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老牌共產主義者葛蘭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還擔任該黨總書記。意共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一直十分活躍,很長時間保持著第二大黨的位置。1991年改名為意大利左翼民主黨。

歐洲的另一個大國德國也不例外。德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鄉,20世紀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流派「法蘭克福學派」亦發源於德國。其它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躍的共產主義政黨,影響力都不可忽視。

整個歐洲,不只東歐國家是共產主義佔主導地位,北歐、南歐、西歐各個非共產政權國家其實也都是在有意或無意中推行著共產主義的理念或制度。歐洲淪陷並非危言聳聽。

10. 我們為甚麼會上魔鬼的當

美國社會學家保羅‧霍蘭德爾(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聖者》(Political Pilgrims, 1981)這本書裏,講述了眾多到史太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卡斯特羅時代的古巴的政治朝聖者。

這些青年知識份子成批地湧進上述幾個國家。雖然在這些國家的某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正發生著駭人聽聞的暴行,這些朝聖者們歸來之後,仍然熱情地撰文著書讚美社會主義制度。

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世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所到之處全都伴隨著暴力、謊言、戰爭、飢荒和暴政。問題是: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心甘情願地幫助這個魔鬼散佈謊言,甚至成為它的馴服工具呢?

就美國而言,不同時代的人被共產主義吸引有不同的動機。最早的美共黨員很多是移民,他們經濟地位低下,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受自己母國(大多是俄國、東歐國家)影響加入共產黨。

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影響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劇左轉。很多知識份子到蘇聯參觀,回來著書立說,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記者等等。

「嬰兒潮」一代人在60年代進入大學,他們在戰後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社會關懷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誤導到反戰、女權等運動上。(網絡圖片)
「嬰兒潮」一代人在60年代進入大學,他們在戰後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社會關懷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誤導到反戰、女權等運動上。(網絡圖片)

「嬰兒潮」一代人在60年代進入大學,他們在戰後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社會關懷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誤導到反戰、女權等運動上。

比他們更年輕的一代人在學校裏接受的已經是高度左傾的教學內容,因為他們的老師就是「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共產主義的「體制內長征」開花結果,開始了在體制內的長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長達37年的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揭露共產主義的專著《欺詐大師》(Masters of Deceit)一書中,歸納了五類共產主義份子:公開的共產黨員、地下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同路人、機會主義者(為謀求私利而支持共產黨者)、上當受騙者。

《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的作者: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RFI)
《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的作者: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RFI)

其實,除了極少數極端邪惡頑固的共產主義份子,絕大部份的共產黨員又何嘗不是上當受騙者?

美國記者約翰‧裏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對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裏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個美國人之一,本身就是共產主義活動家。他對十月政變的記敘,並非對事件的客觀報道,而是精心策劃的政治宣傳。

斯諾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採訪提綱起碼包含了十多個方面的問題,涉及外交、抵禦外敵入侵、對不平等條約和外國投資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

後來毛澤東與斯諾在陝北窯洞的談話就始於對提綱的回答:「這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與時俱進、公開透明、開誠布公的中共形象。」年輕、輕信的斯諾被老謀深算的中共當成一個工具使用,把精心編織的謊言傳播到全世界。

別澤門諾夫回憶了自己作為克格勃特工期間,是如何接待來訪的國外「友人」的。他們的行程都是蘇聯情報部門安排的,參觀訪問的教堂、學校、醫院、幼兒園、工廠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經過培訓,確保按照統一口徑說話。

他舉過一個例子,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一家主要雜誌《看》,派記者到蘇聯採訪,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圖片和文字,都是蘇聯的情報機構為其準備的。記者不加甄別地在美國發表,幫助蘇聯欺騙誤導美國民眾。

別澤門諾夫說,很多記者、演員、體育明星到蘇聯參觀訪問,受到蒙蔽和欺騙,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饒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為了個人的身名利益,罔顧事實,配合蘇共編織並傳播謊言,是徹頭徹尾的道德墮落。

弗萊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中,分析了為甚麼往往是一些家境優裕的年輕人傾心共產主義。他列舉了四個理由:第一,對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義哲學;第三,知識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

「知識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歲、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對真實的歷史一知半解,在反權威心理的驅使下,反感一切關於傳統、權威、民族文化的「說教」,最容易成為共產主義宣傳的受害者。

「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個人都有一種宗教衝動,想要為了一個超越於個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標而努力。但是學校灌輸的無神論和進化論使其無法從傳統宗教中得到滿足,共產主義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類」的說辭乘虛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

知識份子容易受到激進意識形態的欺騙,這個現象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的《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深刻地指出,20世紀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嚴厲批評傳統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對共產黨國家的暴政和殺戮高度容忍、視而不見。

他認為,這些左派知識份子虛偽、獨斷專行,並富有非理性的狂熱,他們把左派意識形態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一書中,分析了從盧梭以降十幾位知識份子的生平和激進的政治觀點(包括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

約翰遜發現的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義。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知識份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識份子的理智的狂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