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想對顧維鈞進行「統戰」,派章含之拜會顧維鈞, 邀請他回國訪問。當時顧維鈞已經84歲,仍然思維敏捷, 他說:「我是毛澤東點名的戰犯,回去批判我嗎?」章含之忙說:「那是非常時期。」顧維鈞笑道:「貴黨何時不是非常時期?」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1919年1月,勝利的協約國集團為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奠定戰後的和平,召開了巴黎和會。
中國北洋政府作為戰勝的協約國一方,舉國歡騰,總算可以揚眉吐氣。中國派出了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的代表團前往和會。他們希望廢除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取消《二十一條》;但是他們很快發現,不對頭。為甚麼呢?勝利國也有強弱之分。美國、英國、法國主導了巴黎和會的進行,別的都是小兄弟,跟著轉,但是別的小兄弟一直是跟著分東西的,這次是分多分少的問題。中國呢,可是一直被人家從家裏拿走東西的,這次是第一次,中國要對列強說,「停,別從我們家拿東西了」,那麼這要求可以實現麼?
中國代表團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看甚麼都稀罕,對國際政治與外交規則也不了解。不過中國代表團裏可不都是劉姥姥,其中有一位特別突出,他的名字叫做顧維鈞,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當時還在駐美大使的任上。
巴黎和會駁斥日本
中國政府因為民間的訴求強烈,好像要是不一口氣把這半個多世紀吃的虧一次性找回來,就不算愛國,於是提出廢除列強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但這首先就受阻了。
為甚麼?英國為主的老牌帝國主義還有很多在華權益呢,德國戰敗了,要廢除德國佔領膠州灣的不平等條約,那英國佔領的香港新界要不要還呢?國際法就是要對等的呀,要德國還,英國和其它列強都得還,於是英法等國就出面阻撓了。
作為戰勝國,中國要求德國歸還強佔的山東半島主權。日本在一戰中趁火打劫,出兵青島佔領了膠州灣,所以巴黎和會的時候,日本在中國山東是有駐軍的。日本要求以戰勝國的身份接管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美國總統威爾遜對顧維鈞表示,日本的這種要求讓人驚訝,希望中國明確表達自己的願望,美國將全力協助中國。
您也許要問,現在不總是說「美帝、美帝」麼,為啥「美帝」會支持中國呢?其實,美國在歷史上對中國從來沒有任何領土要求,正相反,美國利用清朝的庚子賠款,為中國培養了大批留學生,建立了清華大學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作為新生的民主國家,美國一直願意扶持中國成為一個平等的國際力量,所以美國總統威爾遜願意就山東問題,支持中國,換取中國在建立國際性的組織國聯上,支持美國。
於是中國代表顧維鈞有了大底氣,1919年1月28日,素有「美男子」之稱的顧維鈞,身著外交禮服,風度翩翩,登上巴黎和會講壇,做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上最傳奇、最振奮人心的演說。在會上,他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他慷慨陳詞,震憾了歐美代表。
除了魅力激情之外,顧維鈞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條」,是中國在武力通牒的情況下被迫簽署的;即使不談「武力脅迫原則」,根據「情勢變遷原則」,中國參戰後,戰前條約也不應再執行;中國對德宣戰時已聲明,中德一切條約因開戰而失效,即使中德條約不失效,根據中德簽訂的租借條約,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永遠不轉租與別國,也不能給日本。百年來,人們對顧維鈞的才華和機智津津樂道,因為在巴黎和會上的出色表現,顧維鈞獲得了「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官」的美名。
但是,由於後來意大利退出了和會,英、法、美擔心若日本也退出,巴黎和會就開不成了,於是妥協,將德國在山東的問題分成兩步來解決:第一,德國權益先交給日本;第二,日本答應三年內撤軍,歸還山東。日本一方面因為有英、法、美的壓力,另一方面在法理上也輸給了顧維鈞,所以日本只能同意,但是第二條不寫進協約,做秘密協定,因為日本外務省回國也要過國內軍國主義這一關。這就是外交,它是政治博弈。
這裏有必要介紹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就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其實有兩個:北洋政府和廣州政府。北洋政府裏面也有兩派,聯美親日的總理段祺瑞和聯美抗日的總統徐世昌。
徐世昌有兩員大將,梁啟超和林長民,林長民就是民國才女林徽因的父親。徐世昌派出梁啟超代表中國
