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經濟亂象紛飛,頗有戲劇性。例如,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8.3%,二季度為7.9%,三季度卻大幅回落「破5」,僅4.9%。路透社稱之為「想不到」。而四季度呢,有機構預測可能「破4」甚或「破3」。

中國經濟的困難,當然有外部經濟因素,諸如大宗商品漲價、國際航運緊張等等,但中共的經濟政策才是主因。中共對此也有認知,可其反應之一,卻是大力整頓財經自媒體,不准「唱衰中國經濟」、「毫無立場、不加判斷地轉載搬運」境外報道評論等等,一貫的荒謬。

本文概述重擊中國經濟的中共七大政策。

一、極端的疫情「清零」

疫情持續兩年,世界各地都開始嘗試「與病毒共存」政策。中共卻仍在嚴厲執行「清零」政策,每次發現有確診個案,就立即封鎖社區,同時強制所有曾經到訪的人進行檢測。從瑞麗一名蹣跚學步的幼童做了超過70次檢測,到習近平連續二十多個月不曾出國訪問和接待外賓,無不反映出這種「清零」政策的荒唐。

中共為疫情「零容忍」政策辯護,如11月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長吳良有說,這「彰顯人民立場制度優勢」。今年夏天,上海著名傳染病專家張文宏建議人們要學會與病毒「長期和平相處」,他在網上被惡毒地攻擊為外國人的「走狗」。前中共衛生部長高強稱其想法是「投降主義」,等於給國家「抹黑」。抗疫路線背後,潛藏著中共的制度之爭,令全民買單。

今年中國疫情反覆,多次局部地區暴發。「清零」政策造成惡劣的次生災害,嚴重影響經濟。例如21萬人口的雲南邊城瑞麗,幾個月接連經歷了三次封城加上全民檢測,當地經濟的很多領域瀕臨崩潰。又如,在鹽田港——全世界最繁忙的大型貨櫃港口,發現首宗感染病例後,當地收緊防控措施,導致港口運轉能力急劇下降、運費飆升,重創全球供應鏈。

二、指向性的「反壟斷和資本防止無序擴張」

2020年底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將「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列為重點任務之一。2021年當局頻繁出手。在政府機構設置方面,11月18日,國家反壟斷局正式掛牌,由原先的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直屬局,變為國務院新組建的副部級國家局,是擁有獨立編製計劃的副部級執法局。在立法方面,《反壟斷法》時隔13年首次修改,中共稱是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提供制度保障。

在具體行動上,從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因違反《反壟斷法》被罰款,到七部門聯合調查滴滴、相關APP從應用商店下架,等等。根據投資銀行高盛集團7月29日公布的一份報告,單從去年11月以來,中共監管機構至少已採取了五十多項實際行動,範圍涉及反壟斷、金融、數據安全及社會平等等領域。這一系列舉措導致包括阿里巴巴及騰訊在內的中國六大科技公司的股價與2月份的峰值相比,市值總計已蒸發了約1.1萬億美元,相當於超過40%的跌幅。

雖然,中共一再聲稱,如10月21日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徐擅長說,針對的是「無序」,強調的是「規範」,不針對特定所有制企業;但外界多認為是「打壓民營經濟」,比如,國企壟斷怵目驚心,怎麼不見中共有如此大動作呢?

三、計劃生育政策危害大 小打小鬧調整難奏效

中共每10年進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第七次普查結果原定於四月上旬公布,卻被推遲到5月11日,遭多方質疑。有人口學者稱「2020年中國人口普查是質量最差的一次普查」。即使根據普查數據,中國人口危機已「在路上」了,這突出體現在兩個方面:「出生率低」(從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2019年僅為10.48‰,2016年以來出生人口連續減少)和「老齡化劇增」(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佔比為18.7%,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為13.5%,兩項指標較2010年分別提升了5.44個百分點和4.63個百分點)。

