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傳】開文明之治 聖德皇帝千古留名

察必皇后和皇太子真金的先後去世，讓忽必烈悲痛不已，導致他的健康也嚴重受損。

1293年，忽必烈終於病倒了，雖然御醫們為他百般調治，病卻未見好，反而越來越重。因為重病，與大臣們的朝堂議政也免去了。按照規定，此時除非蒙古人和昔日有功之臣不得進入寢宮探視。不過，有一人例外，那就是不忽木。

不忽木是忽必烈侍從燕真的兒子。年輕時就英俊不凡，曾拜太子贊善王恂為師，後隨王恂北征，又拜許衡為師。許衡編纂歷代帝王諡名、帝系、歲年等書為教授學生，不忽木讀數遍即可背誦。可以說，他漢化較深，重視儒學。16歲時他摘錄《貞觀政要》中數十事進呈忽必烈，比如他建議因朝中蒙古人做官的不多，若要多培養蒙古族人才、使他們通曉漢人的制度，必須像古代那樣各地多設學校等。

忽必烈知其意在藉此規諫，看了後讚歎不已，其後對不忽木委以重任，不忽木先後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提刑按察使、參議中書省事、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平章政事等，謹慎厚道、不好奢華的他深得皇帝信任，被視為肱股之臣。

因此，忽必烈生病期間，不忽木寸步不離守在身邊，負責皇帝醫藥，陪他聊天。忽必烈臨終前，贈予他一塊白璧，說：「他日持此以見朕。」贈予白璧，既是對不忽木完美品行的肯定，也是希望他在輔佐下一任皇帝時依舊保持白璧無瑕的品格。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在位三十五年的忽必烈在大都病逝，享年80歲，廟號世祖，諡號「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國語尊稱曰「薛禪（意為賢者）皇帝」。其後葬於漠北起輦谷祖陵。根據蒙古安葬的習俗，後人無法找到其埋葬地，其他蒙古大汗也是如此。

《元史·祭祀誌》記載了元朝皇帝的神秘葬法，皇帝死後，選一整根香楠木，從中間劈開，然後掏出一個人形槽，大小以能容入一個人為宜。掏好之後，把皇帝放到槽裏，將原木合攏，外用四條黃金箍扎牢。運到墓地之後，開始挖墓坑。挖坑時是整塊取土，取出來後按次序排列一旁，把棺木放到坑裏後，再把取出來的土塊按次序放回，剩下的土扔到遠處，看上去就和甚麼也沒埋一樣，地貌一點沒變。

送葬官只留三名，住在五里之外，守陵三年後返回。蒙元皇帝如此埋葬，自然沒有人找得到他們的墳墓。

忽必烈駕崩後，凡出殯、祭奠、定廟號等事，皆由不忽木主持。太子真金的兒子鐵穆耳繼承大位，是為成宗。成宗即位後，朝中大事也多採納不忽木的意見，太后也把不忽木當作先朝舊臣，十分尊重。

忽必烈駕崩後，太子真金的兒子鐵穆耳繼承大位，是為成宗。圖為元成宗鐵穆耳畫像。（公有領域）

世人崇敬讚頌賢君

忽必烈身後得到了世人很高的評價。大臣王構在《世祖皇帝諡冊文》中讚其「役用眾智，獨斷於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慎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

剛直不阿的諫臣王惲在《大行皇帝輓辭》八首中，歌頌忽必烈的功績，將其比作與堯帝、禹帝一樣的賢君。詩中寫道：「論治方堯禹，求賢到釣耕。民區無二上，廟算有奇兵。萬寓風煙靜，中天曰月明。小臣思頌德，終了是強名。」

曾受到忽必烈器重的大儒郝經認為：「今主上應期開運，資賦英明，喜衣冠，崇禮樂，樂賢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為諸王推戴。稽諸氣數，觀其德度，漢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

仁宗對忽必烈非常崇拜，以忽必烈之法為法，他曾經下詔說：「唯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

元順帝亦曾說「唯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為此，他還將年號改為忽必烈曾使用的年號「至元」。

《元史》作者對忽必烈的評價是：「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其中「以夏變夷」就是用漢法改變蒙古法。《元史》作者還將忽必烈時期與漢初相比，認為當時「良吏班班可見」，社會風氣很正。

明太祖朱元璋則說：「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於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於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唯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清朝康熙年間的大臣邵遠平在編撰的《元史類編》中亦給予高度評價，稱忽必烈「遂辟雄圖，混一中外；德威所指，無遠弗屆；建號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敗；英明克斷，用無祗悔」。

《新元史》亦將忽必烈的政績堪比唐太宗的「貞觀之治」，「致治之隆，庶幾貞觀」。

而在馬可·波羅的眼中，忽必烈是「世界之君主殆無有能及之者」，「為人類始祖亞當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來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

伊兒汗國史學家瓦撒夫（Wassaf）亦認為羅馬的凱撒等世界著名君主都無法與忽必烈相比，他讚美其是千古一帝。他寫道：「自我國（波斯）境達於蒙古帝國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駐在此處。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其豐功偉業傳之於外，致達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沉銳敏，其判斷賢明，其治績之可驚羨，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博學旅人之言，皆優出迄今所見的偉人之上。」

