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張迷一樣,我也曾經在已然赤化半個多世紀的上海,按圖索驥,追尋過張愛玲過往的足跡。位於上海靜安寺常德路的愛丁堡公寓,是張愛玲在上海撰文為生時住過好幾年的地方。我去的時候是晚春時節,天氣很好,春陽融融,照出滿街梧桐樹的婆娑樹影,石庫門裏的弄堂人家。兩邊是用了上百年的朱漆的磚木二層小樓,木頭欄杆上擱著電冰箱,木頭窗框下掛著空調機,用竹竿挑出晾晒的衣衫被褥,人家廚房的油煙味瀰漫到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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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迷糊了,走到一個里弄角落裏,很是僻靜,一扇木門後正播著婉轉的越劇,一時間竟然有些發懵。這上海弄堂的市井,不管環顧間如何高樓聳立氣勢儼然,但是在弄堂裏,就是有著一種古典的章回小說裏的人間煙火氣。這也是海派文學和張愛玲小說的特有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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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路195號,愛丁堡公寓,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新潮公寓樓。走進公寓的樓門,瞥一眼樓門前的信箱,在1942年~1943年,從南京的胡蘭成寄來的書信,就曾經落在這信箱裏的某一格。我沒敢等那架著名的鏤空雕花推拉鐵閘門的電梯,便順著樓梯摸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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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張愛玲在散文裏常常提及的門房,沒有那個天氣再熱,也要衣履齊整地來開門、開電梯的門房來阻擋我,上樓的過程相當順利。就這樣,我登堂入室地走進了張愛玲居住過的寓所。又因為一個偶然的契機,我大膽地敲門借問,就走進了張愛玲曾經居住過的寓所。

印象裏是細條鑲木地板,寬大的客廳,有一個穿堂去往另一間房子,浴室裏有寬大的西式壁櫥,摩登又實用,玻璃窗外看得見上海灰藍的天空,視野遼遠。

我想到,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臨時起意的敲門進入,是來自於她,來自於空冥之間,時間場的深處,張愛玲的回應。我就用這樣的方式,進入了她在1940年代上海的舊家。這房子再是物是人非,依然保有一種西式的摩登和沉潛魅力。

當年來看她的胡蘭成,在筆下形容過她的寓所「有華麗的兵氣」。她在這裏度過了一生之中最流麗的時光,與姑姑相依為命,過一種最簡淨的公寓生活,寫妙語連珠的文章,著奇裝異服,把祖母傳下來的被單拿去裁縫店裏改成衣服來穿;和女友炎櫻逛街,看櫥窗,吃甜食,記錄下一個印度女子說出的妙語連珠的漢語,與男子戀愛,並為之心碎。

張愛玲揚名上海灘的那些年,即便她只是去弄堂裏的小印刷廠看自己的新書,身後也跟了弄堂的小童們,拍著手齊聲叫張愛玲、張愛玲——在她身後,那樣的小童歷朝歷代從來不曾散去,譬如去看她寓所的我,即是其中一個。

在張愛玲和胡蘭成曾經盤桓過的陽台上,我看著上海灰藍的天空,樓下四敞八方的馬路,公寓對面是電車的終點站,這是一個萍聚萍散之地,天然就有著一種山長水闊的散發之意。從這個角度看出去的上海靜安,時間依然是張愛玲的,這裏的氣場,仍然是張愛玲的敘事地域——所有的離去都不會再回頭,所有的告別都不會再重逢。

在她的文章裏,張愛玲從不遮掩地表達自己喜歡上海,喜歡上海人。她定義過: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裏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這篇文章名叫《到底是上海人》,獻給她的上海讀者。她是這麼說的:

「上海人不那麼幼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她也一直喜歡上海的市井生活,她認為上海的公寓,是最適合隱居的地方,遠比鄉村田園更適合避世。因為解決了水和電的問題,你其實是可以獨立生存的,不需要那麼多的僕婦和親戚。她和姑姑一起生活時,常常自己上街買菜,她的最漂亮的散文,幾乎都是她上街買菜,一路觀光見聞後,回家寫成的。她在散文裏寫過:

「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聽說德國的馬路光可鑑人,寬敞、筆直、齊齊整整,一路種著參天大樹,然而我疑心那種路走多了要發瘋的。還有加拿大,那在多數人的印象裏總是個毫無興味的,模糊荒漠的國土,但是我姑姑說那裏比甚麼地方都好,氣候偏於涼,天是藍的,草碧綠,到處紅頂的黃白洋房,乾淨得像水洗過的,個個都附有花園。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願意一輩子住在那裏。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隔著災難深重的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再去體味這段話,想到她32歲離開上海,終生再也不曾返回過這個城市,就會覺出滄桑和沉痛。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作為一個充滿了小說敘事和書寫記憶的城市,從晚清開埠一直到現在,從來不曾中斷過作家筆下的上海故事。

在張愛玲之後,人們常常將上海作家王安憶和張愛玲並稱為海派文學的代表作家。因為她們都是女性,都寫上海,且都好寫上海市民、市井生活和煙火細節。

將王安憶筆下的小市民,視為張愛玲筆下的那些民國人物,在共產黨佔領後的上海的命運和故事的延續。但王安憶認為自己和張愛玲是不一樣的,因為張愛玲是灰暗的、自私自利的、不博大,心態和文本都充滿了末世氣息。而自己生活在朗朗乾坤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精神氣質是不一樣的。

台灣媒體將王安憶稱之為「共和國的女兒」,她也以此自詡,王安憶的父母都是革命者,跟隨部隊進駐上海的,所以,她的思想根基是建立在紅色政權的基礎上的,這是她的出發點,也是她的天花板。

她是一個寫實風格的作家,但她不能真正的面對百年來遍體鱗傷、道德淪喪到底的民生人心,而是自創了一種由心靈出發的,美學意義上的精神世界,她相信人性的善、生命自身的力,以及物質世界裏孜孜不倦的生活細節,可以營造出一個自給自足的精神世界和小說世界。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悖論,因為寫實的力量是面對現世的真實和殘酷、真實感受其中的痛癢,而不是迴避本質、只攫取自己想看見的符合美的那部份。

美國國父華盛頓有一句名言:「你不可能沒有精神信仰卻擁有道德。」那麼,以無神論、鬥爭論、馬克思理論建立政權的中共體制,個體生命的人性力量和善意,是不是就支撐起一個具有現實深度又具有美學意義的小說體系呢?

「共和國的女兒」王安憶的作品是不是就足以在精神深度上碾壓張愛玲、超越張愛玲呢?在前方,時間會給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