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張迷一樣，我也曾經在已然赤化半個多世紀的上海，按圖索驥，追尋過張愛玲過往的足跡。位於上海靜安寺常德路的愛丁堡公寓，是張愛玲在上海撰文為生時住過好幾年的地方。我去的時候是晚春時節，天氣很好，春陽融融，照出滿街梧桐樹的婆娑樹影，石庫門裏的弄堂人家。兩邊是用了上百年的朱漆的磚木二層小樓，木頭欄杆上擱著電冰箱，木頭窗框下掛著空調機，用竹竿挑出晾晒的衣衫被褥，人家廚房的油煙味瀰漫到街頭。
我轉迷糊了，走到一個里弄角落裏，很是僻靜，一扇木門後正播著婉轉的越劇，一時間竟然有些發懵。這上海弄堂的市井，不管環顧間如何高樓聳立氣勢儼然，但是在弄堂裏，就是有著一種古典的章回小說裏的人間煙火氣。這也是海派文學和張愛玲小說的特有氣息。
常德路195號，愛丁堡公寓，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新潮公寓樓。走進公寓的樓門，瞥一眼樓門前的信箱，在1942年～1943年，從南京的胡蘭成寄來的書信，就曾經落在這信箱裏的某一格。我沒敢等那架著名的鏤空雕花推拉鐵閘門的電梯，便順著樓梯摸了上去。
沒有了張愛玲在散文裏常常提及的門房，沒有那個天氣再熱，也要衣履齊整地來開門、開電梯的門房來阻擋我，上樓的過程相當順利。就這樣，我登堂入室地走進了張愛玲居住過的寓所。又因為一個偶然的契機，我大膽地敲門借問，就走進了張愛玲曾經居住過的寓所。
印象裏是細條鑲木地板，寬大的客廳，有一個穿堂去往另一間房子，浴室裏有寬大的西式壁櫥，摩登又實用，玻璃窗外看得見上海灰藍的天空，視野遼遠。
我想到，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臨時起意的敲門進入，是來自於她，來自於空冥之間，時間場的深處，張愛玲的回應。我就用這樣的方式，進入了她在1940年代上海的舊家。這房子再是物是人非，依然保有一種西式的摩登和沉潛魅力。
當年來看她的胡蘭成，在筆下形容過她的寓所「有華麗的兵氣」。她在這裏度過了一生之中最流麗的時光，與姑姑相依為命，過一種最簡淨的公寓生活，寫妙語連珠的文章，著奇裝異服，把祖母傳下來的被單拿去裁縫店裏改成衣服來穿；和女友炎櫻逛街，看櫥窗，吃甜食，記錄下一個印度女子說出的妙語連珠的漢語，與男子戀愛，並為之心碎。
張愛玲揚名上海灘的那些年，即便她只是去弄堂裏的小印刷廠看自己的新書，身後也跟了弄堂的小童們，拍著手齊聲叫張愛玲、張愛玲——在她身後，那樣的小童歷朝歷代從來不曾散去，譬如去看她寓所的我，即是其中一個。
在張愛玲和胡蘭成曾經盤桓過的陽台上，我看著上海灰藍的天空，樓下四敞八方的馬路，公寓對面是電車的終點站，這是一個萍聚萍散之地，天然就有著一種山長水闊的散發之意。從這個角度看出去的上海靜安，時間依然是張愛玲的，這裏的氣場，仍然是張愛玲的敘事地域——所有的離去都不會再回頭，所有的告別都不會再重逢。
在她的文章裏，張愛玲從不遮掩地表達自己喜歡上海，喜歡上海人。她定義過：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裏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這篇文章名叫《到底是上海人》，獻給她的上海讀者。她是這麼說的：
「上海人不那麼幼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她也一直喜歡上海的市井生活，她認為上海的公寓，是最適合隱居的地方，遠比鄉村田園更適合避世。因為解決了水和電的問題，你其實是可以獨立生存的，不需要那麼多的僕婦和親戚。她和姑姑一起生活時，常常自己上街買菜，她的最漂亮的散文，幾乎都是她上街買菜，一路觀光見聞後，回家寫成的。她在散文裏寫過：
「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聽說德國的馬路光可鑑人，寬敞、筆直、齊齊整整，一路種著參天大樹，然而我疑心那種路走多了要發瘋的。還有加拿大，那在多數人的印象裏總是個毫無興味的，模糊荒漠的國土，但是我姑姑說那裏比甚麼地方都好，氣候偏於涼，天是藍的，草碧綠，到處紅頂的黃白洋房，乾淨得像水洗過的，個個都附有花園。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願意一輩子住在那裏。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隔著災難深重的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再去體味這段話，想到她32歲離開上海，終生再也不曾返回過這個城市，就會覺出滄桑和沉痛。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作為一個充滿了小說敘事和書寫記憶的城市，從晚清開埠一直到現在，從來不曾中斷過作家筆下的上海故事。
在張愛玲之後，人們常常將上海作家王安憶和張愛玲並稱為海派文學的代表作家。因為她們都是女性，都寫上海，且都好寫上海市民、市井生活和煙火細節。
將王安憶筆下的小市民，視為張愛玲筆下的那些民國人物，在共產黨佔領後的上海的命運和故事的延續。但王安憶認為自己和張愛玲是不一樣的，因為張愛玲是灰暗的、自私自利的、不博大，心態和文本都充滿了末世氣息。而自己生活在朗朗乾坤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精神氣質是不一樣的。
台灣媒體將王安憶稱之為「共和國的女兒」，她也以此自詡，王安憶的父母都是革命者，跟隨部隊進駐上海的，所以，她的思想根基是建立在紅色政權的基礎上的，這是她的出發點，也是她的天花板。
她是一個寫實風格的作家，但她不能真正的面對百年來遍體鱗傷、道德淪喪到底的民生人心，而是自創了一種由心靈出發的，美學意義上的精神世界，她相信人性的善、生命自身的力，以及物質世界裏孜孜不倦的生活細節，可以營造出一個自給自足的精神世界和小說世界。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悖論，因為寫實的力量是面對現世的真實和殘酷、真實感受其中的痛癢，而不是迴避本質、只攫取自己想看見的符合美的那部份。
美國國父華盛頓有一句名言：「你不可能沒有精神信仰卻擁有道德。」那麼，以無神論、鬥爭論、馬克思理論建立政權的中共體制，個體生命的人性力量和善意，是不是就支撐起一個具有現實深度又具有美學意義的小說體系呢？
「共和國的女兒」王安憶的作品是不是就足以在精神深度上碾壓張愛玲、超越張愛玲呢？在前方，時間會給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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