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視角】為何不少社會精英是左派？

「為甚麼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左派？」有一天，女兒笑著問我，她想問倒我。

「也不是所有的成功人士都這樣吧。那些左派只是喜歡炫耀而已。」我答道。我知道她指的是馬克·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Facebook公司創始人兼行政總裁）、傑克·多西（Jack Dorsey，推特公司創始人兼行政總裁）、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亞馬遜公司創始人兼行政總裁）、蒂姆·庫克（Tim Cook，蘋果公司行政總裁）、比爾·蓋茨（Bill Gates，微軟公司創始人兼前董事長）以及其他試圖按照自身想法改變世界的商界強人。

然而，確實有不少超級富豪都是左派。為甚麼呢？我必須找到答案，因為許多年輕人仰慕他們，認為他們的信仰就是真理。

我也很好奇另一件事——為甚麼這些社會精英們支持共產主義激進份子，而激進份子卻砸碎了他們的商店，甚至在貝索斯家門口架起了斷頭台？

在閱讀了不少富有啟迪的書籍後，我認識到，現在發生的事情其實並不新鮮。自19世紀末以來，西方社會精英們一直癡迷於共產主義，並通過實際行動支持共產主義事務。為了追求烏托邦式的理想，他們踐踏了傳統的價值觀，把美國帶到社會主義的邊緣，並將世界各地數以億計的民眾拋向嗜殺成性的共產主義野獸。

時至今日，這種追求仍在繼續，綿延不絕。

西方社會精英與俄羅斯共產主義革命者聯盟

安東尼·薩頓博士（Antony C. Sutton, 1925-2002）是出生於英國的美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加州州立大學教授，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他的著作《華爾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Wall Street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和《西方技術與蘇聯經濟發展》（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詳細闡述了西方社會精英對蘇聯布爾什維克的支持，這種支持看起來令人費解。在1987年的一次採訪中，薩頓博士對他的觀點進行了總結。

「他們（列寧和托洛茨基）發動了一場革命，而參與者不足萬人。他們需要西方的援助，而他們得到了德國、英國和美國等國的援助……1918年，布爾什維克實際上僅僅控制了莫斯科和當時的彼得格勒，也就是現在的列寧格勒。他們不可能打敗白俄人、當時在俄國的捷克人和進入俄國的日本人。如果沒有美國和英國的援助，蘇聯不可能將這些人擊退。」

（譯註：白俄人[White Russians]，指蘇聯成立後反對蘇聯統治的俄國人。）

「大革命之後……他們（布爾什維克人）無法經營工廠。那麼我們該怎麼辦？阿維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大通國民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以及華爾街的所有朋友一起，進入了俄國境內。……我們擁有250-300項特許經營權，美國公司帶著這些特權進入俄國，他們啟用了閒置的工廠……所有這些頂級資本家都進來了，他們受布爾什維克指使令俄國重新運轉起來，因為對於有意經營工廠的所有本地人，布爾什維克要麼槍斃，要麼驅逐出境。」

薩頓博士在《國家自殺：對蘇聯的軍事援助》（National Suicide: Military Aid to the Soviet Union）一書中，引用了美國國務院代號為033.1161的內部文件，這是華爾街金融家、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阿維爾·哈里曼1944年6月發佈的聲明。

「史太林對美國在戰前和戰時向蘇聯工業提供的援助表示讚賞。他說，蘇聯所有大型工業企業中約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國的幫助或技術支持下建成的。」

貿易和技術出口在冷戰期間繼續進行，包括韓戰和越南戰爭等時代。薩頓在書中引用了雪莉·謝布拉（Shirley Sheibla）1971年1月4日發表在《巴倫週刊》（Barron’ Weekly）上的文章片段：「美國一直是蘇聯的『共產主義的兵工廠』」。北韓和北越共產黨政權的大部份武器、坦克和卡車均由蘇聯提供，「是在美國和歐洲公司負責建立和裝備的工廠裏生產的。」

自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擔任總統以來，美國與蘇聯的貿易一直被宣揚為一種使布爾什維克「成熟」並鬆綁極權控制的方式。但很明顯，這個方式並未奏效。冷戰期間，世界始終處於蘇美兩國之間核戰爭的邊緣。然而，這個政策已經持續了七十多年。何以至此？