民間到巴黎觀戰,跟日本的協定一出來,梁啟超並不知道裏面的祕密協定,或者故意忽略了那個日本撤軍的秘密協定, 對國內發出電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林長民第一時間予以發表,煽風點火,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被點燃了。最後中國代表團在顧維鈞的主持下,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一個沒有中國簽字的《凡爾賽條約》,戰勝國中國外交上失敗了麼?北洋政府賣國了麼?歷史的真相正相反:中國與德國單獨簽訂了協議,得到了戰爭賠款,收回了德國租界;日本本來就軍事佔領山東,但是秘密協定迫使他們三年後不得不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協議,把已經吞下去的山東吐了出來。北洋政府非但沒賣國,相反,這是中華民族近代史對日本的一項重大勝利。日本國內認為,日本各個領域都比中國強大,因為外交的失利導致日本吃了大虧。
更重要的是,在巴黎和會開啟的國際談判中,中國廢除了與奧地利《辛丑條約》專款,北洋政府成為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政府,並加入國際聯盟,開始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員,具備了廢除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法律基礎。
但是,「外交失敗」與「北洋賣國」之說深入人心,那是因為,充滿了革命外交歷史觀的教科書起到極大作用。每年執政者都會按照要求來弘揚「五四」精神。有意思的是,海峽兩岸有一萬個不同,唯獨在「五四」運動上,兩岸的教科書都把它當作豐碑。為甚麼呢?當時的廣州政府是繼承孫中山衣缽的國民政府,高舉反帝愛國旗幟,打擊北洋政府,「五四」運動為他們帶來了統一中國的民心,所以今天中華民國也很推崇「五四」。中共更是把「五四」立為歷史的豐碑,因為在這場中華民族的巨大震盪當中,因為病急亂投醫的心態,信仰撒旦教的馬克思主義、蘇俄的共產主義暴力革命被引進了中國。而在有兩千年基督教信仰文明的歐洲,它被最終拋棄,但是它的暴虐,在缺乏公民精神,敬畏權威的中國土地上,獨裁統治生存至今。
歷史的真相往往讓人揪心。既然不是失敗的巴黎和會,我們看看那些本來是中華民族的功臣吧:國民政府第一任外交總長陸徵祥,隨比利時籍的夫人遠走布魯塞爾,永不踏上祖國土地,56歲那年更衣,成為天主教神父。當年漂泊離鄉,他沒有帶更多個人行李,卻把多達一百箱的北洋政府外交檔案帶走,就為了保全一個歷史真相。有心人可以尋找到研究這些檔案的台灣歷史學者唐啟華的論文,可對中華民國早期外交成就和「五四」運動的真相有更深了解。
「外交應體現民族利益 而不是黨的利益」
現在中國大陸不少人把顧維鈞當作傳奇人物來看。顧維鈞有一個回憶錄,裏面關於外交工作有幾個總結很精闢,那也是來自巴黎和會的切膚之痛。他說,外交是非常專業、非常高層面的,煽動性越強越容易獲得群眾擁護,但是這種人民外交、革命外交,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是危險的,容易產生災難性後果。外交上唯一考慮的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該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
顧維鈞沒有在巴黎和會簽字,卻是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中國人。顧維鈞1956年從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職務退休,轉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副院長。1967年於海牙退休,定居美國。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先生無疾而終,享年98歲。他的遺體葬在紐約芬克里夫墓園,這裏有孔祥熙、宋靄齡、宋美齡和宋子文的陵墓。
「貴黨何時不是非常時期?」
顧維鈞對於194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走向看得很清晰,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許多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確實認為可以同共產黨共事,我沒有想到他們的行事竟完全違反中國的傳統和我國的政治哲學。」1948年12月,《人民日報》以「陝北某權威人士」的名義(其實就是毛澤東),發佈了43人的「國民黨戰犯」名單,蔣介石位列第一,顧維鈞位列第22,排在第23位的宋美齡之前,抗日名將薛岳、孫立人也都被中共列為戰犯。《人民日報》說,這些人是「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者」。
1972年,中共在一幫亞非拉小兄弟的簇擁下加入聯合國,把中華民國經過60年的外交搭建的國際地位整個拿過去了,當時毛澤東異常興奮,拿起聯合國提案表決表,一邊指,一邊說:「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加拿大、意大利,都當了紅衛兵……」
章含之被中共派往聯大,她奉毛澤東之命前往拜會顧維鈞,想邀請顧維鈞回國訪問。當時顧維鈞已經84歲,但仍然思維敏捷。章含之說明來意後,顧維鈞說:「我是毛澤東點名的戰犯,回去批判我嗎?」章含之忙說:「那是非常時期。」顧維鈞笑道:「貴黨何時不是非常時期?」
「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不惜犧牲西安以東大城市也要一戰」,這是中共常有的論調;而顧維鈞曾說過:「個人是可以不為瓦全的,但是國家不能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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