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河北省高碑店法院開庭審理中國知名農民企業家,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大午案。它再次告知人們一個事實:在中國做好人太難了。

在孫大午案件中,被告人除了他本人外,還有他的兩個兒子和兒媳以及公司骨幹20多人,被指控的罪名多達9項,包括尋釁滋事罪、妨害公務罪、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等。

7月15日開庭這天也是孫大午的黃曆生日。法庭選擇他67歲生日這天開庭,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原本法庭定的是公開審理,後只允許20多名家屬和10名員工旁聽(大午集團有職工9,000多人)。官方還在法院附近安裝了更多錄像頭,阻止人們前往旁聽。

孫大午在中國有「良心企業家」的稱號,他從不行賄,也從不給回扣,他還辦學校、辦醫院,讓村民幾乎是免費上學,免費看病,他的案子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但這次網上基本沒人敢議論,官方在給辯護律師施加壓力,同時也給媒體施壓,屏蔽相關消息。

多個非政府組織組成的「中國人權捍衛者網絡」(CHRD)發推指出,大午案中有七名被告人曾經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此期間他們遭受了殘酷的非人道待遇,在庭審中他們提供了相關線索,向法庭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申請,但被法庭駁回。

孫大午曾公開表示,「指居期間,我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曾要求到看守所去,為此絕食三天。」

與中國貪官開庭就認罪、並對中共感激涕零相反的是,孫大午等被告都表示自己無罪。

據孫大午律師組成的法律團隊說明指出,被告們和檢察官之間就證據和法律方面的問題存在「巨大爭論」,而且長期關押令很多被告的健康狀況不佳,在15日的庭審期間,有2名被告因需要醫療幫助而不得不暫時離開。法律團隊預計庭審將持續至少30天以上。

孫大午是怎樣的人

孫大午,1954年6月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父母靠撿破爛維生。後來他當兵被提成營職幹部,1978年轉業回家,到縣農業銀行工作。

1985年,已在銀行干到人事股長的孫大午辭去公職,和妻子共同創業,靠1,000隻雞、50頭豬起家,創立了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1995年,大午集團已發展成中國五百大私企之一。2003年公司已有1,500多名職工、固定資產和年產值均過億元(1,540萬美元)。2020年,河北大午集團員工九千餘人,固定資產二十億元(3億美元),年產值超過三十億元(4,600萬美元)。

孫大午常年開辦免費的農民技校,已培訓養殖戶3,000多人,學員遍佈十多個省。他還辦醫院,每月只用1元,職工和村民們就能享受合作醫療,做一次包括B超、驗血等在內的全套檢查,只要10元錢。

他重視教育,憧憬「有教無類」的理想境界,他還兼任大午中學校長。2003年他被抓,罪名就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300多萬元(約200萬美元)」。其實,大午集團選擇從民間集資,是因為從國營銀行貸不到錢。儘管他們為徐水縣創造了一千五百個就業機會,但是卻無法從當地的國營銀行申請到貸款,因為這些國營銀行貸款的主要對像是國營公司或是行賄銀行官員的企業。

在這種情況下,孫大午決定向本集團的職工集資。職工們把錢存在大午集團,還能得到比銀行更高的利息。這一儲蓄集資的措施非常受歡迎,後來連附近村民也開始在大午存錢。

雖然孫大午集資了1,300萬,但僅校園投資就達到3,000多萬(約460萬美元),校園比集團辦公樓要豪華,但學生一個月生活費只要100多元(約15美元)。

「安得淳風化淋雨,遍沐人間共和年」,孫大午這幅對聯也許代表了他的人生追求,如今有5,000多居民的「大午城」,早已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集團,而是飯店、超市、溫泉、公園、遊樂場、電影院、醫院、學校等等一應俱全。

《南方周末》2003年總結孫大午說:「他本是億萬富翁,卻過著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本該以追逐利潤為第一要務,卻辦免費農民技校、賠錢的中學;他深知官場潛規則,手中毫無政治資源,卻不肯和光同塵。」

最喜歡孔子和孫中山的孫大午,一直保持著傳統文化的「忠孝仁義」,他要求大午學校的學生每天早上誦讀《三字經》,做人要正直誠信。他將道德教化和企業管理結合起來,有職工不給父母贍養費,孫大午親自找他談話:「要再這樣,就直接從你工資裏扣,不然請你離開。」

他在大午集團辦公樓上下貼滿了格言:做事不虛不假,做人不欺不騙;不得一時之利,不取一時之財;講仁、講義、講良心……

他真心地認為:做買賣和做人一樣,都要心術正,仁義買賣才能長久。

孫大午有億萬家產,卻沒有別墅,沒有專車,他住在集體宿舍裏,生活極其簡單。在外辦事往往在路邊小攤填飽肚子了事。不趕名牌,不上娛樂場所。一個月只拿2,000元(約300美元)的工資。

只走正道

孫大午把企業的經營之道總結為三種:黃道、黑道與正道。黃道,就是清朝紅頂商人胡雪岩那樣,靠政府吃飯,官員勾結,送回扣,行賄賂;黑道,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坑蒙拐騙,逃稅漏稅。

孫大午說他既不走黃道也不走黑道,他要走正道:「正道看起來最笨,但清清白白,雖艱險但終是坦途。」

大午公司的種禽廠,常年購買北京某國有雞場的種雞。一次這個場的經理向他提出,是不是給場長送四五千塊錢,別人進雞一隻4元,他們要6元(0.6美元),每進1萬隻,就要多出2萬多塊(約3,000美元)。孫大午斷然地說:「我寧肯多花錢,也絕不送禮,可以正大光明地討價還價,但不要貪這樣的便宜。」

