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女士10月4日發表講話，首次公開闡明了拜登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對這個拖延了九個月的政策宣示，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哈夫鮑爾認為，戴琪的講話比預期的要強硬，拜登政府不打算取消關稅，也不準備與中國進行第二階段的貿易談判。但是呢，「比預期的要強硬」，是因為人們此前普遍的預期，是拜登政府的立場會非常的軟弱。所以，在不那麼軟弱的情況下，也會給人們以更「強硬」的浮淺印象。但是，對中共的這一新政策真的很強硬嗎？還是體現了拜登政府望梅止渴、緣木求魚的心態？而對日益囂張、咄咄逼人的中共政權在彌留之際的姑息，當斷不斷，必然會對美國和世界釀成追悔莫及的後患。
戴琪在美國智庫、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演講所表達的拜登政府的立場和做法，是跟中共商談第一階段協議的執行；對美國國內增加額外的關稅排除（豁免）；可能對中共使用所有的工具，並開發新的工具；以及與西方盟國合作，共同對付中共。戴琪提到中共的貿易措施對美國的傷害，特別提到對美國的農業也有傷害，因為美國農產品的市場份額在減少，這倒是一個新的披露，非常的令人震驚。
關於戴琪在CSIS的演講，拜登不取消特朗普時期的關稅，但不排除可能增加額外的關稅排除（豁免），同時也表示並不排除施加新的關稅，這是否矛盾？新唐人主持人林嵐女士曾經這樣問到。這其實並不矛盾，可以同時並舉。因為美國國內特定行業、公司的具體情況、業界特徵不同，他們申請的新的關稅豁免可能會批准。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供應鏈的變化，和美國國內市場需求的變化，新的關稅目標也可能出現。
戴琪提到的、「有針對性」的關稅排除程序，是要確保關稅不會傷害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哪些產品可能會得到進一步的關稅豁免，要看這些行業的游說力量。對取消或維持關稅，美國業界、零售業、電子產業等，和紡織業的觀點，就大相逕庭。對美國來說，那些產業鏈轉移沒有完成、仍然依賴中國產品的行業，和許多已經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他們會游說減輕或取消關稅。但考察一下美國政府公布的延期豁免項目的清單，其中的549項產品種類，很有趣也非常的具體。
比方說，清單裏有甚麼手動驅動、帶有壓花紙模具的滾筒機，放射治療系統，冷氣機或供暖系統涉及的恆溫器，各種淨水器、水過濾裝置，建築工地用的硫化橡膠履帶，自動數據處理存儲單元，交流和直流的電動機，溫度計，膠帶紙，電子機電產品，體育用品，甚至牆紙、書籍、健身器材、縫紉機等等，都赫然列在其中。顯然，許多這些產品是美國早就停止製造、也永遠不會再製造的東西。
至於戴琪女士、這位來自台灣的華裔官員的立場，筆者倒是認為，雖然身在拜登陣營，她實際上是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相當程度的擁護者。戴琪CSIS演講的後半部份，她坐下來與威廉·艾倫·賴因施 （William Alan Reinsch）坐下來對談。賴因施是美國Kelley, Drye & Warren LLP律師事務所的一位資深律師，也是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國際商務Scholl Chair的講座研究員（類似於講座教授）。
賴因施具有民主黨的背景，經歷相當豐富。他曾經長達15年作為美國全國外貿理事會（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的主席，比較傾向於開放市場，支持美國進出口銀行，反對單邊制裁等等。他曾經在奧巴馬時期擔任美中經濟及安全委員會（USCC）的成員，還在馬利蘭大學的公共政策學院作為客座助理教授，教國際化、貿易政策、和國際政策的課程。在克林頓時期，他曾經是美國商務部的副部長，也有豐富的國會參議員立法助理的經驗。
主持戴琪演講的賴因施坐下來之後問戴琪，是不是特朗普對華貿易失敗的政策，才導致拜登政府目前的立場，云云。戴琪回答說，她不認為前行政當局（特朗普政府）的努力失敗了，只是當時的政策尚未達到美國預期的目標。
