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威利．範德爾先生（Willi Fanderl）身穿印有《為了自由與民主》的白色T恤衫、頭戴印有巴伐利亞藍白色的帽子、敲著大鼓穿過慕尼黑內城步行街時，身後跟了長長一隊沒戴著口罩的遊行者，有人手拿《自由與民主》的白色氣球。
「我們覺得整個德國，尤其是巴伐利亞的對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政策太誇張了。」範德爾說，這些甚至不是真實感染數字，只是檢測陽性。人們甚至沒發現自己生病，沒有任何症狀。檢測結果陽性並不代表感染。
2020年9月12日，「橫向思維」（Querdenken）組織首次在慕尼黑舉行了大型抗議活動，反對德國政府對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的防疫政策，警方估計大約有一萬人參加了當天特蕾莎草坪（Theresienwiese，慕尼黑啤酒節所在地）的集會。
「我們來自巴伐利亞北部的Neumarkt/Oberpfalz地區，大家持相同的看法。自復活節以來，每周在家鄉遊行一次，這次是頭一回在首府參加大規模集會。」範德爾說希望在特蕾莎草坪能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大多數人都跟隨主流，而我們認為這是謊言。」他認為主流媒體沒有對疫情進行真實報道，所以他們要站出來提醒大家。
「橫向思維」是中共病毒在德國爆發後新興的運動，已在全德範圍內多次組織大型活動，如斯特加特、柏林、漢諾威、威斯巴登等地。該組織在其網頁上表明，「我們的活動沒有右翼極端主義、左翼極端主義、法西斯主義、不人道思想的插足之處。」
在「橫向思維」舉辦抗議活動的城市，也會有一些支持政府防疫措施的反示威活動同步舉行，這些組織包括反法西斯組織（Antifa）、工會、綠黨等。工會組織在其網頁上將「橫向思維」組織稱為「危險的右翼團夥」。
「橫向思維」組織認為，目前德國政府對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採取的措施並不恰當，這些（向中共學來的封城等）措施並不能防止疫情的蔓延，同時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該組織表示，參加示威活動的人包括社會各個階層，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綠黨政治家和警察都曾在活動上發表演講。
8月1日「橫向思維」在柏林組織大遊行後，曾發生了少數右翼極端分子衝擊國會大廈的事件。德國憲法保衛局主管在柏林大遊行後對《世界報》表示，大部份參加柏林「橫向組織」抗議活動的人不是右翼極端分子。
在慕尼黑，由範德爾先生帶著的這支巴伐利亞北部的遊行隊伍不超過200人，目標是從內城遊行到特蕾莎草坪。下午兩點，記者在特蕾莎草坪遇到本次活動負責人之一Felix Baumgartel先生，他說由於行政法院沒有批准大遊行，人們只好分批從奧迪安廣場、慕尼黑大學和自由慕尼黑等不同地點出發，最後彙集到特蕾莎草坪，下午四點之後，特蕾莎草坪將開放，沒有人數限制。
慕尼黑當天的活動一直伴隨著司法糾紛。原本「橫向思維」組織申請五千人參加活動，打算從奧迪安廣場（Odeonsplatz）出發，遊行穿過慕尼黑內城，再到慕尼黑啤酒節舉辦地特蕾莎草坪進行演說。後因對市政府諸多要求不滿，「橫向思維」組織向慕尼黑行政法院提出申訴，後者完全支持市政府。
「橫向思維」組織申訴後，巴伐利亞行政法院裁定，取消最後對集會參與人數的限制，允許抗議者遊行。但規定，穿過市區遊行的人數不得超過500人。另外，根據巴伐利亞的規定，集會超過200人時，參與者都必須戴口罩。
在特蕾莎草坪，記者見到有些抗議者身披瑞典國旗，原因是瑞典在這次中共病毒傳播時，沒有跟隨大多數國家學習中共做法，沒有採取封城、強制戴口罩等措施，沒有影響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橫向思維」的發起人巴爾維克（Michael Ballweg）在集會上表示，各州都在試圖阻止和縮小抗議防疫措施遊行集會的規模，「這是對民主的深度干涉」。他說，從4月18日斯圖加特開始大集會以來，我們觀察到感染人數並沒有因為大型集會而增加。「我們並不像很多不同的媒體對我們描述的那樣『自私自利』，而是和專家與分析師合作。」
「疫情並沒有因為斯圖加特的大型集會而加重。儘管大部份媒體一直在報道說我們沒有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沒有戴口罩。2020年6月20日，斯特加特衛生局給我們出具的書面證明中指出，沒有一個人因為參加（斯圖加特）那次大型集會染疫。」巴爾維克表示8月1日在柏林的大型集會的結果也相似。