顯然，不僅在中國人心目中，忽必烈是一位偉大的君主，在當時的歐洲和中亞人眼中也是如此，其對歐洲和世界的影響是深遠的。

《元史》作者對忽必烈的評價是：「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大紀元製圖）

非凡一生千古留名

忽必烈非凡的一生，「鼎新革故」，實踐了其「式續成康之冶」的理想。他的文治武功皆讓人讚歎。

文治方面有：開國建制，倣傚漢法治理國家，如定年號和國號，建都邑，完善政權機構，隆祀典，祭祀孔子；下令國師八思巴制定新的蒙古文字，確定國教，制定曆法；制定行鈔法；加強水利交通，開通運河，增開海運，完成站赤（驛站）制度；建立農社制度，勸課農桑、安恤流民，賑濟災民；任用賢才，興辦學校等等。

武功方面有：征服雲南；征服南宋，建立統一王朝；平定西北、東北叛亂，加強對邊疆的管理；降服高麗，兩次東征日本，三次南征安南以及南征緬甸等等。

與之前的帝王相比，忽必烈創下了如下的第一：他是少數民族帝王入主華夏統一南北的第一人；他是將雲南和西藏納入元帝國的第一人；他是推動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的第一人；他是拓展海運、注重市舶貿易的第一人；他是推動中華帝國與中亞歐洲經貿文化交流達到新高度的第一人。

也正是在忽必烈統治期間，元朝走向了經濟繁榮和社會的安定，國家亦走向強盛。

首先是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帶來了糧食產量的提高。忽必烈時期，陝西關中地區的小麥「盛於天下」，關、隴、陝、洛出現了「年穀豐衍，民庶康樂」的景象。長江以南地區產量更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佔了全國歲糧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當時北至怯綠連河（克魯倫河）、乞里吉思、謙謙州（均在今葉尼塞河上游一帶），南至羅羅斯（四川南部）、烏蒙（雲南昭通），均有屯田。

此外，由於南方農業的發展，南道棉的產區擴大得較快。與此同時，棉花在北方陝甘一帶也普遍種植。當時大半個中國已遍植棉花。

首先是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帶來了糧食產量的提高。示意圖，圖為清焦秉貞《耕織圖》冊局部。（公有領域）

其次，商業也是一片繁榮景象。各地往來貿易不斷，元朝的開放和通往歐洲之路的順暢，更引來了世界各地的商團。被稱為「汗八里」的元大都，不僅是一個大都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中心之一。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北韓，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使團來到大都。

大都城內流通的商品有來自全國的糧食、茶、鹽、酒、綢緞、珠寶等，也有單項商品集中經營的市場，如米市、鐵市、皮毛市、馬牛市、駝駱市、珠子市等。商業行會的組織中，有「行老」負責業務上的內外事務。

在國內，西藏的喇嘛們每次往返大陸均要運輸許多貨物；從東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帶來福建、廣東、江蘇、浙江的絲綢、瓷器和南洋的香料。

而北方的重要城市，沿著陸路交通幹線，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陽、奉元（西安）、開封、濟南、上都、和林、鎮海等城市，這些城市同樣集中著大批漢族和西域商人。離上都不遠的小城蕁麻林（今河北萬全縣洗馬林），居住著3,000戶回回工匠，他們是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國時帶回的。他們負責織造錦緞，為元朝人和各國商人提供產品。

沿著運河和長江，一些舊有的商業城市更蓬勃發展起來，比較有名的如杭州、平江、鎮江、南京、揚州等城市。此外，沿海城市廣州、泉州、福州、溫州、慶元（寧波）、澉浦、上海等，除福州外，都是設有市舶司和提舉司的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其中泉州是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絲綢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鑽石、珠寶等。元人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曾提到與泉州有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近百個。

在西南方面則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成為商業中心，使西南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也都納入了全國的商業網。

1270年，國內商稅「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1289年，商稅已增至「腹裏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共計四十五萬錠。不到二十年，增長了10倍。商稅的增長反映出當時商業的繁榮。

經濟的發展也使人口快速增長。1290年，當時的人口有戶逾1,300萬，人口達到5,900餘萬，與1262年的141萬多戶相比，增加了近10倍。

從東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帶來福建、廣東、江蘇、浙江的絲綢、瓷器和南洋的香料。示意圖，圖為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元末明初大學者葉子奇在其《草木子》一書中認為忽必烈時期是少有的盛世，無疑是中肯的。他寫道：「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而締造這樣盛世的千古帝王，對東西方交流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眾所周知，蒙古三次西征，都有大批外國官員和工匠被擄東來，以後又有大批中亞商人、旅行家相繼來到元朝，他們中有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等。他們在元朝從政經商，也帶來了阿拉伯的科學和文化。在整個元朝，波斯、阿拉伯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史學等書籍以及多方人才大量進入中國。與此同時，一些蒙古人和漢人也遷往中亞、西亞各地。比如，元朝引進了波斯和阿拉伯醫生，又將中國醫生送往中東，中醫的脈診在中東和印度很受歡迎。

彼時的中國在技術上領先世界一千年。火藥、紙幣、印刷術、瓷器、醫藥、藝術等在此時經過阿拉伯傳入歐洲，與蒙古人強調的自由商業、開放交通、知識共享、宗教共存、國際法則和外交豁免理念，共同影響著歐洲的歷史進程，影響了歐洲的文藝復興。這種影響可以從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繪畫中出現了蒙古人的形象以及蒙古的觀念出現在歐洲的文學作品中，得以窺見。

無疑，忽必烈是蒙古繼成吉思汗後一位最偉大的帝王，尤以其統治期間（1260—1294）為鼎盛時期。從此，蒙古人控制東亞到西亞的局面，一直到14世紀中葉才結束。忽必烈在歷史的畫卷中留下的濃重的印跡，至今仍讓我們感佩。（本系列完結）

參考資料：

《元史》

《新元史》

《忽必烈秘史》

《忽必烈傳》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

《明太祖實錄》

《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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