我們會談到一些「中共病毒」的問題。

莫拉，你已經關注中國問題幾十年了，我的意思是，從70年代就開始了，對吧？

我們正處在「中共病毒」疫情的恐慌之中，人們驚惶失措。中國爆發了一場大瘟疫，我們看到了中共的宣傳，說美國應該對此負責，除了中國共產黨，其他人都應該對此負責。

中國共產黨如何編造謊言

今天我想和你談談，過去幾十年你所看到的，中國共產黨如何編造謊言，這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情況，有何關聯？

莫拉·莫伊尼漢：好吧，我將簡要地告訴你們的聽眾，我為甚麼會參與到這場運動中來。1973年，當我15歲的時候，我搬到了印度，因為我的父親，紐約的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被理查德·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任命為美國駐印度大使。

當時我在國際學校上10年級，我想交朋友。我到印度才兩個星期，學校就邀請我去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的庫魯馬納利（Kulu Manali），就在西藏邊界附近。於是我們上了吉普車，向北行駛。我看到成群的西藏修路工人，正在修建現在的孔卡（Kongka）公路。他們看起來很害怕，工作很努力。

我問我的印度東道主，這些藏人在這裏幹甚麼，他們說中共入侵了他們的國家。他們和神聖的達賴喇嘛一起在印度避難。當我們到達庫魯山谷（Kulu Valley）時，我們經過了羅唐關口（Rohtang Pass），幾個世紀以來，這是印度和西藏之間最古老的鹽貿易隘口。西藏人會從高原上壯麗的鹽湖帶來鹽，下來到印度換取香料和絲綢。

當然，在1959年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之後，所有這些通道都被封鎖了。我看到中共解放軍的年輕士兵拿著刺刀，頭戴五星和身穿綠色的軍裝，看起來很害怕，那裏有很多人，再往下一些地方也有印度人。

和我們在一起的一些藏人說：「好吧，現在你已經看到了，我們必須馬上離開。」於是我們離開了，但那個畫面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

70年代中國物資嚴重短缺美國人受皇帝般款待

然後在我的學校，有幾個西藏難民學生。我開始了解到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對西藏人民的種族滅絕。

然後我有了另一種體驗，一種非常不尋常的體驗。1975年我們離開印度時，老布殊邀請了我父親。我和哥哥陪他參觀了後來被叫做Peking（北京）的地方。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還活著。我們先去了香港，然後開車去了Canton（廣州），然後我們飛往北京。

印度和中國的社會，差異是非常大的。在印度，有一個熙熙攘攘的中產階級，有各種各樣的禮拜場所，有商店，有劇院，有一個自由的媒體，有一個民主國家，有選舉。

在中國，這些都不存在。它當時的樣子，就像現在在影片中看到的北韓那樣。沒有禮拜的地方，沒有商業，人們看起來很窮，很害怕。每個人都根據你在社會中地位的不同，而穿著顏色不同的中山裝。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都穿著絲質中山裝，打扮優雅。其他人都穿綠色的軍隊服、棕色的官員服、藍色的工人服。

在外面，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正在遭受嚴重的物資短缺，人民公社周圍排著長長的隊伍。人們站在嚴寒中——那時是一月份——等著購買一袋大米。

但每天晚上，我們都會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盛宴招待，筵席簡直就是為羅馬皇帝準備的。然後我們回到馬薩諸塞州的劍橋，我父親在哈佛繼續教書。

說中國是警察國家被哈佛教授判不及格

那年秋天，我成為哈佛大學的本科生。在我的亞洲研習班上，一位教授和幾位助教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奇蹟，西藏在毛的英明領導下發展得更好。

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是一個警察國家，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結果他們給我的文章一個不及格。我很生氣。所以我在接待時間去找他們。我問教授為甚麼給我不及格，他說，因為你錯了。

我說，「你知道，我剛去過中國，你去過那兒嗎？」他說：「沒有。」然後他對我很生氣。他做了一件會讓他的中共贊助人感到驕傲的事情，他捶著桌子說：「我的工作就是要毀了你。」

楊傑凱：他是這麼說的？

莫拉·莫伊尼漢：是的，對著一個18歲的大學生。我後來發現，他是想要拿到去中國的簽證，當然，要拿到中共的簽證的唯一方法，就是永遠不要批評這個政權。這就是我開始關注共產主義中國的原因。

楊傑凱：莫拉，你這麼早就能看到這一點，真是太神奇了。我認為，這至少說明了一個原因，多年來我們的許多媒體為甚麼一直如此順從，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調門。關於冠狀病毒，你從中共那裏，看到了甚麼樣的信息？

中共的宣傳與中國實際現實格格不入

莫拉·莫伊尼漢：好吧，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與中國的實際現實之間，兩者總是格格不入。在為「自由亞洲電台」工作的多年中，我了解到這一點。

我曾在尼泊爾加德滿都，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西藏分社社長，多年來，逃離西藏的西藏難民地下逃生路線，就是從那裏穿過珠穆朗瑪峰山口的。（他們會）先去加德滿都，然後去印度見達賴喇嘛。

從西藏獲取新聞和信息，總是非常困難，唯一可能更難的地方是新疆，因為他們（中國）基本上是警察國家，他們實際上一直處於封鎖狀態。

你在西藏看不到近年來在上海或北京，所看到的那種自由和商業，西藏人也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來記錄當地發生的事情並將其偷運出去。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能夠獲得一些信息，這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也能夠向西藏人民提供信息，這樣他們就有了不一樣的新聞來源。

令人非常不安的是，我看到中國共產黨推動其輿論控制，已經到了不遺餘力的地步，而西方媒體正在認同它。然而，如果你上推特，你會看到一些勇敢的中國網民，仍然能夠拍攝到中國各地的一些影片，特別是湖北省和武漢地區的混亂、死亡和飢餓的場景。這是完全不同兩種的敘事，一直都是這樣。