而這,對中國經濟已經產生了重大影響。人口學家易富賢認為,根據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可以推算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繼續減速,到2025年之後可能將低於4.7%,2035年連2%都很難維持,意味著2035年經濟總量比2020年翻一番(需要經濟增速平均為4.7%)的目標恐難實現。

面對人口危機,6月26日中共作出「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並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例如將入戶、入學、入職等與個人生育情況全面脫鉤),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措施。對此,中共國家衛健委強調,取消徵收社會撫養費跟徹底放開生育不能劃等號,並未徹底放開生育,仍實行三孩政策。而如此「小打小鬧」,而非徹底否定計劃生育政策,將會如同開放「二孩政策」那樣,於事無補。

那麼,中共為甚麼不徹底放開生育呢?易富賢說:「如果計劃生育被廢止的話,就說明之前(實行)是錯的。因計劃生育而死的嬰兒,怎麼向老百姓交差?為了維護共產黨的權威性和正確性,不敢這麼搞。否定了文革,才便於改革開放。不敢否定計劃生育,在人口政策上就很難放開手腳。」

四、嚴苛的數據管制政策,製造「數字柏林牆」

登陸美股155天後,滴滴出行12月3日宣布,啟動紐交所退市及香港上市準備工作。這是在滴滴出行經歷停止新用戶註冊、App下架、網絡安全審查後的最新進展。市值一度超800億美元的滴滴,這番折騰,市值腰斬,損失慘重。

滴滴只是中共嚴苛的數據管制政策的犧牲品之一。今年先後推出《數據安全法》(9月1日施行)和《個人資料保護法》(11月1日施行),連同2017年推出的《網絡安全法》,中共宣稱已構築起中國信息及數據安全領域的法律框架。數據相當於21世紀的石油,是推動人工智能算法、經濟實力和國家力量不可或缺的資源。中共把數據與數碼經濟作為「彎道超車」美國的一個主要機會。因此,中共搞「數據專政」、打造「數據柏林牆」,甚至不憚與美國「脫鉤」。

關於中共的做法,《紐約時報》寫道:通過「將中國數據與世界隔離開來,對全球數據流動施加新的域外權力,並將在華經營的外國公司置於法律約束之下——同時通過合法和非法手段吸收其它國家的數據。」例如,它成功地迫使Tesla、蘋果和其它公司選擇建立專門的中國數據中心。路透社11月16日報道,在中共出台新的數據法後,中國水域的船舶正在從跟蹤系統(確保全球供應鏈透明度)中消失,使得緩解供應鏈危機的努力受挫。

但是,中共這個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傷害是巨大的:第一,美國和西方的反制,例如6月,拜登政府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採用新的監管程序,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跨境數據流動,西方世界甚至可以建立「可以信任的數據自由流通」聯盟,彼此之間共享數據,同時限制流向中國的數據;第二,中國「數碼經濟」雖然發展迅速,但在技術上存在許多短板,並不能完全獨立,硬要建「數字柏林牆」的話,首先傷害的是中國的高科技公司和數碼經濟。

五、遲滯的電力體制改革疊加「能耗雙控」,「電荒」再現

9月以來,消失多年的「電荒」再現二十省市,甚至「十一」期間北京也取消「燈光秀」、壓減景觀照明時間。「電荒」沉重打擊中國經濟,加劇了外資撤離。

西部證券研究報告指,運動式的「能耗雙控」是這次電荒的直接原因。雖然,「能耗雙控」(包括「單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費總量」兩項指標)是一個已經執行了很多年的政策,2021年的「能耗雙控」也並沒有因為碳達峰、碳中和而加碼,不過,2020年以來由於疫情衝擊,部份省市存在僥倖心理,「能耗雙控」執行放鬆;在中央嚴格「能耗雙控」達標的壓力下(例如,9月16日,國家發改委又印發《完善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方案》),就搞「運動式減排」,強行「拉閘限電」。

