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第一外交官顧維鈞 激辯巴黎和會

中共想對顧維鈞進行「統戰」，派章含之拜會顧維鈞，邀請他回國訪問。當時顧維鈞已經84歲，仍然思維敏捷，他說：「我是毛澤東點名的戰犯，回去批判我嗎？」章含之忙說：「那是非常時期。」顧維鈞笑道：「貴黨何時不是非常時期？」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1919年1月，勝利的協約國集團為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奠定戰後的和平，召開了巴黎和會。

中國北洋政府作為戰勝的協約國一方，舉國歡騰，總算可以揚眉吐氣。中國派出了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的代表團前往和會。他們希望廢除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取消《二十一條》；但是他們很快發現，不對頭。為甚麼呢？勝利國也有強弱之分。美國、英國、法國主導了巴黎和會的進行，別的都是小兄弟，跟著轉，但是別的小兄弟一直是跟著分東西的，這次是分多分少的問題。中國呢，可是一直被人家從家裏拿走東西的，這次是第一次，中國要對列強說，「停，別從我們家拿東西了」，那麼這要求可以實現麼？

中國代表團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看甚麼都稀罕，對國際政治與外交規則也不了解。不過中國代表團裏可不都是劉姥姥，其中有一位特別突出，他的名字叫做顧維鈞，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當時還在駐美大使的任上。

巴黎和會駁斥日本

中國政府因為民間的訴求強烈，好像要是不一口氣把這半個多世紀吃的虧一次性找回來，就不算愛國，於是提出廢除列強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但這首先就受阻了。

為甚麼？英國為主的老牌帝國主義還有很多在華權益呢，德國戰敗了，要廢除德國佔領膠州灣的不平等條約，那英國佔領的香港新界要不要還呢？國際法就是要對等的呀，要德國還，英國和其它列強都得還，於是英法等國就出面阻撓了。

作為戰勝國，中國要求德國歸還強佔的山東半島主權。日本在一戰中趁火打劫，出兵青島佔領了膠州灣，所以巴黎和會的時候，日本在中國山東是有駐軍的。日本要求以戰勝國的身份接管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美國總統威爾遜對顧維鈞表示，日本的這種要求讓人驚訝，希望中國明確表達自己的願望，美國將全力協助中國。

您也許要問，現在不總是說「美帝、美帝」麼，為啥「美帝」會支持中國呢？其實，美國在歷史上對中國從來沒有任何領土要求，正相反，美國利用清朝的庚子賠款，為中國培養了大批留學生，建立了清華大學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作為新生的民主國家，美國一直願意扶持中國成為一個平等的國際力量，所以美國總統威爾遜願意就山東問題，支持中國，換取中國在建立國際性的組織國聯上，支持美國。

於是中國代表顧維鈞有了大底氣，1919年1月28日，素有「美男子」之稱的顧維鈞，身著外交禮服，風度翩翩，登上巴黎和會講壇，做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上最傳奇、最振奮人心的演說。在會上，他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他慷慨陳詞，震憾了歐美代表。

除了魅力激情之外，顧維鈞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條」，是中國在武力通牒的情況下被迫簽署的；即使不談「武力脅迫原則」，根據「情勢變遷原則」，中國參戰後，戰前條約也不應再執行；中國對德宣戰時已聲明，中德一切條約因開戰而失效，即使中德條約不失效，根據中德簽訂的租借條約，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永遠不轉租與別國，也不能給日本。百年來，人們對顧維鈞的才華和機智津津樂道，因為在巴黎和會上的出色表現，顧維鈞獲得了「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官」的美名。

但是，由於後來意大利退出了和會，英、法、美擔心若日本也退出，巴黎和會就開不成了，於是妥協，將德國在山東的問題分成兩步來解決：第一，德國權益先交給日本；第二，日本答應三年內撤軍，歸還山東。日本一方面因為有英、法、美的壓力，另一方面在法理上也輸給了顧維鈞，所以日本只能同意，但是第二條不寫進協約，做秘密協定，因為日本外務省回國也要過國內軍國主義這一關。這就是外交，它是政治博弈。

這裏有必要介紹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就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其實有兩個：北洋政府和廣州政府。北洋政府裏面也有兩派，聯美親日的總理段祺瑞和聯美抗日的總統徐世昌。