為甚麼一些西方社會精英們支持共產主義？

自18世紀以來，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許多人開始不再信仰上帝，轉而相信人類可以控制一切。有些人認為，通過某些安排或策劃，人類可以擺脫所有苦難，建立一個人間天堂。因此，不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

據美國喬治城大學卡羅爾·奎格利（Carroll Quigley）教授1966年出版的《悲劇與希望》（Tragedy and Hope）一書透露，牛津大學一位名叫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的教授自1870年起向其學生灌輸社會主義思想。這些學生畢業後進入英國及其殖民地的上流社會，將羅斯金的社會主義思想廣泛傳播。

與此同時，在大洋另一邊的美國，一個名叫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的學者於1881年被聘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的教授和主任。他曾在德國接受過培訓，對福利國家理念推崇備至。

據金融研究員斯蒂芬·索庫普（Stephen Soukup）的《清醒資本的獨裁：政治正確如何俘獲大型企業》（The Dictatorship of Woke Capital: How Political Correctness Captured Big Business）一書披露，伊利的思想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他的學生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第28任美國總統後，更將此思想發揚光大。

至20世紀初，社會主義思想已經征服了金融、工業、學術和政治等眾多領域高層人士的頭腦。由於同樣癡迷於烏托邦幻想，這些社會精英們從未將共產主義視為敵人。相反，他們把共產主義激進份子當作可以自由駕馭的工具，他們在摧毀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過程中需要這樣一個破壞球。

社會精英們通過華爾街資本控制互相關聯的各種組織和基金會，並進而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施行產生直接影響。現舉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和太平洋國際學會（IPR）等兩個組織為例，以窺全貌。

（譯註：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成立於1921年，是美國一個專門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的非牟利、無黨派的會員制組織、出版商和智囊，被認為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智囊。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於1925年，是一個由關心太平洋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問題的知識界和商界人士組成的非政府的民間國際學術組織，總部設在紐約，1960年因失去了合作者和財政援助宣佈解散。）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61年9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幾乎一半的成員都曾被邀請擔任政府的官方職務或在某個時候擔任政府顧問。」第83屆美國國會瑞斯委員會的總顧問雷內·沃姆瑟（Rene A. Wormser）認為，CFR「在二戰爆發後幾乎成為政府的一個機構」並「肆無忌憚地宣揚全球主義理念」。

（譯註：瑞斯委員會[the Reece Committee]，是國會一個專門委員會，負責調查免稅基金會和類似組織，Reece是該委員會主席的名字。）

太平洋國際學會（IPR）於1925年在許多太平洋國家成立。據奎格利教授的《悲劇與希望》一書披露：

「這些在遠東地區工作的獎項大多需要得到IPR成員的批准或推薦……最後，幾乎毫無疑問，國務院或其它政府機構的遠東事務顧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僅限於IPR批准的人選。」

據雷內·沃姆瑟所言，國會發現，IPR「實際上是美國共產黨的一個分支機構」。

CFR和IPR的強大能量，加上其它華爾街組織和基金會產生的強大影響，解釋了為甚麼對蘇綏靖政策可以持續幾十年之久。據克里昂·斯考森（W. Cleon Skousen）的《赤裸裸的資本家》（The Naked Capitalist）一書透露，這也是中國和東歐國家在二戰後背叛到共產主義陣營的根本原因。

社會精英與共產主義激進份子之間的另一個相似之處

為了更好地理解社會精英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把卡爾·馬克思的影響拋在一邊。

馬克思用簡單粗暴的方式給人們分等歸類，倂為每一種群體關係賦予階級鬥爭色彩。在他看來，資產階級（資本家）和無產階級（工人）是天敵，就像白天和黑夜，就像黑與白。這種說法極具誤導性。並非所有無產者都是一樣的，也並非所有資本家都是同質的。大多數資本家在市場上誠實競爭，而少數資本家則屬於壟斷者，「走政治路線」，「令整個社會為他們打工」（引自薩頓博士著作）。