美國媒體重複中共新華社的消息

另外，12日我看主流媒體的電視節目，看到一件事情，令人非常擔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新聞節目主持人，邀請了一位嘉賓，那位女士是美國人，她稱讚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控制力，他們如何比美國做得好得多，他們做任何事都比美國人做得好，她還說中共的極權資本主義模式，確實有我們混亂的民主制度應該學習的東西。

我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CNN上都看到了。我看到一種非常令人不安的情況，作者稱，特朗普政府似乎在為「冠狀病毒」的來源指責中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各種從中共來的消息表明，冠狀病毒源自武漢。

美國正在大選年中間，到處充斥著黨派氣氛。不過，我認為主流媒體不去核實事實，特別是當消息來源涉及到中國共產黨的時候，這是非常危險的。

他們只是在重複共產黨官方宣傳部門新華社的消息，把新華社的宣傳要點，作為報道的事實，多年來他們一直這麼做。我不知道是懶惰，還是像哈佛那位教授那樣，想要保留訪問中國的機會，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但這裏真正的故事就是，中國共產黨正在對自己進行正常化宣傳，這對自由世界，對整個世界而言，後果非常危險。

所有的技術都流到了中共手裏

楊傑凱：您所描述的這種共產黨將自己正常化的宣傳，並不是新鮮事物，這種事情一直都在發生。在過去這些年中，至少從我們所見過的情況來看，中共正朝另一個方向發展。這到底意味著甚麼？

我的意思是說，你前面也說過，當時的中國就像現在的北韓，而在今天，我們被宣傳告知的中國，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更現代化的磁懸浮列車，一切都是熱熱鬧鬧的、現代化的，好像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對吧？這是事實，還是另有原因？

莫拉·莫伊尼漢：嗯，1972年基辛格主義出台之時，這是加強共產主義中國來遏制蘇聯的一場豪賭，我們總是被告知，中國共產主義者不同於蘇聯的老布爾什維克。

實際上，他們的確證明了他們是不同的，他們喝可口可樂、穿耐克鞋、坐磁懸浮列車。在這裏需要指出一點，磁懸浮列車技術是在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發明的，但你在美國看不到一列磁懸浮列車，我父親把這稱為是「巨大的不幸」，因為所有的技術都流到了中共手裏。

所以，他們的確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在行為上看起來都更像西方人，但他們並沒有解散中國共產黨，他們沒有廢除一黨專政。所以他們證明了，可口可樂可以與共產主義共存。

美媒為何將新華社宣傳作為事實報道？

楊傑凱：莫拉，根據你所了解的，你如何看待那些自我吹噓的數據，尤其是現在，中國的「中共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已經大幅下降了嗎？

莫拉·莫伊尼漢：我根本都不相信他們。我認為（美國）新聞媒體把新華社的宣傳當作事實來報道，是魯莽和不負責任的。如果你是一家新聞機構，每周都要在報紙裏印刷《新華日報》和《中國日報》的整版彩色廣告，這一定是妥協了，我覺得這很讓人不安。

關於中國共產黨，《大紀元時報》是更可靠的信息來源，印度和其它亞洲新聞來源也是如此。如果你讀印度媒體，你會得到一個非常不同的解讀，比我們在美國得到的解讀準確得多。你們《大紀元時報》的這個節目，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調查出我們是如何走今天的這一步的，和你們邀請的嘉賓在一起。

13日早上柯蒂斯·埃利斯（Curtis Ellis），他也上了你們的節目，發表了一篇很棒的文章，關於華爾街如何向我們保證說，把我們所有的工廠、工作都移往中國，讓中國成為全球商品供應鏈的源頭，是個好主意。

不用擔心，過一段時間，可口可樂就會產生民主，那這事並未發生，是吧？現在美國人開始意識到，讓中共控制我們的供應鏈有多危險。不用提你的iPhone了，就說說你的藥物吧，還有《中國藥方：美國依賴中共藥物的風險》（China Rx: Exposing the Risks of America’s Dependence on China for Medicine）的作者羅斯瑪麗·吉布森（Rosemary Gibson），這是一部開創性的作品，於2018年出版，但她根本沒有得到任何關注。

我認為，當人們所關注的主流媒體機構——這個國家的人們依靠它們獲得真實的信息——將新華社的宣傳作為事實來報道時，這是令人震驚的。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很多年了。

中國科學家的論文如何驗證？

楊傑凱：那麼，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出版物呢？或者來自中國的學術論文呢？我們知道新華社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構，但是這個學術工作者呢？

莫拉·莫伊尼漢：你怎麼有可能去驗證它呢？你辦不到。因為在中國中部（湖北）有成千上萬的人被隔離。

還記得吧，在一開始，他們拒絕美國科學家和醫生進入中國。他們當然不允許其它機構的醫生進入中國。我們怎麼能相信這些呢？我們如何去驗證它呢？我們辦不到。

楊傑凱：我們基本上只能是接受他們所說的……

莫拉·莫伊尼漢：是的，接受這個共產主義專政所說的。這就回到了為甚麼西藏的故事是重要的。西藏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如何控制全球宣傳口徑的一個案例。他們已經做了很長時間了。

西藏和平解放？幾乎200萬藏人被殺

例如，我把這個帶到你的節目來了——這本書非常非常難找：《西藏的變遷》（Tibet Transformed），是美國人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寫的。他三次到西藏，並寫了一本關於我們這個時代政治宣傳的開創性作品：宣傳說中國共產黨解放了農奴，他們開上了拖拉機，描寫了（西藏）舊政權的殘酷和殘忍，西藏人都學會了讀和寫中文，學會了駕駛電單車，在高原上種植蔬菜，這一切都要感謝中國共產黨的佔領。