徐世昌有兩員大將，梁啟超和林長民，林長民就是民國才女林徽因的父親。徐世昌派出梁啟超代表中國

民間到巴黎觀戰，跟日本的協定一出來，梁啟超並不知道裏面的祕密協定，或者故意忽略了那個日本撤軍的秘密協定，對國內發出電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林長民第一時間予以發表，煽風點火，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被點燃了。最後中國代表團在顧維鈞的主持下，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一個沒有中國簽字的《凡爾賽條約》，戰勝國中國外交上失敗了麼？北洋政府賣國了麼？歷史的真相正相反：中國與德國單獨簽訂了協議，得到了戰爭賠款，收回了德國租界；日本本來就軍事佔領山東，但是秘密協定迫使他們三年後不得不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協議，把已經吞下去的山東吐了出來。北洋政府非但沒賣國，相反，這是中華民族近代史對日本的一項重大勝利。日本國內認為，日本各個領域都比中國強大，因為外交的失利導致日本吃了大虧。

更重要的是，在巴黎和會開啟的國際談判中，中國廢除了與奧地利《辛丑條約》專款，北洋政府成為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政府，並加入國際聯盟，開始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員，具備了廢除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法律基礎。

但是，「外交失敗」與「北洋賣國」之說深入人心，那是因為，充滿了革命外交歷史觀的教科書起到極大作用。每年執政者都會按照要求來弘揚「五四」精神。有意思的是，海峽兩岸有一萬個不同，唯獨在「五四」運動上，兩岸的教科書都把它當作豐碑。為甚麼呢？當時的廣州政府是繼承孫中山衣缽的國民政府，高舉反帝愛國旗幟，打擊北洋政府，「五四」運動為他們帶來了統一中國的民心，所以今天中華民國也很推崇「五四」。中共更是把「五四」立為歷史的豐碑，因為在這場中華民族的巨大震盪當中，因為病急亂投醫的心態，信仰撒旦教的馬克思主義、蘇俄的共產主義暴力革命被引進了中國。而在有兩千年基督教信仰文明的歐洲，它被最終拋棄，但是它的暴虐，在缺乏公民精神，敬畏權威的中國土地上，獨裁統治生存至今。

歷史的真相往往讓人揪心。既然不是失敗的巴黎和會，我們看看那些本來是中華民族的功臣吧：國民政府第一任外交總長陸徵祥，隨比利時籍的夫人遠走布魯塞爾，永不踏上祖國土地，56歲那年更衣，成為天主教神父。當年漂泊離鄉，他沒有帶更多個人行李，卻把多達一百箱的北洋政府外交檔案帶走，就為了保全一個歷史真相。有心人可以尋找到研究這些檔案的台灣歷史學者唐啟華的論文，可對中華民國早期外交成就和「五四」運動的真相有更深了解。

「外交應體現民族利益而不是黨的利益」

現在中國大陸不少人把顧維鈞當作傳奇人物來看。顧維鈞有一個回憶錄，裏面關於外交工作有幾個總結很精闢，那也是來自巴黎和會的切膚之痛。他說，外交是非常專業、非常高層面的，煽動性越強越容易獲得群眾擁護，但是這種人民外交、革命外交，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是危險的，容易產生災難性後果。外交上唯一考慮的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該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

顧維鈞沒有在巴黎和會簽字，卻是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中國人。顧維鈞1956年從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職務退休，轉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副院長。1967年於海牙退休，定居美國。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先生無疾而終，享年98歲。他的遺體葬在紐約芬克里夫墓園，這裏有孔祥熙、宋靄齡、宋美齡和宋子文的陵墓。

「貴黨何時不是非常時期？」

顧維鈞對於194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走向看得很清晰，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許多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確實認為可以同共產黨共事，我沒有想到他們的行事竟完全違反中國的傳統和我國的政治哲學。」1948年12月，《人民日報》以「陝北某權威人士」的名義（其實就是毛澤東），發佈了43人的「國民黨戰犯」名單，蔣介石位列第一，顧維鈞位列第22，排在第23位的宋美齡之前，抗日名將薛岳、孫立人也都被中共列為戰犯。《人民日報》說，這些人是「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者」。

1972年，中共在一幫亞非拉小兄弟的簇擁下加入聯合國，把中華民國經過60年的外交搭建的國際地位整個拿過去了，當時毛澤東異常興奮，拿起聯合國提案表決表，一邊指，一邊說：「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加拿大、意大利，都當了紅衛兵……」

章含之被中共派往聯大，她奉毛澤東之命前往拜會顧維鈞，想邀請顧維鈞回國訪問。當時顧維鈞已經84歲，但仍然思維敏捷。章含之說明來意後，顧維鈞說：「我是毛澤東點名的戰犯，回去批判我嗎？」章含之忙說：「那是非常時期。」顧維鈞笑道：「貴黨何時不是非常時期？」

「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不惜犧牲西安以東大城市也要一戰」，這是中共常有的論調；而顧維鈞曾說過：「個人是可以不為瓦全的，但是國家不能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