對於壟斷者而言，自由放任的企業家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令人憎惡的。據薩頓的《華爾街與羅斯福總統》（Wall Street and FDR）一書披露，華爾街金融家常常用「破壞性」、「狗咬狗」、「盲目」等詞語來描述市場競爭關係。相比之下，他們更青睞強制性「合作」或經濟規劃，而他們自己就是規劃人或規則制定人。

弗雷德里克·豪威（Frederic C. Howe）在其1906年出版的《一名壟斷者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 Monopolist）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壟斷者的心態：

「這些就是大型企業的生存法則。這些法則已經取代了我們的祖輩教誨，可以簡化為一句簡單的格言：獲得壟斷；令整個社會為你打工——記住，最划算的生意就是政治，因為立法撥款、特許權、補貼或免稅比金伯利或康斯托克礦脈價值更大，因為獲取這些不需要任何勞動支出，無需費神費力。」

（譯註：金伯利[Kimberley]，南非一個礦業城市，以出產鑽石著稱；康斯托克礦脈[Comstock lode]，美國內華達州一個銀礦，以出產白銀著稱。）

在經濟層面，不難發現社會精英們和共產主義激進份子之間存在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想通過政治操控不勞而獲，要麼通過搶劫和殺戮掠奪他人財產，要麼通過政治手腕經由壟斷獲得巨大財富。

換言之，儘管這些社會精英在自由社會功成名就，但他們更鍾情於強化政府管控的政治制度，無論是蘇聯社會主義還是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當前的中共（CCP）政權。這是因為極權主義國家擁有自由民主社會無可比擬的東西：強大的權力經理人可以與社會精英們結盟以獲取壟斷。

在《華爾街與希特拉的崛起》（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一書中，薩頓博士通過詳實的證據闡釋了華爾街是如何一步步為希特拉鋪平道路，為二戰推波助瀾，最終從中漁利。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蘇綏靖政策也延伸到了中共政權。同樣，中共僅僅被描述成是美國的頭號威脅。如果特朗普總統沒有出手制止，這個綏靖政策很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從過去到現在

時光飛逝。進入21世紀，巨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似乎比世襲的銀行王朝更加強大富有。最近財富劇增的科技公司高管風頭正盛，完全蓋過了福特或通用汽車等實業公司的行政總裁。人在變化，公司也在進步。然而，他們許多人所倡導的左派意識形態仍然沒有絲毫改變，這是拜一個世紀以來通過教育和媒體等渠道進行的洗腦所賜。

當今時代一個時髦的概念是世界新秩序。然而，這個說法並不新鮮。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結束時都有人不斷提及，2008年亦掀起大眾熱議。建立世界新秩序一直是國際社會精英們有利可圖的目標，正如奎格利教授的《悲劇與希望》一書所言：

「……金融資本主義的權貴們還有一個深遠的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個私人掌控的世界金融控制體系，得以主宰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整個世界的經濟命脈。」

中共政權的崛起，為取代目前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礎上、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十足的動力。著名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多年來一直在談論變革的必要性。WEF一邊讚賞「中國經濟令人驚歎的成就」，一邊卻指責民主國家「缺乏激勵系統來解決更高層次和更長周期的需求」。

2020年開始肆虐世界的中共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被一些社會精英們視為重新洗牌的難得機遇。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和2021年年會的主題已把「大重置」（The Great Reset）確定為一個新口號。

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曾經明確指出：

「為了創造更美好的未來，世界必須聯合起來，迅速採取行動，改造全球社會和經濟的方方面面，從教育到社會契約和工作環境。從美國到中國，每個國家都必須參與進來；從石油和天然氣到科技，每個行業都必須進行重組。

「簡而言之，我們需要一場資本主義『大重置』。」

這些言論聽起來很嚇人，對嗎？激進左派提出的綠色新政完全符合這一設想，因為大重置的理由之一就是全球暖化。

您可能會問，為甚麼社會精英們要推動大重置？他們將如何從中漁利？

須知，世界秩序一旦遭遇改造，舊結構將要拆除，新產業將要建立，新市場將要開發。與權力高層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那些人將會輕易地從中漁利，中飽私囊；而更多的普通民眾將在重組的縫隙中掉隊失業，比如基石XL（Keystone XL）輸油管道工人。