在中國共產黨所謂的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幾乎有200萬西藏人被殺害，這一事實在這裏卻隻字未提。當他們試圖暗殺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為了活命而逃到印度。

我注意到，曾經有一段時間，人們很重視西藏的事情，那是在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之後。有一段時間，人們關注（中共）政權，他們看到了坦克碾過學生的屍體，他們感到恐懼和震驚。就是那個時候達賴喇嘛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他多年來一直被提名，但他在1989年獲獎，他是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有關係，並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最高榮譽的個人。第二人，當然是劉曉波，他在2017年死於中共的獄中，監禁他的罪名是他有反革命的思想。

這個罪名同他們逮捕的李文亮醫生是一樣的。李醫生是「中共肺炎」疫情的「吹哨人」，他提醒北京面臨疫情爆發的人道主義危機。而中共做了甚麼回應？他們把他逮捕了，並強迫他寫一份認罪自白書。這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會發生嗎？不會！

在任何其它社會，如果李醫生是在日本、印度尼西亞、印度、泰國、美國或歐洲的任何地方，他都會被稱為「吹哨人」而被讚揚。然後中共讓病毒疫情擴散到全球。讓我感到不安的是，中共正在不遺餘力地宣傳其控制的說辭，而西方媒體就這麼輕易地轉述重複中共的宣傳說辭。再說一次，他們已經這樣幹很久了。

楊傑凱：我們聽說了很多關於新疆的事情，以及那裏發展起來的集中營，它在地理上被隔離，在那裏關押了大量的人，中共能做出這樣的事情。西藏給我的印象與此類似，我不是說新疆發生的事情同西藏的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我們真的很少聽到關於西藏的消息，當然我是說在最近幾年，你認為為甚麼會這樣呢？

中共殘酷鎮壓藏人納粹都自愧不如

莫拉·莫伊尼漢：因為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在當地贏得了勝利，他們也贏得了在外部的勝利。2008年3月14日，也就是北京奧運年，西藏人民為西藏境內的起義付出了極高的代價。西藏發生了起義。起義不是很極端，一些中國商店的窗戶被打破，人們打著西藏旗幟在拉薩街頭遊行。但是西藏人民付出了多麼可怕的代價。

2008年夏天，我在加德滿都採訪了那些設法從西藏逃到尼泊爾的人，我聽到的關於（中共的）酷刑的講述會讓納粹都自愧不如。他們擁有納粹使用過的那種東西；中共解放軍的機動殺人小隊會來到西藏的村莊，讓村民脫光衣服，挖一條溝，然後排好隊，一個一個、一排一排地射殺他們。

我採訪了幾個倖存下來的藏人。他們當時沒有被殺死，他們從這堆流血的屍體下面爬了出來，不知如何做到的，他們越過了喜馬拉雅山，進入了尼泊爾，這是一個不小的奇蹟。

在那之後，中共開始認真對待這件事。（他們說）我們真的要制止西藏人發聲。這（給我們獲得西藏真實的信息）帶來了太多的麻煩，因為現在，我的朋友和同事——自由西藏學生運動（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我很敬佩他們，他們是唯一能夠滲透到北京的組織。

在北京奧運會舉行的兩個星期裏，我們每天都有一些抗議活動，特別是在長城上掛著一面很大的橫幅，上面寫著「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西藏自由」。當然，「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是北京奧運會的口號，所以中國人不會不追究這件事情，因為西藏人站出來，把血潑在毛（共）的臉上，他們破壞了這個（讓中共）露臉的大型奧運會。因此，他們加強了西藏境內的「愛國主義再教育」。

西藏集中營「洗腦」延伸到新疆

楊傑凱：「愛國主義再教育」是甚麼意思？

莫拉·莫伊尼漢：「愛國主義再教育」是江澤民強化搞起來的，從毛的時代它就已經存在了，但江澤民……當法輪功的追隨者開始比中國共產黨的追隨者還要多的時候，江澤民強化了所謂的「愛國主義再教育」，就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現在是習近平的思想，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威——你需要坐下來讀小紅寶書，而現在你必須一遍又一遍地讀習近平的思想。西藏的集中營裏有很多悲慘的故事，人們在落淚，在哭泣，還被毆打致死，因為他們無法堅持下去。

但是回到你之前提出的問題，為甚麼我們現在不再能經常聽到西藏的消息，這也是在2008年西藏起義之後。他們派了一系列的官員到西藏，最近的一個是陳全國，加強和擴大了西藏的集中營制度，因為西藏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酷刑實驗室。因為和新疆一樣，它也很偏遠，它是中國西部的一部份，所以很難到達那裏，很少有人能到達那裏。我去過西藏幾次，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

陳全國的工作「非常出色」，以至於在2016年，他們把他調到了新疆。所以我們聽說了更多的新疆集中營系統，因為新疆的集中營更晚。上周還發生了另一件事，耐克（Nike）公司和鱷魚（Lacoste）公司，使用維吾爾人奴工來生產他們的產品。但是讓人憤怒的是，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非洲、亞洲其它地區或南美，就會有人抗議，就會有人站在大使館前，但我在這裏看不到這種事情發生。

中共融入西方經濟疫情來到美國

這是因為，再重複一下，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正常化的宣傳，和中國共產黨已經融入我們的經濟。現在「中共病毒」疫情，已經來到我們的國家，這太可怕了。他們（美國親共者）要採取行動，制止這種說法（武漢肺炎），並譴責美國。