他提出疑問，為甚麼要限制民主活動？「如果疫情不是主要原因，那就是出於政治的考慮。」
「我們要求回歸基本權利，因為疫情隨意的限制措施，違背了民主和基本法。」他說「橫向思維」組織來自中產階級，是在政府、政黨之外的運動，「我們需要自由、和平，自我管理和自決權。」
現場有許多人舉著各式各樣的標語牌和橫幅，有條橫幅上寫著：「神沒賜與我們懼怕的精神，乃是賜與我們力量、愛和謹慎。」一位來自曼海姆不願透露姓名的企業家對本報記者說，「希望真相能夠昭顯，因為我們認為目前世界上採取的這些封閉措施不符合事實。」
「我們估計有其它的黑暗力量和勢力在作祟，它們想奴役人類。」他說，「神會給予我們的正義，祂已經做出過保證。」
這位企業家說自己的企業也受到德國採取措施的影響。這就是為甚麼他們要用聖經中的話來製成這個橫幅的原因。他認為口罩並不能保護人們不受中共病毒的感染，關鍵在於人們的內心。
「我是一名能源經理，經常與工業客戶打交道。當人們瞭解到，哪種口罩可以用來防範石綿，實驗室裏的病毒學家又用的是哪種口罩保護自己，那麼就明白了，這樣的抹布或紙布不可能保護我們不受致命病毒的侵害。在我看來，這毫無意義。」
這位企業家談到他以前是東德人，自己很瞭解共產黨的運作方式，現在這種口號式的運作在德國也出現了，「就像在東德一樣，『我們必須堅持，團結起來就能做到。』這一切，在我聽來就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在共產主義體制下長大，能瞭解這些黨的工作方式。」他說。
信息工程師蔻珀（Koppe）和同伴手舉著「不要DDR式的防疫管制」（不要原共產東德式的防疫管制）的牌子，他對本報記者解釋了牌子上的意義，就是「不要共產黨」，因為德國目前的做法越來越像前東德共產黨的做法，「在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藉口下，基本權利受到限制。」
「請您洗您的手，您的大腦我們來洗。」音樂人斯達克先生（Hans Ulrich Stark）舉著牌子，文字下面是德國一台、二台兩個最重要媒體的標誌。
斯達克先生舉例說，幾天前ORF（屬於德語地區衛星三台）播出了對在Linz和漢諾威工作的Haditsch教授進行的非常正式和極其值得關注的採訪。然後在德國二台ZDF也播出一則非常有意思的報道，裏邊包含所有（對目前防疫採取的措施）持批評態度的科學家和教授們的觀點。
「過去半年來，別人試圖讓他們（持不同意見者）沉默。」斯達克先生說，「我的觀點很簡單，要在幾個月之前，這些通過公民繳費（廣播電視費）資助的無線廣播電台就能夠真正實實在在做好調查的話，我們國家大部份人的想法就會完全不同。」他認為，「人們因為不同意見會危害公眾而進行攻擊，例如在購物時，當他人表現出不同看法時。所以我說這是群體洗腦。」
斯達克先生認為這些事情發生的非常微妙，以至需要一些強有力的「震驚醒悟」。幾年前他就經歷了這種醒悟，「所以我會以批判態度對比很多不同的媒體。發現很多今天被認為是假新聞和陰謀論的東西，很容易得到澄清。要是繼續研究的話，就發現不是陰謀論，真正的陰謀論是很容易發現的。」
「之前在公共電視台工作的好記者，如Dirk Pohlmann，非常優秀的新聞工作者等，這些記者都被（媒體）拋棄了，他們失去了工作。」斯達克先生說這些人多多少少自己在做，「揭露全球最大的弊病。」
斯達克認為新聞自由被看成是民主中三權鼎立之外的「第四權」，理應監督和控制政府，「他們（媒體）甚至沒有真正做到公正（報道）。」
「所以說民主處於危險之中，因為議員跟一些遊說團體有時關係很緊密，互相依賴，只有對此進行很好的控制，公共媒體能夠充滿獨立運作，這樣議會民主制度才能實現。」斯達克先生說由於現況並非如此，「我們的民主處於危險之中」。
直到記者離開現場前，集會都呈現平和。也有幾個小插曲，在一個進出口，幾個戴口罩的年輕人攔住民眾，不戴口罩就不讓進出。當「橫向組織」發起人巴爾維克發言時，大約有20至30人的一組反法西斯組織（Antifa）舉著橫幅從人群中穿過，眼看要引起一片騷動。大會主持人趕緊提醒大家，「我們歡迎所有的人來參加集會，也歡迎Antifa的人。請大家冷靜，不要產生不必要的摩擦，影響這次集會。」之後，沒有引起太大騷動，那組Antifa的人士被警察請出現場。
現場不少人身穿巴伐利亞民族服裝，通常在慕尼黑啤酒節或其它民間節日才能見到。不少人來自德國的中產階級，其中很多人的生意和生活受到中共病毒的嚴重影響。
帶著巴伐利亞北部隊伍穿越慕尼黑內城的威利．範德爾也屬於中產階級的一分子，他是商人，在高速公路旁經營一家小旅館，由於中共病毒的影響，目前客人的數量只有過去的20%。「謊言和有缺陷的媒體，沒有進行真實報道。」範德爾先生敲了敲手中的大鼓，「我們希望通過這些活動能喚醒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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