（譯註：基石XL[Keystone XL]，是連接加拿大和美國一個石油管道系統的四期工程，總統拜登在上任首日即頒佈行政令取消價值90億美元的該項目許可。）

據心臟地帶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的編輯部主任賈斯汀·哈斯金斯（Justin Haskins）所言，大重置的總體策略就是「我們需要一種社會主義模式——世界經濟論壇刻意避免使用這個詞語，但卻同時倡導無數的社會主義和進步主義計劃」。這不正是左派社會精英們的夢想成真時刻嗎？

（譯註：心臟地帶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也譯為哈特蘭研究所，是美國一個保守派和自由主義公共政策智囊團，成立於1984年，總部設在伊利諾伊州，研究工作範圍包括教育改革、政府開支、稅收、醫療保健、全球暖化、社會主義、憲法改革、資訊科技和自由市場環境主義等問題。）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伊達·奧肯（Ida Auken）描繪了WEF為我們規劃的未來社會。

「歡迎來到2030年。歡迎來到我的城市，或者更準確一點，『我們的城市』。我不擁有任何東西。我沒有汽車，沒有房子，沒有任何電器，也沒有任何衣服。

「這個現象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對我們這個城市來說，卻意義非凡。人們心目中所有形式的產品，現在都已經成為一種服務。我們可以使用交通、住宿、食物以及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必需品。所有這些物品都供民眾免費使用，所以最終我們個人佔有太多物質顯得毫無意義。

「購物？我真的早已不記得何為購物了。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購物早已替換成了選擇使用。

「偶爾我也會為無法保持真正的個人私隱而苦惱。我無論去哪裏都需要接受登記。我明白，無論我身在何方，我的所作所為、所夢所思，一切都會被記錄在冊。」

這是一幅帶有現代色彩的典型烏托邦畫面，您同意嗎？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左派孜孜以求的同一個夢想，被用來為屠戮數百萬人辯護洗白的同一個夢想。

可怕的是，如今它已不再只是一個夢想，而是準備強行實施、扼住每個人咽喉的行動指南。世界經濟論壇提出新標準——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指標，強大的華爾街投資基金順勢利用其槓桿作用，迫使西方上市公司符合其價值觀。索庫普在其著作中一針見血，指出了問題的本質：

「烏托邦派投資者厲聲詰問，為甚麼我們衡量一家公司成功的標準只能是每季度產品銷售額，乘以產品生產成本，再減去製造和銷售這些產品的相關成本？為甚麼不把我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列入成功標準？為甚麼不在這個等式中加入另一個變量，一個衡量與產品製造和分銷相關『足跡』的變量？既然我們掌握了資本控制權，我們為甚麼不要求在資本投資中反映我們的價值觀？為甚麼不能堅持讓我們的價值觀成為參與商業遊戲的准入門檻？我們的價值觀本質上屬於宗教，但在投票站裏卻不受待見。

「一言以蔽之，這就是ESG運動……」

對於那些持有同樣的左派信仰和價值觀的年輕人來說，如果你被社會精英們的口頭承諾感動得淚流滿面，請一定要三思而後行。他們並不是真心行事。

道德還是野心？

左派總是習慣於用他們設定的道德標準來品判別人。他們譏諷保守派信奉上帝、槍支和憲法。實際上，他們對自己的「道德標準」總是敷衍了事。

索庫普的書對世界上各個最強大公司的行政總裁及其言行進行了剖析。他們中一些人可能是「烏托邦原教旨主義者」，但是如果利益驅使，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打破甚至推翻自己先前的承諾。以下我將從索庫普的書和其它來源摘取數例，謹以佐證。

貝萊德（BlackRock）是世界上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是ESG運動的領導者。該公司的行政總裁拉里·芬克（Larry Fink），通過公司令人難以置信的資本力量，將他的社會理想強加給很多其它公司。

然而，眾所周知，貝萊德只是管理著龐大資金，而並不真正擁有這些資金。索庫普在接受約書亞·菲利普（Joshua Philipp，英文《大紀元時報》記者）採訪時曾指出，「這裏有你的錢，也有我的錢，有無數民眾的401K退休金，以及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個人退休帳戶）資金。貝萊德卻利用這些普通民眾的血汗錢來控制市場，並對公司如何營運、秉持何種政治觀點等頤指氣使、強加於人。他們依靠民眾的資金把自身意志強加於市場，而且基本上是強加於美國人。」