我感到很震驚，當人們讀到中共的宣傳材料，那種句法、語法和詞彙時，他們分辨不出那是中共的宣傳？不，他們裝作分辨不出來。

楊傑凱：莫拉，你作為支持西藏和去過西藏的人士，也遇到了很多困難，我們此前在網上聊過，工作中的困難，這也應該是「正常化宣傳」（影響所及）的一部份，給我講一講。

莫拉·莫伊尼漢：當然，你知道，你真的不能僅僅依靠志願者來完成這些事情，你必須有一些資金。自由西藏學生組織為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做了8年的籌備工作。我幫他們籌集了一些資金，當時每個人都參與了其中。但第二年，資金就枯竭了。理查·基爾（Richard Gere）不再支持他們了。他接手了「國際聲援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但工作沒有成效，因為他們除了與中共保持和平之外，沒有要求任何東西。你知道，這聽上去是一種很美好，是一種很美好的情感，但不是一種策略，在戰略上與中國共產黨這個擁有能力、力量和財富的對手較量，你必須擁有資源。

奧巴馬和希拉莉宣誓就職後西藏運動幾被摧毀

同時，對許多西方政策制定者來說，西藏也有一個令人感到非常不安的道德困境，因為人們崇拜達賴喇嘛，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喇嘛教活佛導師。每個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和平的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是中共開始懲罰那些邀請和接待他訪問的人。在2009年，也就是北京奧運會之後的那一年，就在奧巴馬總統和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宣誓就職之後，西藏運動幾乎被摧毀了。

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發表的第一個聲明就是：我們不會允許西藏和人權等問題，干擾我們與共產主義中國的密切關係。你可以在網上找到這個聲明。

當我聽到這個聲明的時候，我非常沮喪。我一個在國務院工作的朋友打電話給我，她說：「我們多年來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之後不久，奧巴馬總統宣佈他不會在白宮接見達賴喇嘛，這是致命的打擊。因為如果你坐在華盛頓、紐約或倫敦（接見達賴喇嘛），它可能看起來不那麼重要，但它對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要。為甚麼？因為首先，（達賴喇嘛）逃亡了，他們試圖刺殺他，至今已經發生了很多次的針對他的暗殺事件。對此我們必須感謝印度政府為達賴喇嘛提供的安全方面的保護。

其次，他是反抗力量的臉面，他本身就代表了西藏存在著問題，為甚麼他無法在自己的家鄉居住，而要流亡到印度？為甚麼他不能回家？為甚麼西藏問題，對中國如此重要？因為西藏的土地，分佈在七個不同的省份，幾乎佔中國陸地面積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新疆，就幾乎佔了中國大陸面積的一半以上。

中共有很多理由需要對新疆和西藏保持強有力的控制，因為那裏有世界上最大的礦藏。西藏是亞洲九大河流的源頭，那是亞洲的全部水源。

種族滅絕如何發生？必須服從共產黨命令

所以，回到我自己的故事。我能夠到處籌集到一點資金。國際難民組織多年來一直資助我的工作，但他們只資助我去亞洲旅行。我在美國的時候，他們不會資助我。90年代我在美國大屠殺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工作，那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認為這讓我更了解警察國家是如何運作的，種族滅絕是如何發生的，以及集中營系統是如何運作的——人們必須服從法西斯的命令，必須服從共產黨的命令。

但是最近幾年，我找過紐約所有的人道主義和難民組織。我對他們說，你們得為達賴喇嘛和西藏難民做點甚麼，他們散居在印度各地的貧困地區，主要是在印度，還有一些仍然留在尼泊爾和不丹。

但那些受過諸如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教育的組織的領導人，毫不羞愧地告訴我：「哦，莫伊尼漢小姐，我們不能和你合作，你是西藏方面的人，我們的董事會成員有利益在中國。」

現在，如果是一家銀行告訴我，我會理解的，但這些是人權組織，他們的使命聲明中都很明確。你只要在谷歌搜索一下他們的組織，你就會在他們的使命聲明中看到，「我們超越政治，我們的工作就是在任何地方提供人道主義服務。」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做，特別是當涉及到中共，特別是當涉及到西藏問題的時候。

中共已把觸角伸向全球經濟體系

楊傑凱：你剛才提到的，我們節目之前採訪的一些人士，也都提到過這個問題，但這也是某種證明，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地把觸角伸向了全球的經濟體系、美國的體系、華爾街等等。我們再回到目前的「中共病毒」的話題，同它相比，這些關係在這裏是如何運作的呢？

莫拉·莫伊尼漢：我想，從現在開始的一個月內，他們正在經受嚴峻的考驗。如果疫情在美國的傳播速度與在意大利和伊朗一樣快，情況可能就大不一樣了。（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12日或11日剛剛說過80%的德國人可能很快就會被感染。

我們將會看到中共這個定調子的把戲會有多成功，他們的團隊裏確實有很多人，他們一直發錢那些人去為新華社工作。當然，寫了《西藏的變遷》（Tibet Transformed）一書的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先生，也在中國共產黨的付款單上，而且不會感到任何羞恥。

那些孔子學院，他們都是中共的項目，我很高興能夠看到一些大學和學院，已經關閉了他們那裏的孔子學院，天哪，他們對於接受中共的錢款，並不感到有任何問題。

我覺得，當藥物、醫療用品用完了，人們因此不能再做心臟手術，人們不能再給他們的孩子注射青黴素的時候，那麼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不同的場景。

但最不幸的是，這發生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選舉周期中。因為我們現在不需要黨派之爭，我們的國家需要團結。

楊傑凱：莫拉，誰應該為「中共病毒」負責？

莫拉·莫伊尼漢：中國共產黨，這是毫無疑問的。

楊傑凱：有人說把它叫做「中國冠狀病毒」或者「武漢冠狀病毒」，這是種族主義。

莫拉·莫伊尼漢：嗯，這是中國共產黨現在還行之有效的一個老辦法，不是嗎？到現在已經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中共鐵腕統治13億中國人折磨中國人

