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那些不好的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藝術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編劇教授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書中寫道:「每一個有效的故事,都會向我們傳送一個負荷著價值判斷的思想,將這個思想楔入我們的心靈。一個故事的說服力是那麼的強大,即使我們發現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們仍有可能會相信它所傳遞的價值。」

藝術在正反兩方面都可以對人類的道德價值、思想與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在我們當下的社會裏,仍然能夠找到許多具體的例證。

研究發現,莫扎特音樂對人類的認知功能、行為有正面影響。「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維基百科)
研究發現,莫扎特音樂對人類的認知功能、行為有正面影響。「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維基百科)

「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科學界對莫扎特音樂對人乃至動物的正面影響開展了多項研究。2016年,對莫扎特效應更深入的研究發現,莫扎特音樂對人類的認知功能、行為有正面影響。

令人驚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樂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勛伯格的現代無調性音樂對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樂非常相似,也就是說有負面影響。

與無調性音樂相比,搖滾樂的負面效應更大。有人曾經統計過兩個相似城市的資料,廣播電視大量播放搖滾樂的城市,未婚先孕、輟學、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樂的城市高50%。許多搖滾樂美化自殺,「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鬱的歌詞,都可以被看作鼓勵自殺,而且年輕人聽多了搖滾之後去自殺已經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聽了搖滾樂按照歌詞描述的死法自殺的青少年並不少見,搖滾樂手陷入抑鬱、濫用毒品甚至自殺更是一個普遍現象。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負面例子是納粹國家電影《意志的勝利》。該宣傳片(儘管導演萊尼瑞芬斯塔爾辯稱她所拍攝的是紀錄片)藝術手法高超。

它展現的宏大場面和力量,使得觀眾對其背後傳遞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許多首創的拍攝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響了諸多後世電影。

它為希特拉和納粹德國起了巨大的宣傳作用,被稱為「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2003年,英國《獨立報》評論說:「《意志的勝利》蠱惑了許多人,使他們讚賞而非輕視納粹主義,無疑為納粹黨在世界範圍內爭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

理解了藝術的巨大力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藝術的重要性和魔鬼為甚麼要變異人類的藝術。

3. 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由於藝術對改變社會具有巨大的作用,共產邪靈利用和控制藝術作為其「社會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這一點毫不奇怪。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共產黨國家深知藝術的力量,因此以藝術作為給人洗腦的方式,把所有的藝術形式都變成了洗腦工具。

許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將軍、演小品的將軍,認為這些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也沒有拿過槍、指揮過戰爭的人怎麼配做將軍?

而實際上,中共認為這些人在推行和維護共產邪教上,起到的作用與軍隊同樣重要,甚至是軍隊所不可比擬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授予他們軍銜,也是符合共產黨的原則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共產國家的文藝演出,是以藝術的方式讓百姓忘記共產黨治下的苦難,培養對共產黨的忠心。這種對內對外的宣傳和洗腦所起的作用是軍隊無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奧運會耗巨資的盛大開幕式、北韓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蘇聯的芭蕾舞團,都是服務於黨的需求。

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甘迺迪藝術中心舉行了一個所謂「中國:一個國家的藝術」系列中國文化節,居然把宣揚階級仇恨與共產暴力革命的經典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搬上了國際舞台,給外國人「洗腦」。

如果有正統的、貼近神的藝術或者弘揚人類傳統價值的藝術同時存在,洗腦「藝術」就會被識別並失去洗腦功效,甚至無法生存。這就是為甚麼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對藝術和出版行業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前蘇聯的芭蕾舞團,也是服務於黨的需求。是以藝術的方式讓百姓忘記共產黨治下的苦難,培養對共產黨的忠心,起到洗腦的作用。(維基百科)
前蘇聯的芭蕾舞團,也是服務於黨的需求。是以藝術的方式讓百姓忘記共產黨治下的苦難,培養對共產黨的忠心,起到洗腦的作用。(維基百科)

許多世紀以來,古典藝術代代相傳。這種傳統延續到20世紀戛然而止,藝術傳承被一個接一個的激進和前衛的「主義」替代,藝術迅速走向變異,「宏大、鼓舞人心和美麗的(藝術)被新的、不同的和醜陋的代替。」

藝術的標準降低,直到降得沒有標準,只剩扭曲的自我表達。人類失去了審美的普世價值。

回顧所有這些新的藝術運動或「主義」的源頭,都與共產主義思潮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很多藝術家要麼是共產黨員,要麼是變種共產主義者,或是受這些思潮影響的人。

共產國際的匈牙利文化委員、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acs)創辦了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個任務就是通過背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該文化形式必須排除「自覺地模仿創世主的藝術」。

德國社會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稱:「藝術抗議並超越現存的社會關係,它顛覆佔統治地位的意識,也就是日常經驗。」

也就是說,他們要鼓動藝術去反神、顛覆傳統道德。此類觀點主導了現代藝術的走向。

法國現實主義畫派的開創人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參與者之一。他當選為「公社委員」以及激進藝術家組織「藝術家聯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改造」舊制度和建立新的美術趣味的工作。

在庫爾貝的授意下,聯盟拆毀了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旺多姆紀念柱(Vendome Column,後被重建)。庫爾貝否認人類是上帝創造的,著意表現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唯物主義。

他的「名言」是:「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

庫爾貝一邊搞革命,一邊「改造」藝術。他的畫以「現實」之名,用醜陋代替美,將畫暴露的女人,特別是畫女性生殖器作為其「革命舉動」,以實現對傳統的反叛與顛覆,配合煽動共產運動。

從庫爾貝的人生履歷中,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和現代藝術在誕生之初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