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青的一生，是非常令人唏噓的。
她的一生可謂一個標本，作為一個民國新女性，她有才華，也有行動能力，但她所有的行動最後也不曾獲得幸福。
說到張愛玲與胡蘭成，我們不能不提及蘇青。因為胡蘭成和張愛玲的相識，緣起於蘇青。蘇青在創辦刊物《天地》時，寫親筆信給當時上海灘風頭正健的作家張愛玲，向她邀稿，稿件寫得十分親切：「叨是同性，敬請賜稿。」張愛玲看著這句「叨是同性」，很是喜感，一個人為之笑了好久，給了蘇青一篇小說《封鎖》。正是因為這篇小說，讓胡蘭成對張愛玲的文筆一見傾心，讀到第二段的時候，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讀完後，心裏立志要把寫這文章的人找到，無論是男是女，要建立聯繫，要把所有能發生的關係都發生一遍。
在蘇青辦雜誌辦刊物的那段時間，張愛玲還受邀和蘇青進行過對談，這次談話非常精彩，放在今天依然是不過時的。而蘇青在談話中，就非常明顯地顯示出共產主義思潮對她的影響。她提到取消婚姻，實行男女同居制度，合則聚，不合則散，婦女從家庭中走出來，參與社會；孩子則交由國家統一撫養等等。而張愛玲的觀念則相對傳統，認為丈夫大妻子十歲往上，是最好的一種般配。
那幾年的時間，張愛玲和蘇青是走得很近的。張愛玲和她的印度女友炎櫻逛街，也會邀約蘇青前往。炎櫻很喜歡給張愛玲設計衣服，而且都是奇裝異服，理由是張愛玲本人太蒼白了，需要奇異一點的服裝顯示她的存在，而張愛玲也很熱衷這些，所以她在上海時一直穿得都很奇怪。但姑姑張茂淵對此曾忿忿不平地說，炎櫻設計了這麽多奇裝異服給自己女朋友穿—關鍵是她本人倒是穿得一點都不奇怪，正常得很。
張愛玲寫過一篇論蘇青，提到她們三人一起去霞飛路做衣服，蘇青要做一件外套大衣，炎櫻就熱情地提出修改意見：墊肩不要，腰帶不要，口袋不要，摺皺花邊也不要，那麼蘇青到末了就遲疑起來了，說這樣不妥，別人都有我卻沒有，不好吧？張愛玲在一邊看著燈下的蘇青，就笑起來，形容她是亂世裏的佳人。她看得懂蘇青的好，欣賞她身上那一種寧波女人的熱鬧，勃勃生機。在《我看蘇青》裏她這樣寫：蘇青是—她家門口的兩棵高高的柳樹，初春抽出了淡金的絲。誰都說：「你們那兒的楊柳真好看！」她走出走進，從來就沒看見。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種無意的雋逸，譬如今年過年之前，她一時錢不湊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的書，各處兜售，書又掉下來了，《結婚十年》龍鳳帖式的封面紛紛滾在雪地裏，真是一幅上品的圖畫。
蘇青是亂世裏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願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裏的孫媳婦那麼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她的家族觀念很重，對母親，對弟妹，對伯父，她無不盡心幫助，出於她的責任範圍之外。在這不可靠的世界裏，要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那還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為「與其讓人家佔我的便宜，寧可讓自己的小孩佔我的便宜」。
張愛玲在文章裏評價蘇青的婚姻和她的執意離婚：「即使在她的寫作裏，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她與她丈夫之間，起初或者有負氣，得到離婚的一步，卻是心平氣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簡單。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裏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然而背後的社會制度的崩壞，暴露了他的不負責。他不能養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職業上的發展。而蘇青的脾氣又是這樣，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開。」