沒有比彭定康爵士（Sir Chris Patten）、最後一任港督更有發言權了，他在自己很棒的《東方與西方：彭定康治港經驗》（East and West :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on Power Freedom and the Future）書中，關於這一點，寫了長長的一段，這如何使他感到憤怒。

中國共產黨已經非常有效地將中國人民，與黑幕後面的政治局的一小群人混為一談，這些人以鐵腕統治著13億中國人，民眾沒有選舉權，沒有新聞自由。我不認為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合法領導人。我認為他們是折磨中國人民的人。

是的，中國更加繁榮了。是的，更多的人擺脫了貧困。但我所有的中國朋友都會說，那只是因為，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把踩在我們脖子上的長筒靴給拿開了。因為鄧小平知道，他必須放開某些東西：經濟或政治體制。他選擇了開放經濟，但保留了政治制度。他還得到了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讓這種制度繼續走下去，讓共產主義制度繼續走下去。

認為「中國病毒」是種族主義，對此，我真的很想強烈反駁。假設病毒來自美國，你認為中國共產黨會怎麼說？他們將在一分半鐘之內，在電視上播放大撒旦山姆大叔的漫畫。難道說病毒來自武漢，就是種族主義者？

李文亮醫生也曝光說病毒是來自武漢，他已經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試圖提醒中共政府和世界，注意一場非常嚴重的健康危機，這場危機正在造成人道主義災難。不，這根本不是（種族主義）。

楊傑凱：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正在談論此事，國務卿蓬佩奧現在也正在談論這個問題，反駁中共宣傳的「冠狀病毒是來自美國」的說法。

疫情讓世界認識中共：人命無關緊要

莫拉·莫伊尼漢：這就是我父親過去常說的「史太林式癡呆」（Stalinoid dementia）。他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問題，是他們的思想感染了史太林式癡呆，他們不去看清問題，一切問題都要從保持中國共產黨的霸權和控制的角度來看待，這是他們的首要任務。我認為這次是讓世界赤裸裸地看清楚了。

楊傑凱：（那就是，他們認為）人命無關緊要。

莫拉·莫伊尼漢：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人命是廉價的。如果他們可以在人的生命和保持黨的控制之間，進行選擇，他們可以讓大量公民死去。看看（六四）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甚麼。這是全球民眾最後一次在全世界的電視上能夠看到它。因為在中國，每天都有被黨所稱作的「事故」和「暴動」，人們都在反抗中國共產黨。

哦，我想說的另一點是，這些（反抗）在主流媒體上沒有得到太多的報道，而這些主流媒體，現在都正在重複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要點，這種做法使得美國民眾處於很大的風險之中。

就像我們所知道的，在《大紀元時報》上的討論，在你的節目中的討論，我們在西藏運動中所看到的，從來就沒有被任何智囊和主流媒體報道過。

在中國共產黨的幕後，有一場巨大的權力鬥爭，在白手派和黑手派之間，有時也被稱為血手派。白手派是習近平、王岐山。「血手派」指的是江澤民、薄熙來等人。他們相互交織在一起，這些老人在爭奪權力。習近平已經經歷了三次刺殺，他很清楚這一點。他知道，如果他不能控制「中共病毒」疫情，他的力量就會削弱。這可能就是他們在疫情數字上撒謊的另一個原因。

他們（中共）宣傳說，「中國已經控制住了疫情！」他不關心世界上的其他人，他不在乎世界其它地方，是否會因此受到影響，他關心的是他是否會輸給黑手派。而這種不追究中共政權的性質，不追究其運作方式，已將整個世界置於危險之中，尤其是當我們的供應鏈已在那裏的時候。

為繼續掌權中共不擇手段

楊傑凱：一些中共的宣傳實際上是在說，世界應該感謝中共在冠狀病毒問題上的偉大領導。

莫拉·莫伊尼漢：是的，（他們）確實（這麼說）。（但）為甚麼我們要感謝他們感染了整個世界？我想問那些在重複中共的宣傳的、在鸚鵡學舌的主流媒體，以及那些寫出像《西藏的變遷》那種書的人，跟我們說說，證明一下，中共怎麼就要比美國、歐洲或其他人應對得更好了？

在過去的兩個半月裏，自從病毒在全球範圍內被發現，從1月份的中國新年假期開始，習近平和王岐山的「白手派」做了甚麼？他們加速焚燒和關閉佛教寺廟、基督教教堂和清真寺，他們在香港逮捕了黎智英（Jimmy Lai），以及香港社會年高德劭的其他傑出精英。

而現在他們又在玩「定調子」的把戲，試圖讓西方感謝他們。如果他們真的是一個先進的、開放的社會的話……，美中商業協會的領導人還向我們保證說，北京正在轉變，因為中國民眾都在喝可口可樂。這是對中國民眾的侮辱，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受害者。

如果他們真的是一個先進的、開放的社會的話，他們將會允許國際專家前去檢測，他們將允許醫療專家團隊進入，他們將會停止對宗教場所的破壞，他們就會願意與香港（民眾）合作，但他們正在做相反的事情。

這是我想說的另一點。不要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可能贏。這是我在西藏運動中所學到的。他們贏了。他們沒有滅掉西藏人民的精神和西藏人民的希望，但在當地，他們絕對贏了。

我在西藏仍然有很多消息來源，還有一些歐洲朋友，他們仍然設法獲得了進入西藏的簽證，並在他們出來時，提供了一些信息。他們說，那裏已經是非常軍事化的。你一刻都不能不守規矩，而且到處都有告密者。他們贏了。你從來沒在新聞裏聽說過西藏（的這些情況），對吧？他們不允許外交官去那裏，他們不允許記者去那裏，除非你和一群中共看守者一起去。所以，不要認為他們不會贏，也不要認為，他們不會為了繼續掌權而不擇手段。

