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中共選派了三十位年輕人去蘇聯高等院校學習電腦。孫樂之是其中之一，而且還擔任了莫斯科動力學院中國留學生的隊長、黨支部書記，可以說深得「組織」上的信任。

今年1月19日，孫樂之在明慧網撰文，詳盡講述了他是如何用大半輩子所見的事實，徹底認清共產邪黨本質。

孫樂之出生在北方一個邊遠的農村。四十年代初「八路」為了所謂的「開闢地區」，夜間偷偷摸摸的來到他們村裏，晚上，把妨礙他們的老鄉叫出門用鐵杴打死，推到河裏冰洞裏。他們還要求家家把狗都殺死。

後來「八路」在他們那個地區還搞甚麼「減租減息」。四六年搞「打土豪，分田地」，鬥地主。在所謂的「土改」鬥爭會上活活把村裏一對父子打死。

孫樂之說：「我那時受共產邪黨的洗腦，還以為共產黨鬧革命殺死『惡霸地主』和『反革命』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才知道反革命（反對共產黨）才是對的，才在理上。中共邪黨自從在中國篡政以來，在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大躍進等運動中害死了八千多萬人。我看到的事實：中共邪黨就是靠殺人起家的。」

孫樂之的爺爺一生辛勤勞動，經常跟他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他賣了自己種地收穫的糧食，有了錢就置地，到他四十多歲時，爺爺按擁有土地的數量已是全縣一個大地主了。同時，他做善事，比如出錢支持兒子辦「義學」，買防天花的疫苗給各村的孩子及學生接種疫苗，經常幫助人，等等，這在全縣也是人人知曉的。

在爺爺的主持下，全家老少都下地勞動。孫樂之記得，他八歲就跟爺爺下地幹活，他奶奶、媽媽也都下地勞作。可他小時候看共產黨炮製的《白毛女》，卻覺得地主太壞，以為「鬥地主」是對的，要和地主家庭「劃清界線」。後來，當他讀到關於白毛女、黃世仁的真實故事時，才知道自己幾十年都生活在邪黨的欺騙中。

四、五十年代，惡黨從地主手裏奪去了土地和財產，「打土豪分田地」，為的是破壞中國社會傳統的架構，挾持農民，竊取政權。沒有幾年，中共惡黨搞「人民公社」又從農民手裏把土地收歸國有。現在全中國億萬農民都成了「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其實根本沒有「公民」的權益）。

一九四七年土改後，母親帶著孫樂之和他妹妹從「解放區」逃到「敵戰區」，來到北平，找到他流亡在外的父親。在北平沒有被「解放」的那兩年裏，他家的生活很困難。他拾過廢鐵、賣過報紙，後來考上了中學。

一九四九年惡黨佔領北平後，把他們的子弟（現在叫紅二代）學校也遷到北京，並和孫樂之就讀的中學合併成了師大附中二、三部。那時，他一個從農村剛到大城市的苦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中學，就想好好唸書，所以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再加上父親給他解除了小時包辦的訂婚，他就成了學校「反封建」的典型。「幹部子弟」們正好要在「普通班」建立團組織，所以他就被他們選中入了團。

後來，因為成績好，孫樂之又被保送到高中，又以同樣的方式入了黨。之後又到蘇聯留學。這樣就結識了一些「紅二代」同學。他說：「在這段時間裏，我被劉少奇的『黑修養』洗腦，那就是，夢想學成回國為國效勞。」

從蘇聯回國之後，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孫樂之當時三十歲左右，擔任一個研究室的領導。作為一個小「走資派」，他被奪了權，關進「牛棚」，戴高帽子被批鬥、被遊街、被開除黨籍，受盡各種打、罵、侮辱！

被關進「牛棚」的那三年，他幾乎每天都被「造反派」批鬥、天天刷廁所、打掃樓道等等。那個年代，中共惡黨用一張大字報就能把他們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把他們的軍頭給活活折磨致死，有目共睹；毀滅老百姓的人生，更不在話下。

那時，惡黨還搞甚麼「三線」，把他們這些和那些從美國欺騙來的技術「專家、學者」都逼到所謂的「三線」。他們從零做起建立環境，好不容易可以開始工作了，沒過幾年，惡黨就把這些設備和財產都丟在了大山溝裏，回到城裏，再從新建所、建廠！

「總之，我的青年時代就是在共產惡黨的欺壓、恐嚇之下度過的，報國不能。惡黨毀了我們這一代人。」回憶過往的這段經歷，孫樂之感慨萬千。

一九八九年「六四」時，孫樂之家就住在北京西城木樨地，他們的住房離阜外醫院後門很近。那天晚上，他和太太在木樨地十字路口等兒子。後來家人告訴他們：兒子已經回家了。他們馬上回家，剛進家門就聽到槍聲。

他家陽台朝南，在陽台上他們聽到流彈聲和士兵的喊聲：「不要跑！」還聽到鄰居們的喊聲：「快點送醫院！」再看，西長安街一直到天安門形成一片火海。這時已近午夜了，中共竟然在廣播中講：「沒開一槍」、「朝天開槍」、「打的是橡皮子彈。」

孫樂之說：「我們親眼見到，打在木樨地十字路口鐵隔欄上的子彈是開花彈。我們的一個侄女半夜突然歇斯底里的喊叫，等她平靜下了之後，我們問她怎麼回事？她說：『白天我去了阜外醫院，看見很多的死、傷的人，把我嚇壞了！』」

起初，孫樂之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只是表同情。但是，在事實面前，他認識到：無論中共惡黨幹了多少壞事、惡事，他們都不忘標榜自己「偉、光、正」！時至今天，中共惡黨不但繼續用謊言欺騙中國人民，還欺騙全世界人民。

一九九七年，因為對中共徹底失望，孫樂之決心砸掉「鐵飯碗」，憑自己的本事做事來養家餬口。他寫了離職報告，到了當時北京的一個「集體企業」，在回訪莫斯科母校時搞了一個中蘇合資公司。後來，他這家公司任職，常駐莫斯科。

一九九七年，孫樂之的太太得了類風濕，醫生說這是不治之症。他們當時真是西醫治不好了找中醫治，中醫治不好了找氣功治。一九九八年中國新年，在北京，他太太終於找到了寶書《轉法輪》和法輪功煉功點。

她剛開始修煉就有親人告誡：「法輪功已經被政府『定性』了。您要小心！」他太太說：只有法輪功能治我的病，我就是要煉！

他們回到莫斯科，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太太的病就奇蹟般好了。在這之前，孫樂之一直不信甚麼氣功，但在事實面前，他感到法輪功不同於一般的氣功。那年四月，他也開始修煉了。從此，他的各種病也不知不覺得好了，醫生囑咐他出門必帶的急救藥盒也丟在了一邊。

二零零四年《九評共產黨》問世，孫樂之和太太嚴正聲明「退出邪黨及其一切組織」，開始了人生的新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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