這次「電荒」凸顯了中國電力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痼疾。前者指煤電過剩與尖峰電力短缺並存,出現了「全年富電量、短時缺電力」的現象;後者指「煤電價格倒掛」,電煤價格已經徹底市場化,但煤電廠上網電價卻由政府管制。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痼疾為甚麼解決不了呢?是因為中共電力體制改革的遲滯。面對電力市場化、可再生能源規模併網、低碳電力這三大挑戰(歐美電力工業已從容應對),中共陷於內部的無序博弈,不是去釐清電力發展思路,而是採取鴕鳥政策,能拖就拖,直到被逼到牆角、無路可走。

六、搾取性「房改」與慌亂的房地產政策

1998年房改啟動,中共承諾城市80%以上家庭住上經濟適用住房,向最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高收入者則購買商品房。但到2003年,房改變調,中共將房地產業定位為拉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住房供應主體」從經濟適用房變為商品房。這造成了中國城鎮住房90%為商品房的極端畸形,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而「在發達國家,商品房佔整個住房供應體系的比例一般不超過25%,保障性住房或者帶保障性特徵的住房佔比往往非常高」(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曹建海語)。

於是,一邊是商品房價格猶如脫韁之馬般瘋漲,一邊是保障房建設雷聲大雨點小、邊緣化,「高房價」時代讓老百姓苦不堪言;也由此製造了空前的房地產泡沫,以及「四個綁架」——房地產綁架了經濟增長(約貢獻了GDP增長率的1/4)、綁架了地方財政(約佔廣義地方財政收入的1/3)、綁架了銀行信貸(約佔四成)、綁架了居民財富(越佔七成)。

這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威脅。當局也視房地產是金融風險方面最大灰犀牛,忙於「拆彈」。2020以來,先後推出針對房企的「三條紅線」、針對銀行的兩個「集中度」管理、全國22個重點城市住宅用地集中供應(不超過3次)、收緊購按揭款、「二手房指導價」等等,這些都造成了房企的生存困難和房地產市場的收縮。最突出的例子是頭部房企恒大債務違約,房市「金九銀十」不再。

同時,中共又推出房地產稅試點(10月23日)和首次明確國家層面的住房保障體系的頂層設計(6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意見》;之前,「十四五」規劃提出新增保障性租賃住房佔新增住房供應總量的比例應力爭達到30%以上)。這都將對中國房地產業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共的目的是慢慢擠出房地產泡沫,避免硬著陸。但是,2021年慌亂的房地產政策,卻似乎加速了房地產拐點的到來,造成了普遍的社會恐慌心理,國際國內對中國房地產和中國經濟的走勢的「預期」正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共渴求的「三穩」——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越來越遙不可及了。

七、衝擊力難以預料的「共同富裕」

如果說2021年哪個政策影響最深遠,可能要數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當局重點推出的「共同富裕」,聲稱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眾所周知,世界上都講初次分配(通過向市場提供生產要素所取得的收入)、再分配(政府稅收調節);中共卻製造出了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第三次分配」,將其定義為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願基礎上,以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分配。此論一出,國內外輿論譁然。外界普遍認為,這是道德綁架和政治綁架,「如在富人頭上敲警鐘」,是「合法」搶劫,乃中共向左轉的重要標誌。

此次會議之前,5月20日,中共即推出《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並於7月19日正式發布《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

當局這次喊出「共同富裕」後,互聯網巨頭們紛紛慷慨解囊,爭相戴上「慈善」的帽子。例如,先是騰訊加碼、接連宣布捐出總額1,000億人民幣;接著拼多多也於8月底捐出100億人民幣;而阿里巴巴則是於9月2日啟動「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動」,誓言在2025年前,捐輸1,000億人民幣。

這些都顯示「共同富裕」絕不只是一個政策宣傳口號,而是中共的一個巨大的「陽謀」。中共大概想再一次給中國帶來「一個深刻的變革」,或許將類似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發動的夢魘般的「社會主義改造」。

不過,今日中共已是在下坡路上快速往下滾,絕不同於70年前的上坡情勢;如果中共果真再搞一場「共同富裕」運動,只會加速它的潰亡。#

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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