西藏－－中共殘酷鎮壓及控制輿論的結果

楊傑凱：西藏人現在的現實是甚麼樣的？

莫拉·莫伊尼漢：現在西藏的土地上還有西藏人，12年前，我們在新德里參加西藏會議，達賴喇嘛也參加了。我再說一次，所有這些事都是我們自費搞的，我們之前也談過關於資源問題，從來沒有人付給我們錢，讓我們去做這些工作。但我總是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再說一次，西藏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範例，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控制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他們在當地是如何殘酷和有效（控制）。

在那次會議上，我學到了幾件事。我遇到了一位極好的、上了年紀的俄羅斯紳士，他留著長長的白鬍子。他年輕時曾在史太林的集中營裏待過。他說：「不要認為一個共產黨國家會被其經濟體制和政治哲學導致的內部矛盾所打敗。任何一個共產黨政權，都會願意為了繼續掌權，而殺害大量本國公民，通常都會這麼做，而且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那次會議上，另一個困擾我的事情是，那裏有兩位年長的西藏紳士，當達賴喇嘛在1959年逃跑時，他們也逃走了。他們還記得過去的西藏是甚麼樣子，他們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講述了中共的佔領，中共解放軍首次來到西藏東部時的屠殺和酷刑，包括對兒童，還有其它的等等。一位藏族老年男子對我說：「在西藏文化遭到無可挽回的破壞之前，我們只有10年的時間，之後『中共化工程』就會成功。」

在亞洲，在加德滿都，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共的電視節目，尤其是（關於）西藏的電視節目，你可以看到西藏人，穿著他們的傳統服裝，跳著他們的傳統舞蹈，但是字幕都是普通話，這些都是中共在作秀。

我從最近剛到過西藏的朋友那裏聽到：「是的，這個『中共化項目』似乎成功了」，因為他們還強迫藏人和漢人通婚。一開始有600萬藏人，至少有150萬人在中國共產黨佔領西藏後的武裝衝突中喪生。而且，可悲的是，在中國大躍進開始和大饑荒的時候，西藏也被捲入了，所以人們死於饑荒和武鬥。

你會被施以酷刑，即使對小孩子施酷刑，中共都不會有任何猶豫，只要他們發現他們帶著塑料的達賴喇嘛吊墜或西藏旗幟，即使是在一張小紙片上也不行。我採訪過一些在中國監獄裏，被人用電棒強姦的藏傳佛教尼姑，因為她們在做禱告時被抓，其中一個被抓，是因為帶著一張達賴喇嘛的小照片。

莫拉·莫伊尼漢：她們說，很多其他婦女都死於被電棍強姦所造成的失血過多，而我的那些設法逃出來的朋友們，也都可以作證。90年代初，我住在華盛頓，在大屠殺博物館工作。帕登·嘉措（Palden Gyatso）逃離了西藏。他是一名僧人，在拉薩臭名昭著的扎基監獄（Drapchi Prison）被關了33年。我第二次開車去拉薩時，曾經過那個監獄。

他設法賄賂了一名守衛，偷運走了監獄的刑具，包括手銬、腳鐐、電棍、刀等等。他把這些東西偷運到印度，他來到華盛頓，我在華盛頓的家裏，為他舉辦了許多活動，我邀請了克林頓政府、國務院、五角大樓、國會和新聞媒體的官員。

克林頓總統取消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共的制裁

我們展示了這些刑具，我希望人們能夠戴著它們，感受它們。他們不能說，他們當時不知道這個政權，會因為小孩子戴有西藏旗幟、胸針或達賴喇嘛的塑料畫像，而用酷刑折磨他。

但這些似乎對他們來說還不夠重要，不是嗎？對西藏運動和更大範圍的中國人權運動的另一個致命打擊，是克林頓總統取消了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共的制裁，以及對中共的年度人權審查報告，人權報告必須通過，否則中美貿易協議無法取得進展等等，這些都被他大筆一揮劃掉了，他給予了他們永久的正常貿易關係。

我在華盛頓的中共大使館前被逮捕了。這是第一次有人在中共大使館前實施逮捕。美國警察很友好，也很支持我們。我們上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晚間新聞，我們確實讓（中共）大使很不高興，因為他給我父親的辦公室寫了一封憤怒的信，我希望他這樣做，因為這意味著他在注意聽。

但這似乎還不夠，是吧？因為，在2000年，克林頓總統在他離開白宮的時候，讓北京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剩下的就眾所周知了（the rest is history）。

中共滲透把媒體控制到隨心所欲的程度

我希望你們的觀眾，能讀一讀柯蒂斯·埃利斯（Curtis Ellis）的優秀作品，看看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以及如何為中國成本付出代價的。而我們現在就正在為此付出代價，我們付出的是混淆事實的代價——當你讓主流媒體去重複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要點，而不是進行大規模動員，以防止60%～80%的美國人感染。

我們卻在爭論這個，他們說這是美國的錯，我們被放在了靶心上。你看，這正是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們現在已經把媒體控制到隨心所欲的程度。

楊傑凱：我們討論的時候，對我來說，問你這個問題可能挺滑稽的，但是我經常聽到的就是：「嗯，他們實際上已經不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了，他們已經成為別的甚麼了，他們可能是專制主義者，他們有強硬手腕，中國人就需要有強硬手腕才能團結，但他們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已經是資本家了，對吧？」

莫拉·莫伊尼漢：這讓我想起了多年前，我在香港與一位中國朋友共進晚餐的情景，當時我在「自由亞洲電台」工作，那位中國朋友是天安門事件的學生，曾遭受酷刑，後來成功逃脫。在那些日子裏，香港仍然是自由的。他說，「是的，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擁有了最糟糕的資本主義，和最糟糕的共產主義，多麼可愛的組合。」