儘管貝萊德強迫美國公司履行其所謂的可持續發展標準，但對中國公司卻網開一面不作要求，因為據拉里·芬克所言，「從長遠來看，中國將是貝萊德最大的金主之一。」

索庫普還指出，貝萊德是中國石油（PetroChina）公司的最大股東，該公司是中國一家國有化石油公司，不僅「不符合綠色環保標準」，而且還資助蘇丹的奧馬爾·巴希爾政權，而該政權實行現代黑人奴隸制，被列為「國務院認可的國家恐怖主義支持者」。

蘋果公司的行政總裁蒂姆·庫克是「種族正義和平等」的熱心倡導者。然而，根據《紐約時報》2020年11月30日的報道，蘋果公司是遊說阻止《維吾爾族強迫勞動預防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實施的少數跨國公司之一。

據國務院所言，中國的維吾爾族穆斯林正在遭受中共的種族滅絕。據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2020年3月報告，蘋果是82家從維吾爾族強迫勞動中潛在受益的公司之一。此外，蘋果產品電池中使用的鈷（Co）主要就是剛果民主共和國使用童工開採而成的。

至於Facebook的馬克·朱克伯格和推特的傑克·多西，他們對特朗普總統吹毛求疵，為捍衛「社會正義」而「大義凜然」，卻對中共的總書記習近平噤若寒蟬。事實上，為了討好中共政權，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朱克伯格在煙霧瀰漫的天安門廣場慢跑，與中共宣傳部長劉雲山談笑風生，並私下接近習近平，請他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取名。

多西也不遑多讓。報道顯示，2019年在天安門大屠殺30週年前夕，推特就刪除了一批中國異見人士的帳戶。中共官方媒體帳戶聲稱中共病毒（COVID-19）的來源出自歐洲和意大利的冷凍食品，並沒有得到推特的警告，而魯迪·朱利亞尼（Rudy Guiliani，前紐約市市長，特朗普總統前私人律師）和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提到羥氯奎對治療中共病毒有效性的推文卻慘遭刪除。他們被指控「散佈錯誤信息」。

Google也是一丘之貉的偽君子。它把「不作惡」（Do no evil）標榜為公司座右銘，卻毫不猶豫地與中國最頂尖的國家資助大學清華大學合作，開發人工智能（AI）技術。清華大學的一些部門受中共國防科工委的直接領導。

Paypal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曾經詢問Google人工智能部門的員工，其技術是否會被用來對付維吾爾人。員工們的回答是「嗯，我們真的不知道，也不問任何問題」。然而，美國國防部得到的待遇卻完全不同。2018年，也就是Google與清華開始合作的那一年，Google終止了與五角大樓的合同，以防止其AI技術被用於軍事目的。

荷里活製片廠和公司自我定位為左派標準的支持者，並策劃了各種反對保守派立法的抗議活動。然而，為了進入中國市場，他們卻樂意遵循中共的任何要求。華特·迪士尼公司毫不介意與新疆省的宣傳部門和公安局合作拍攝電影《花木蘭》，而無視該地區的維吾爾人被拘留、折磨和奴役的事實。

至於主流媒體，他們已經成為為左派敘事服務的積極推手。莎里爾·阿特基森（Sharyl Attkisson）是一位五獲艾美獎的新聞調查記者，曾任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PBS（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美國公共電視網）的電視主播。她在《偏見：新聞媒體如何教人熱愛審查和仇恨真相》（Slanted: How the News Media Taught Us to Love Censorship and Hate Journalism）一書中寫下了這些令人深感悲哀的評論：

「在（小說）《一九八四》中，政府的『和平部』在發動戰爭。『博愛部』在施行殘酷的懲罰。『真相部』在纂改歷史記載。

「在2020年，我們擁有了自己的版本。

事實核查員把有偏見的意見編成法典。

神話破譯者消除了真相。

在線知識已經過議程編輯專門改編。

言論自由被審查制度掌控。

新聞並不是新聞。

而你也不是消費者；你是產品。」

類似評論還有很多，不再贅述。一言蔽之，不要盲目相信那些「成功」人士及其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