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一份報告，中共是全球最大的跨國鎮壓者。
報告指出：「至少36個國家的數百萬華人和少數民族」受到恐嚇、間諜活動、威脅、網絡攻擊、人身攻擊、非法引渡和引渡的影響。
內特‧申坎（Nate Schenkkan）和伊薩貝爾‧林澤（Isabel Linzer）撰寫了一份出色的報告，該內容關於中國案例的研究尤其令人擔憂，與中共跨國鎮壓進行合作的民主國家的數量之多令人震驚。該報告應被視為一個呼籲，讓人們行動起來，反對今後與北京政權的任何合作。
這份報告名為「雖看不見但並非遙不可及：跨國鎮壓的全球規模和範圍」（Out of Sight, Not Out of Reach: The Global Scale and Scope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報告還強調了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盧旺達、伊朗和土耳其的跨國鎮壓。
報告總結了中共跨國鎮壓的三個特點，作者寫道：「首先，鎮壓運動針對許多群體，包括少數民族和宗教群體、持不同政見者、人權活動家、記者和被控腐敗的前體制內人士。
其次，鎮壓廣泛地使用各種伎倆：從引渡這樣的直接攻擊，到在其它國家拘留和流放，到控制流動，再到數字威脅、間諜活動和遠程威脅。第三，這場運動的廣度和全球規模無與倫比。自2014年以來，自由之家保守統計，中共直接人身攻擊的案件達214宗，遠遠超過任何其它國家。」
流動性控制包括，例如，要求遣返海外維吾爾人，將他們引渡或非法引渡到中國，然後拿走他們的護照，使他們無法離開中國。
作者寫道：「2015年，至少有109名維吾爾人從泰國被非法驅逐，13人未經正當程序被從埃及遣返。在此期間，埃及可能非法驅逐了另外86人。」據報道，2020年3月，有200至400名維吾爾人在土耳其被拘留，他們在那兒被驅逐出境。「2019年8月，一名維族婦女和她的兩個孩子從土耳其被驅逐至塔吉克斯坦，然後很快被轉移到中國羈押。」2020年11月，沙特阿拉伯拘留了兩名維吾爾人，他們可能會被驅逐回中國。
「2020年11月，一名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在伊斯坦堡遭到槍擊，他之前曾站出來說自己受到壓力成為間諜，監視社區。」據自由之家報道，「他得以倖存，並指責中共把他作為襲擊目標。」
自由之家記錄了中共在18個國家製造的暴力事件，通常是為了製造恐懼和自我審查。在其它國家，中共通過數字手段恐嚇僑民，包括監視、黑客攻擊和網絡釣魚，或通過法律手段，如習近平本人發起的「獵狐」和「天網」反腐運動，或不受司法審查的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的紅色警報。
作者表示：中共官方媒體稱，有3,000（被控腐敗的）人從90個國家「回國或被遣返」。僅在美國，就有數百個獵狐目標。
兩位作者充份地展示了中共如何試圖操縱國際法、規範和國際組織來實現其目的。作者表示：「中共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令，暗示國際社會支持其追查行動。」
中共官方媒體的一個節目「強調了從國外遣返過程的合法性，包括在其它國家漫長的法律程序。與中共的宣傳一致，該節目的總體信息是，中國的反腐敗運動是一項完全合法的努力，作為一項國際合作事項被其它國家所接受」。
事實上，中共採取非法監視、威脅、引渡和恐嚇家人等手段，迫使逃亡的中共官員和商人返回中國受審。申坎和林澤表示：「2018年，美國情報官員私下對《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稱，中共特工在澳洲毆打並給多人下藥，然後用船隻將他們送回中國。」
報告指出：「反腐運動也是中共試圖改變國際規範，以更好地適應其目標和利益的工具。」「中共官員和媒體將反腐運動展示為在全球塑造反腐規範努力的一部份。」亞太經合組織論壇2014年《北京宣言》、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國的雙邊法律協議，都被中共惡意利用。
作者表示：「2019年，『先進中國研究中心』在一項分析中，確定了與中國有引渡條約的37個國家，其中主要包括意大利、法國和葡萄牙等歐盟成員國。」2015年，瑞士允許中共國安人員在該國自由地監控和威脅許多中共的打擊對象。
統戰部
洩露出的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講話，明確地將打擊中共敵人的「海外鬥爭」放在首位。據自由之家表示，這些講話特別強調，「選擇外國盟友協助這項工作，利用外交渠道和東道國的相關法律，防止黨內高層官員出訪期間發生抗議活動。」
自由之家發現的事例只是「冰山一角」，報告的作者寫道，中共的恐嚇和其它策略對數百萬海外華人產生了負面影響。
自由之家指出，數十萬藏人、維族人和法輪功修煉者長期受到打壓。但在過去一年中，這一群體還包括了香港和內蒙古華僑。
申坎和林澤說：「中共公開的跨國鎮壓行動植根於一個更廣泛的框架中，其中包括文化協會、僑民團體，在某些情況下還包括有組織的犯罪網絡，這使其可以接觸到大量的中國公民、華僑，以及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少數民族。」
報告還說，利用親共的民間團體迫害海外華人，讓中共在攻擊中可以推卸責任。「除了黨政的直接領導機構，還有代理實體網絡，參與了對中共的批評者、宗教或少數民族成員的騷擾，甚至人身攻擊。比如美國的『反邪教』協會、加拿大的中國學生團體，以及在台灣與有組織犯罪有聯繫的親共活動人士。
對民間社會團體的利用是中共統戰部的一部份。統戰部的重點是通過各種激勵和抑制措施，包括培育、賄賂、拉攏、脅迫和威脅，影響所有共產黨之外的人，包括中國國內和國外的人。
例如，「2020年9月，美國逮捕了一名藏人紐約警察局警員，罪名是在紐約藏人社區從事間諜活動，他的一名聯絡人被確認為是在統戰部工作的中國領事館僱員。」
中共的治外法權
報告還指出：「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使其能夠對鄰國（尼泊爾、泰國）和遙遠的國家（埃及、肯雅）施加無與倫比的影響力，中共毫不猶豫地使用這些影響力打擊全球目標。」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中共肆意攻擊非中國公民，包括台灣人、華裔和其他外國人，「作為對他們和平倡導活動的回應」，以及「那些批評中共侵犯人權的人」。
