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在加緊對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要求2020年年底前全面取消事業編制,包括取消醫療和教育的事業編制。另外,中共今年將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增加警力投入,輔警也將漲薪入編。那麼,中共這一切措施的背後是甚麼?
大陸媒體近期報道,自2019年初開始的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已進入尾聲,從今年起,32類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在年底前將全部轉企改制,取消事業編制,編制工變合同工。報道說,國家已明確今後高校和公立醫院取消事業編制,但保留事業單位的性質,未來高校和公立醫院將實行全員合同聘用制。
中共的凶残超过了你的想象 pic.twitter.com/sff4MoQ8l9
— 自由、民主、法治、憲政 (@phc0072) July 30, 2020
大陸獨立評論人士張起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取消事業編制是因為當局「財政吃緊」。
在中國大陸體制中事業單位有兩種用工制,有編制的用工和沒有編制的用工,「有編制的用工,他們的工資會比沒有編制的合同工高很多,沒有編制的合同工的工資、酬勞又比市場工資要高一些,這就形成了一個在中國的事業單位用工的雙軌制、多規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財政負擔,他們認為改革用工制度能提高效率,其實,它的目的是為了降低用工的開銷。」張起說。
中共取消高校和公立醫院事業編制的後果讓很多人表示擔心。有網民表示,醫院和學校兩大民生工程千萬不能走向市場化,後果不敢想。也有網民說,醫院和教師取消事業編制就亂了,看病超級貴,補課比上學還頻繁。老百姓水深火熱。
「基本上的後果就是導致教育質量和醫療質量進一步的下降。」張起分析表示,在中國,老師的工資是靠課後的補課收入來維持正常的應有的收入;而醫生,中國的醫療界有一些灰色收入來彌補他在公立醫院工資的不足,也叫獎金或補貼。「如果進一步削減這一部份開支,其實會加劇這兩個領域的一些社會問題的爆發。」
張起認為,造成教師和醫生有「額外」收入的原因是中共對教育和醫療的長期投入不足。「一個政府在教育和醫療問題上是有巨大的投入的。在台灣、在美國,醫療和教育投入加起來佔到了整個財政收入的40%以上,法國更高,佔到了一半以上。但是在中國,這兩個加起來可能不到8%。僅僅是我們的稅負用於醫療和投入的比例不足台灣的1/5。」
「而我們整個的平均收入水平和人均稅負率又很低,進一步導致了中國的醫療和教育資源的壟斷化或者是稀缺。同時,政府又不開放這兩個領域。你會看到,整個中國的醫療體制一邊剝削醫生,一邊剝削患者,兩邊都在剝削,而整個問題就推給了社會,醫療卻成了政府一個下金蛋的母雞。」
—— 全国推行“一村一警”的村警制度,可以身着“警服”,配备部分单警装备,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甚至协助破获命案。
— 李 庆 (@LQ0068) July 30, 2020
—— 全国400万辅警开始定级授衔,薪资普涨,入编入警设“绿色通道”。
—— 全国前两个季度新增安保就业329万人。 pic.twitter.com/J0CoRFMknq
張起表示,醫療和教育兩個領域不能全面市場化,「市場化更重要的是在生產要素領域實行,在源頭就要市場化,如果只控制商品和服務領域的市場化,管死了石油、管死了金融、管死了整個的電力,這樣的市場化不是市場化,這個是權貴化。這是用國有資本蠶食民間資本,用官僚資本來打壓民族資本。」
他認為,中共對醫療和教育的管控,包括對整個電力、石油、土地這一些生產力要素的壟斷,其實都是為了獲取壟斷利益,對社會實現超常規的控制,「就像以前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取消你的戶口,那你在當地就分配不了糧食了,你就沒吃的了。現在當局最好的維穩方式就是取消你孩子在當地的學籍,讓你在當地無法受到基本的教育。比如說張林家小安妮的那個案子。」
張起說,取消編制問題,其實,中共是把對醫療和教育等領域的管控作為其實現對整個社會資源控制的槓桿,「所以,我們能夠看到,疫情以後整個黨機器、整個的中共政府能夠對全社會實現有效的動員、管控,這和它對這些東西的控制都是分不開的。如果對這一些東西失去了控制,那誰還聽它的,那就沒有人聽它的。」
據資料,早在2016年7月,中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經在「研究制定高校、公立醫院不納入編制管理後的人事管理銜接辦法」。
另一方面,中共在削減事業編制的同時,卻對警力加大投入。大陸媒體報道,近年來,全國逐步在各地推行「一村一警」的村警制度。近期,又對全國400萬輔警開始定級授銜、高薪資待遇以及身份轉正(轉為正式編制警察)。今年前兩個季度,全國新增安保達329萬人。
張起表示,中共整個體制財政分配是畸形的,但這是為了達到全面控制,維護統治穩定。比如疫情這塊,由於長期對醫療領域的投入不足,它不能像美國那樣用醫療的方式來解決疫情的問題,它是用維穩的手段。
「因為醫療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比如要培訓醫生、我們中國的醫護比,就是每千人、每萬人平均分配的醫療人員跟美國相比,我們只是美國和台灣的的零頭,那麼這個時候如果要來進行投入,無論是培訓周期還是整個的配套設施,其價格遠遠高於請幾百萬保安的價格。」
「但由於它前期在維穩這塊長期的巨大投入,無論是天眼、天網工程,整個維穩體系都已經投入了很多的固定資本。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對疫情的管控並不是用醫療手段來解決的,其實是用行政手段、用維穩手段來代替性的解決的。」他說。
張起表示,中共目前在維穩上已經陷入惡性循環,「前段時間有一個數據,2018年的時候,有一個縣的一個派出所大概每天接到60個報警電話,2019年,每天就接到了70到80個電話,今年開年的時候,他們接到每天的報警電話不下90個,一般在100左右,報警量每年在以20%到30%的幅度增長,說明整個中國由於經濟問題的下滑,各種社會問題的突出,維穩也已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他說,現在中共沒有任何辦法能解決所面臨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只能捂蓋子,只能揚湯止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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