在筆者看來，確實是這樣。如果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政策得以在第二任期繼續，中共對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實施和完成的程度，應該不會只達到目前只剩下兩個月之內、僅僅62%的程度。特朗普內閣對第一階段協議的實施執行，非常的認真，也盯的非常的緊，讓中共政府沒有絲毫可乘之機。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項是，賴因施問了戴琪一個來自網絡上的觀眾的提問。提出的問題，是關於對美元和人民幣匯率、中共操控匯率，對此戴琪是甚麼樣的想法。賴因施幾乎同時預計說，戴琪會把這個問題推出去。果然，賴因施的猜測沒有錯，戴琪表示這個問題要去問美國財政部，他們才會關心涉及匯率的問題，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只管貿易問題！
這是一個錯誤的路線，有點像中醫和西醫的差別。西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中醫則是辨證施治、綜合人體的經脈和氣血去考慮，可能頭痛醫腳、腳痛醫頭，非常高明的解決問題。美國的貨物貿易，和美元及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是唇齒相依、不可分割的一體。中共在享受高額順差的同時，必須強制控制人民幣的匯率，同時抑制進口，才能使得這樣不合乎經濟規律的狀況得以持續。
而美國政府內部的兩個部門，財政部（Treasury）和貿易代表處（USTR），如果互相推諉、各自為政，顯然就很難協調聯邦政府更高的、整體的立場。如果有一個類似特朗普、親力而為、洞察虛實的總統，這個問題可能不會那麼大。如果是類似拜登、基本上撒手不管、糊里糊塗的主管，美國方面在應對中美貿易戰中，就會屈居劣勢、難以施展。也許，美國現任政府需要一個凌駕於財政部和貿易代表處的機構，才能更有效的應對中共的挑戰。
中共方面，他們不會把匯率問題、貿易問題、順差或者逆差問題，甚至強制技術轉讓問題，踢給不同的部委或者中央銀行去解決，中共可以從中央政府綜合的高度，去一攬子的處理這個話題。
戴琪在問答環節提到，不打算進行第二階段協議的談判。眾所周知，過去特朗普政府準備在第二階段協議期間，要求中共對一些深層結構性問題進行改變。林嵐女士問到，如果沒有一個全局式的談判，美國是否有足夠的槓桿來遏制中共非市場化貿易做法？特朗普時代預定的貿易戰的烈度、目標和範圍會有所改變嗎？對這兩個很好的問題的回答是，美國政府的確有這樣的槓桿和工具，甚至有殺手鑭式的、雷霆萬鈞式的工具，可以在經濟上致中共於死地。但目前美國最關鍵的問題是，這些工具會不會被使用，美國行政當局有沒有這個決心和毅力，去加以實施！
戴琪認為美國應該採取雙重策略、兩條腿走路：一個是與中共對話、商議解決問題；另一個是訴諸法律、進行301調查、WTO起訴。但她同時表示，不要惹惱了中共（inflame trade relations），不要讓貿易衝突升級。這一觀點與拜登的國務卿布林肯幾乎同出一轍，都是一種對中共小心翼翼、生怕打翻醋罈子的拘謹。這種事先對敵手、或競爭對手亮底牌、搶先透露自己軟肋的做法，極大的侷限、限制了美國政府的選項。這可以說是拜登政府對外政策、尤其是對中共政策上，一個極大的敗筆！
美國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能讓特朗普時代對中共的清晰認識、明確的立場和果決的勇氣，能夠讓軟弱的現政府繼承下來。這恐怕很難，但如果真的要戰勝中共，這也是必須的。民主制度、政權更迭時的策略斷層，的確是西方這個治國方法很致命的欠缺。尤其是，當執政的政客、既得利益者、盤根錯節的利益團體有道德上的缺陷，舞弊和營私盛行的時候，民主政治的這一缺陷，對對付最為邪惡的共產黨政權之際，未免力有不逮。也許，這也是末法末劫時期，我們這一茬人類的宿命？
總而言之，拜登政府對中共的貿易新政策，可以說是在望梅止渴、緣木求魚，並處處束縛自家的手腳。對邪惡政權心存幻想、當斷不斷的後果，必然釀出日後無窮的大患。#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暨約翰奧林棕櫚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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