我經常聽到這句話，這讓人氣憤，因為我不知道，為甚麼有人會不理解這個情況呢？

共產黨自我正常化宣傳的結果

任何人都可以拿起筆記本電腦，只要Google一下「中國共產黨」，進入谷歌圖片，就會出現中國共產黨的相關圖片，一年一度的中南海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將主持成千上萬人的會議，還有前蘇聯的錘子和鐮刀。還有中國各地的，嗯，我聽說上海有一家很時髦的酒吧，叫「長征酒吧」。

再說一次，這就是共產黨的自我正常化宣傳的結果。沒人會想到穿著印有希特拉的T恤，參加倫敦、巴黎和紐約的派對。如果你穿希特拉的T恤，你會被要求離開。但如果你穿著印有毛澤東的T恤，你就會顯得很時髦。

這怎麼可能？毛澤東實施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屠殺！大約10年前，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提出，可能有8千萬人被毛殺害。沒有人確切知道。大約8千萬到1億。但如果你穿著毛澤東的T恤，你就顯得很酷。

另一件讓我感到憤怒的是：如果他們不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那就看看他們去年是如何對待香港的學生的。你還需要多少證據？香港學生和抗議活動，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們（抗議者）想要他們此前已經擁有的東西，他們想要英國普通法，中國共產黨試圖把中共的法律強加給他們，雖然現在中共搞得不很成功。人們還需要多少更多的證據？

中共說辭：中國人不適合民主要鐵腕統治

我想說的很重要另一點就是，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之前慣用的說辭，就是，如果你批評中國共產黨，你就是在批評中國人民，你就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多少年過去了，他們依然告訴我們說，中國人民不適合民主，他們還沒有為民主做好準備，他們永遠也不會準備好，中國人就需要鐵腕來統治。

但是，台灣的選舉已經證明他們是錯的，而且香港勇敢的抗議者，已經證明他們是錯的。而西藏流亡者，儘管人數不多，卻在流亡中創造了民主。達賴喇嘛選擇了這是他的治理模式，所以如果他能回到西藏，他將會有一個民主政體。

楊傑凱：對我來說，我們好像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尤其是在這種中共的宣傳非常有效的情況下，他們說，這是美國軍方的病毒武器，諸如此類的說法，特別是說，這是在對中國宣戰甚麼的，我不知道，可能需要有個比我更聰明的人才能理解…….

莫拉·莫伊尼漢：那個人是羅伯·斯伯丁（Robert Spalding）。

楊傑凱：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是的。你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共產主義中國發出這種非常明確、咄咄逼人的信息，對美國來說，能做的最好的情況是甚麼？

莫拉·莫伊尼漢：我認為美國應該積極反擊。我認為，說這樣不負責任和瘋狂的話，是一種戰爭行為，尤其是當科學家和醫生告訴我們，全球將可能有60%到80%的人口會感染「中共病毒」的時候。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李文亮醫生就是這麼說的，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認為，再說一次，很不幸的是，這種事情發生在一個不穩定的選舉周期中，很多事情很自然地被兩極化。

美國大學、媒體、政客及商業領袖被收買？

但我對大學非常非常失望，我對新聞媒體非常非常失望，我對某些政客和一些商界領袖感到非常失望。我猜他們至少已經是被收買了。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他們中有多少人，真的已經在中共的工資單上。12日晚，我看到大量的文章，攻擊白宮的歐洲旅行禁令，說這是種族主義，這很瘋狂甚麼的。但如果那些人感染了「中共病毒」，我想他們會改變態度的，病毒在美國還沒有升級，就像在意大利和伊朗那樣，它可能橫掃整個歐洲。我認為他們這樣說，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我認為，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應該團結在一起，無論是甚麼黨派、宗教和性別，因為病毒並不關心你投票給哪個政黨。它是中性的。它是跨黨派的，是跨信仰的。它會來對付我們所有人。我認為這實際上提供了一個與香港民主人士合作的機會，與西藏活動人士合作的機會，儘管我們規模很小，去傾聽天安門大屠殺倖存者，那些逃出來的人們的心聲，並儘我們所能削弱中國共產黨。在它消失之前，地球上不會有和平。

我還想和你們分享另一個我參加過的西藏會議的故事，那是10年前的2009年。那是在達蘭薩拉（Dharamsala），我在那裏遇到了我的好朋友秦晉（音譯，Chinjin）。他也是天安門事件的學生，後來逃了出來，住在澳洲的悉尼。他給我講了一個至今仍縈繞在我心頭的故事。

1972年尼克遜訪華時，他14歲。一位坐在父親餐桌旁的老紳士哭了起來，他說：「這是一場災難。美國過來拯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將不得不在未來幾十年裏，為此付出代價。」他說對了。

楊傑凱：你如何看待蘋果在中國的專賣店重新開業？

莫拉·莫伊尼漢：是嗎？我錯過了這個消息。

楊傑凱：是的，我看到新聞了。我的意思是，我們總是被告知，在中國國內，那裏一切都已經緩和了，一切都在控制之下，這些嚴厲的措施奏效了。但是，基於你的經驗，你有甚麼想法？

莫拉·莫伊尼漢：嗯，蒂姆·庫克（Tim Cook）恢復營運蘋果店並不令人感到奇怪，因為他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密切，不是嗎？他也從未關心過深圳蘋果工廠裏，可憐的中國工人所受到的可怕待遇。

我的朋友希瑟·懷特（Heather White）製作了一部優秀的紀錄片，名為《同謀》（Complicit），講述了製造我們所有蘋果產品的中國工人的中國式成本。她非常非常努力地製作該片。我非常讚賞她這樣做。當然，蒂姆·庫克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我認為這對那些關心，並想要擺脫中美共同體影子政府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美國主流媒體攻擊特朗普政府讚揚中共