蘇青原名馮允莊，又名馮和議，這個名字能看出，她出生在一個文化素養極好的書香門第的家庭。她曾經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在學校被封為「寧波皇后」，很出風頭。因為家裏安排早早訂了婚，不曾完成學業就結婚做了少奶奶，她嫁的丈夫是個舊家少爺，脾氣很大，又不肯好好養家。小夫妻脫離了大家族的庇護，在上海謀生，又陸續地生養孩子，日子過得是口角不斷。
在一九三零年代後期，她就開始寫文章投稿，因為她寫的都是新女性新家庭的生活和苦惱，真實又親切，行文潑辣又細節生動，很接地氣，所以讀者甚多。她曾因發表《論離婚》的潑辣文風，受到汪精衛政府的上海市長陳公博的欣賞，還特意給了她一個政府專員的職位，二人也一度過從甚密。也是受了這種鼓勵，蘇青和丈夫離婚，夫妻關係交割清楚。因為孩子太多，也是無法交割清楚的，二人還是樓對樓地做鄰居，住得很近。孩子們都跟著蘇青。而蘇青的悲哀在於她對自己的角色定位一直是不清晰的，她擺脫的只是一個不如她意的婚姻，和一個男人離婚，轉而又從另一個男人，另一段情感裏得到彌補。最好這個男人是令她揚眉吐氣，志得意滿，超過第一次的，證明她這個婚是值得離的。而在終身之事上，蘇青既做不到放下這幾個孩子，清清爽爽地以單身女子的身份再嫁，也做不到完全放棄自己的私人感受，為了孩子們，一心一意做一個好母親。用張愛玲的話說，她的豪爽是天生的，不過是一個直截的女人，謀生之外也謀愛。
在蘇青在上海灘辦雜誌賣文為生的那幾年，曾經和一些位高權重的高官要員有過交情。其中有日偽時期汪精衛政府的官員，陳公博，胡蘭成等，也有一九四五後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日據時期活躍於上海文壇的蘇青和張愛玲，自然都被人追究，說她們與漢奸有染，而蘇青這麽個性熱鬧的人，自然是被人在報紙上罵得更加兇一些。她不知避禍和收斂，續寫了《結婚十年》。寫的是她離婚之後的生存境遇，也包括了與各色男人的糾纏。其中，也寫到了胡蘭成，雖然化名談維明，談到的職務和人物個性，卻是讓知道內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胡蘭成。於是，這本書公開出版以後，蘇青也自此失去了張愛玲的友誼。
有一位後來去了台灣的作家曾經出來認領，自己是《續結婚十年》中的某個人物，在香港的報紙上撰文回憶和蘇青交往的日子，當時的前夫就住在對門，互相方便往來，前小叔子也來找蘇青，因為對她身邊出沒的男人很不放心的緣故。這人也寫到，有時候夜裏他去看蘇青，見蘇青的孩子們被安排睡在客廳的地板上，獨有蘇青在臥室裏，猶做燈下美人，等待有情郎。當事人因為有感情打底，怎麼樣難堪的事情寫在筆下都有其脈絡。但在我們讀者看來，真的是，非常難堪，非常難堪，而且非常淒涼的。這文章裏也寫到陳公博被公審槍斃後，照片登在報紙上，蘇青看見報紙，自然是十分不安的，但這不安，也是找到這另一個男人來陪伴和安慰。
一九四九上海赤化後，張愛玲、胡蘭成，以及一些和蘇青過從甚密的朋友都遠走高飛。而蘇青，則缺乏這種遠見，同時她腦子裏是受共產主義思維荼毒的。於是她痛快地換下旗袍，換上了人民裝，在芳華越劇團做編劇。她編劇的《寶玉和黛玉》十分賣座，據說創下了連上映幾百場的紀錄。她很有興致，跟風郭沫若的話劇《屈原》，創作新戲《屈原》時向專家賈植芳寫信求教楚辭的問題，賈不久後又被牽涉到胡風案，蘇青呢，自然也沒逃過厄運，被關了近兩年才出獄，回到原單位看大門，自此再沒有機會寫點甚麼。
在一九五零年代還有一件禍事，就是她的前夫本已再婚，一九四九年後在上海一家法院工作，因為夥同貪污罪，被定罪槍斃了，前夫的現任妻子害怕，自己不敢去認屍，要來找蘇青，本來蘇青和前夫為了孩子，從來沒有斷過口角官司，但在生死這種大事上是講義氣的，於是一起去被槍斃的死屍堆裏認屍，領回來安葬。
而這對蘇青而言，也就意味著養育子女的責任全落在她頭上。而中共在一九六零年代、一九七零年代發起的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一次都沒有放過蘇青。她的兒子女兒因為她的緣故，身為賤民，根本沒有機會受很好的教育，全在流放外地和上山下鄉中顛沛。蘇青一次次地被捕下獄，交代她的種種「反革命罪行」，過程之中，受盡凌辱。
(未完，下周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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