2000年大午集團有機肥廠面臨一個在同行看來無需斟酌的選擇:南方一家公司決定常年採購大午集團的產品,一次就要十個車皮,甚至可以先付款。但按市場上的普遍做法,那家公司經理要每噸60元(約9美元)的回扣。

孫大午當場拒絕:「這樣做買賣還不如妓女,表面上是在出賣商品,實際上是在出賣人品,這樣的交易,最後會讓企業形像和信譽都受損害。」最後生意沒有做成,那家公司的經理覺得無法理解孫大午。

1998年他投資160萬元(約25萬美元)修了一條長達10公里(6.21英里)的公路,直通107國道,造福了一方民眾,但因為一位基層幹部未得好處,讓各村動員村民破壞這條公路。另外一位村支書要入干股,孫大午不答應。結果他讓他的外甥來把孫大午打得頭破血流,一根指骨折斷。

《聖經》中有這麼一個故事: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向人們討口水喝,有人卻拿破布蘸上鹽水遞給他,耶穌只憐憫地望著天說,原諒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這個故事讓孫大午很有感觸。

不向中共體制低頭

企業要發展,最重要是資金。這些年來,孫大午年年申請貸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團還是一家小型飼料廠,想投資100多萬元(約15萬美元)購買一套現代化的生產設備,求助銀行,被拒。1995年,孫大午申請50萬元(近8萬美元)貸款辦農民技校,還是貸不到。

2000年,他想籌建一個1,000畝的葡萄園,1,200萬元(約185萬美元)的投資,需貸款600萬元(約93萬)。在連續貸款未果的情況下,孫大午被逼無奈,終於聽了勸告,送了1萬元(1,500美元)給某銀行行長。不知是否嫌錢少,錢收了,貸款沒下來。孫大午大怒,非要把錢要回來,最後索回了6,000多元(約930美元)。

從此,大午集團與當地銀行完全斷絕了關係。

無奈中,孫大午在向律師諮詢後,轉而向公司職工和周圍農戶借款。但他沒有想到,律師認為是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2003年法院卻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判三緩四。

在中(共)國,民營企業發展起來後,當地的政府官員就會以各種藉口來罰款,逼民企掏錢給政府。一般的老闆就把錢交了,但「認死理」的孫大午卻堅決不交。

大午集團是從100多畝最差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企業稍有起色,當地的鎮土地所就過來了,說大午違法佔地,要罰款1萬元。孫大午覺得委屈,沒給。然後縣政府出面,說要罰5萬元(7,700美元)。最後市土地局把罰款追加到10萬(約1,5000美元)。孫大午還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佔地,怎麼會是非法佔地?」

對方來個幾十輛車,要把大午集團推平。孫大午就把當地土地部門告上法庭。

孫大午和當地稅務局也有過一場官司。一次,孫大午接到一個莫名其妙的納稅通知單,限大午集團3天內納稅138萬元(約20萬美元)。他問為甚麼,當地稅務局回答:「你先納了稅再說。」孫大午沒有執行這個「通知」,3天後大午集團的賬號就被封了。

孫大午渾身有理也無處訴說,只能再告。這時對方說是核實了,只要交16萬多元(約25萬美元),還加上20萬(約3萬美元)的滯納金。官司一打就是5年,從縣法院打到省高級法院。

最後事情鬧大了,有關部門終於出面調解,結果一夜間就撤了官司。但孫大午一算賬,加上被扣後再也拿不回來的錢,大午集團前後損失了100萬元(約15萬美元)。

因言獲罪

當地官員說,孫大午的午字一豎出頭,午就變成了牛,「他就是頭不服管教的牛」,但是這頭「牛」卻喜歡歷史、熱衷與學者交遊,常為中國農民的前途命運憂心忡忡。

他兩次坐牢的真正原因,都是因為講了真話,而被共產黨誣陷。

2003年前,孫大午在很多大學演講時,直言農村有八座「大山」,他把農村的官僚機構,如工商局、土地局、水利局、信用社、鄉鎮政府等比做壓在農民身上的八座大山,他呼籲給予農民國民待遇,而非賤民待遇,允許農民自由創業。

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程曉農曾說,孫大午批評了中國的農村政策,因言獲罪,但罪名卻是經濟犯罪。

他說:「1999年江澤民提了一個指示,叫做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孫大午明明是因政治問題被迫害,卻給他栽了一個1993年非法集資的罪名。」

民權活動人士王應國對美國之音表示,孫大午在微信朋友圈發的文章都圍繞民主理念,而且包括任志強、胡德華等這些人經常到孫大午的溫泉酒店相聚,這是他的休閑渡假山莊。「可想而知,他們會一起私下聊天,這在當局眼裏肯定是不能容忍的,甚至是會被視為反黨的。儘管當局找不到證據,但是會想辦法把可能性扼殺在萌芽狀態。」

孫大午2020年10月13日在微博發帖,「有人說,甚麼叫社會黑?晴天白日,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熙熙攘攘,你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有權有勢的橫行霸道,有理有據的寸步難行;白天活見鬼,夜裏死見人。」

署名「老侯」的網評人士說,孫大午最大的錯,就是因為他幹了太多的好事。「儘管政府提倡企業有社會責任感,但那是在黨的領導下;一個大午集團一肩扛起當地人的醫療、教育、養老三駕馬車,把企業辦成了社會,一旦失控導致群起仿傚,形成獨立的力量,豈不讓政府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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