有很多書，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去任何一個在華盛頓或紐約的智囊，他們的書裏都說「中共將統治21世紀」、「21世紀是屬於中共的」、「中共行、美國不行」、「拋開美國轉向中共」。

所以我想問的問題是，你說的是哪個中國？你說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你說的是香港民主人士的中國？是達賴喇嘛眼裏的中國嗎？你說的是（民運人士）秦晉的中國嗎？你說的是他的中國嗎？（不）他們說的都是習近平的中國，因為都是中共的錢，因為他們拿的都是中共的錢。

13日早上醒來，我看到了我訂的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每日電子郵件，裏面充斥了主流媒體的對美國的攻擊，他們反覆說的，正是你剛才提到的，「美國做得很糟糕」、「特朗普好像要在就疫情指責中共」……我的天吶，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不負責任的消息，是在把民眾的健康置於危險之中。

但現在我注意到，一直到上周，這些人中的一些人，正試圖稍微改變他們的論調，（因為中共）政治局顯然做出了一個決定，（說）讓我們進行一場非常猛烈的宣傳攻勢，去指責美國。

所以，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上海美國商會（AmCham Shanghai），他們都在譴責美國。這些人都有美國護照，所以他們可以回到這個他們出生和受教育的地方，享受開放社會的權利和自由。但在我看來，他們是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的，這也意味著，他們不是站在中國人民一邊的，他們是嗎？我想問問他們。

楊傑凱：還有一些地方，那裏對中國共產黨持懷疑態度，即使聯繫很密切，比如台灣和香港。他們那裏的「中共病毒」疫情的傳播非常有限。你對此是怎麼想的？

跟隨中共要付出代價

莫拉·莫伊尼漢：跟隨中共要付出代價，他們（跟隨者）已經付出代價了。在那些有很多「一帶一路」倡議項目的國家，我們都看到了感染人數的激增，其中一些還與性旅遊和性工作者有關。因為很多中國工程師所在的地方有很多賣淫，所以它通過賣淫傳播得非常快。

當然，這是一個很容易傳播的途徑，因為它會傳染給女性，然後女性照顧孩子，然後女性回家做飯。你可以在中亞看到這種情況。這方面的報道並不多。當然，你在巴基斯坦也能看到，對此也沒有太多的報道，巴基斯坦接受了很多「一帶一路」倡議項目。

就在兩周前，泰國宣佈沒有冠狀病毒，但他們稱之為病毒性肺炎，它像野火一樣在性旅遊業中蔓延，因為他們沒有阻止來自中國的航班，他們還是每天都來。13日早上我剛和一個英國朋友通了電話，他的妻子是泰國人，他說，現在那裏到處都貼著標語，寫著「要遠離妓院」，但是仍然到處都是中國男人。

泰國政府的一位官員最近說，他們不希望這些骯髒的外國人攜帶病毒過來。再說一次，這又是在重複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說法。

楊傑凱：為甚麼這些國家沒有作出決定，禁止來自中國的入境旅行？

莫拉·莫伊尼漢：中國周邊那些貧窮的亞洲小國沒有資格拒絕中共的任何東西。他們不能，原因有二。第一，他們冒著中共可能實施軍事干預的風險，而且所有的援助將立即被切斷。他們一直受到北京老大哥的威脅，尼泊爾、柬埔寨等國。在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說：別擔心，這裏沒有冠狀病毒，不需要戴口罩。

他們允許一艘受感染的遊輪停靠在金邊，船上的很多乘客馬上就上了飛機，去了世界上的其它地方，那些可能都是超級感染傳播者的人，把病毒帶到了世界各地。

尼泊爾直到今天，只說他們只有一個病例，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仍然每天都有航班，其中很多旅客來自中國中部地區，因為到尼泊爾度假很便宜。本周，尼泊爾政府，即毛主義政府，總理奧利（Oli）也表示：「沒有必要戴口罩」，「一切都很好」，「習近平已經向我們保證沒有甚麼可擔心的」。

但本周尼泊爾的情況變得非常糟糕，他們取消了珠峰馬拉松（Everest Run），就是開始攀登珠峰。對尼泊爾這個貧窮的內陸國家來說，珠峰馬拉松是最大的搖錢樹之一，但它已經被取消了。這表明那裏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情。但仍然沒有對北京老大哥的批評，那是不允許的。

因中國共產黨掩蓋疫情迅速傳播

楊傑凱：這倒讓我想起了一些類似情況，我想南韓也沒有停止（來往中國的）航班。

莫拉·莫伊尼漢：是這樣的。他們不能取消。儘管有旅行禁令，我知道還有很多有航班仍在飛行，有許多的中國人都正飛往南韓的機場，它是亞洲最大的樞紐機場之一，然後通過這種方式，再從南韓轉機進入美國和歐洲。

真的太遲了，它已經傳播了。疫情被允許傳播，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掩蓋，提醒人們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提醒人們記住李文亮醫生的悲劇故事，他是英雄，現在成了烈士。他不只是試圖拯救中國民眾，他是試圖保護世界。看看他後來如何了，看看他們對他做了甚麼，你還需要多少證據，來證明他們仍然是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再是共產主義者了！哦，真的嗎？他們讓李文亮醫生簽了一份共產黨的認罪書，還有哪個國家這麼做？也許除了老撾和柬埔寨，這兩個國家都有共產主義政府。

我不想說下去了，如果可以的話。我經常想問那些人，包括上海美國商會團夥、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團夥、綏靖政策和通敵團夥那些人，我想問他們，有沒有看過天安門大屠殺的鏡頭？

是的，他們看過。那我想問問他們，你站在哪一邊？站在天安門學生一邊，還是站在共產黨一邊？這問題很簡單。但他們不回答。我認為，這意味著他們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一邊。我認為這絕對是可恥的，這麼多的商業領袖、政治領袖，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西歐，這些年來，都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這對中國人民和世界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