由於中國的實力不斷增強，包括科技能力，以及「針對海外中國公民和非公民的咄咄逼人的主張，中共發動的運動對海外華人和流亡在幾十個國家的少數民族社區的權利和自由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共的跨國鎮壓對全球法治構成了威脅，「因為中共的影響力不僅足以在個別案件中違反法治，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重塑法律體系和國際規範。」
中共在海外的鎮壓活動通常是由其情報和安全部門執行，包括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
作者稱：「對維吾爾族、藏族和持不同政見者的迫害通常由國家安全部負責，公安部經常參與對中國境內家庭成員的威脅，或者當地政府從中國境內打電話給流亡者，從而威脅他們。」反法輪功的行動由『610』辦公室（一個負責鎮壓被禁宗教團體的法外安全機構）和公安部領導，但是地方官員也參與監控本地的法輪功流亡者。」
中共外交部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官員也被用來迫害海外華僑。
申坎和林澤說：「事實證明，中共特別善於利用其地緣政治和經濟影響力，挑動印度、泰國、塞爾維亞、馬來西亞、埃及、哈薩克斯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土耳其和尼泊爾等不同國家的外國政府，利用他們自己的安全力量，將中共的批評者、被打擊的少數民族、宗教少數群體成員和難民拘留，或在某些情況下驅逐回中國。」
中共的跨國鎮壓正通過對國際組織的利用和影響，以及一系列具有域外效力的中國法律而被編入法典。申坎和林澤說：「習近平領導下通過的一系列新的中國法律，將中共控制延伸到域外範圍法律化，例如《國家情報法》、《香港國家安全法》和《數據安全法（草案）。》
藏人過去可以通過尼泊爾逃離中國，但這條逃跑線路現在已經幾乎關閉了。「首先，中國加強了流動控制，降低了藏人逃離尼泊爾的能力，使前往尼泊爾的人數從每年幾千人減少到2019年的23人。與此同時，抵達尼泊爾的藏人更容易被遣返，2019年9月，有6人越境，但他們立即被移交給中國當局。」
中國和尼泊爾於2019年10月簽署邊境協議，進一步加快了尼泊爾當局將逃亡藏人移交給中國的程序。除了在美國，最近在瑞士、瑞典、加拿大也發生了監視和恐嚇藏人的事件。
2017年，我曾在英國與一名藏人交談，他告訴我，中共官員曾到他家，騷擾他的生意，恐嚇他。
報告還說，內蒙古人也成了中共的目標。「2020年9月，一名持臨時簽證、居住在澳洲的內蒙古男子說，他接到中國地方當局的電話，警告他，如果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談該地區的事件，那麼他將『從澳洲』被遣返。」
報告作者還提供了關於法輪功長期以來一直在國外受打壓的細節。
他們寫道，報復行為「包括來訪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或親共的代理人，在海外的抗議活動中，經常騷擾和偶爾人身攻擊法輪功信仰者，例如2014年以來，在美國、捷克、台灣、巴西和阿根廷發生的事件」。
作者繼續寫道，「與法輪功相關的媒體和文化機構報告了針對敏感信息的可疑入侵、破壞車輛，以及中共對當地商家施壓，要求其停止廣告或其它合同。泰國的多名法輪功修煉者遭到拘留，包括參與對中國廣播未經審查內容的一名台灣男子，以及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正式承認的幾宗中國難民案件。」
據作者介紹，「2017年10月，一位從中國勞教所倖存下來，並高調舉報中共虐待行為的法輪功學員，在印度尼西亞突然死於腎衰竭，他在勞教期間將一封信偷偷塞進萬聖節裝飾品中，後來用秘密鏡頭拍攝了一部紀錄片。一些同事認為他的死因很可疑，但沒有進行驗屍」。
北京於2020年6月頒布的《國家安全法》針對的是香港活動人士，該法也具有全球影響力，迫使活動人士避開與中共有引渡條約的國家。該法律將全球任何地方、任何國籍的人發表的批評中共和香港政府的言論視為犯罪。自由之家稱：「在根據新法律收到的第一輪通緝名單中，有美國公民朱牧民（Samuel Chu），他因爭取美國政府對香港自由事業的支持而被指控。」
朱牧民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現在不僅必須避免前往香港，還必須避免前往任何與香港或中國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
申坎和林澤不僅對中共的跨國鎮壓做出深刻的總結，而且還揭露了中共試圖將國際機構和法律按照其邪惡的目的進行塑造。可以說，由於北京的經濟影響和激勵措施，使這麼多民主國家追隨中共，這些國家令人震驚和怯懦地放棄了他們賴以存在的價值觀和原則，但這是他們的祖先為之奮鬥和犧牲的價值觀和原則。
要結束中共所犯下的不法行為，糾正與這個獨裁政權合作的民主國家的道德和倫理基礎，還必須做更多的工作。只有通過果斷和迅速的糾正，我們才能保護民主的未來。
原文：China’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Must En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及碩士學位（2001年）和哈佛大學行政學博士學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報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雜誌《政治風險》（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發行人，其研究領域涉及北美、歐洲和亞洲。他撰寫了書籍《凝聚權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將於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也曾擔任書籍《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的編輯。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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