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怎樣才能趕走中共政權

2020年5月18日，當看到中共在香港赤裸裸的暴行——香港立法會（LegCo）的講台被一群衣冠楚楚、中共挑選的「執法者」所包圍時，一個想法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們如何過渡到「後中共時代」的中國呢。

符號和圖像很重要。首先，我們有一位6.4天安門廣場坦克人，現在我們又有了環繞立法會的「執法者」，如果荷里活拿來拍一部黑色幽默劇那就再合適不過了。

中共接管香港立法會能和納粹德國的長刀之夜相媲美。因為極權制度抓住時機（製造大瘟疫，藉機取消香港人的自由）偷樑換柱，加強極權統治。

這種以暴力粉碎民主的手段將成為一個轉捩點，標誌著民眾與中共的衝突進一步升級。接管立法會等於宣佈強力推行23條——在港人看來就是在剝奪其人身自由。

這場衝突的結果只能有一個。隨著香港周圍隔離牆的加高，我們急需推倒「柏林牆」、解放鐵幕後被囚困的人群。

推翻極權政府的實例

我本人曾經組織、訓練並裝備過幾支外國軍隊和保安部隊，包括推翻一個具體的政權，我有一些經驗想在此分享一下。

冒著錯引艾森豪威爾的一段話的風險：關於推翻政權，如果說：計劃就是一切，那計劃就等於零。也許該這麼說：計劃並積極付諸於行動，但還需隨機應變。

把一個很平常的計劃強力地實施，要好過把一個很好的計劃勉強地落實。招募並組織流亡者，通過個人手機招攬政權現任高官，使其做出人生重要決定，是政權更迭的一個模式。

但計劃有一種壞習慣，即：不走你所佈局的路，這就是為甚麼應變能力很重要。偏差可能很小，比如必須確保釋放一名政變合作者——一位伊拉克高級將領，他在獨裁者被罷免後仍在押，只因警衛和審訊人員在我們抵達巴格達後沒有收到正確的名單。

或者，偏差也可能很大，如國家陷入宗派內戰，而這是由於驅逐獨裁者而引發的，但卻未能堅持執行計劃中的下一步。

是的，薩達姆·胡賽因非常邪惡，必須剷除他，假如能再來一遍，我將提出一些調整方案。雖然薩達姆仍需去死，但我們可能採取不同的做法。

將近20年之後，我們仍在伊拉克，儘管方式不同，我們學會精確地執行任務，絕大部份情況下，讓伊拉克人學會自己去管理自己的社會。

實現政權更替的另一個行動方針是，讓重心成為計劃的驅動力。我們可以塑造並影響環境，同時讓人民抓住機遇，去改朝換代。最後，是人民的選票說了算，他們是重心所在。我們只不過架起了舞台，民眾需自己去爭取，當起義的大潮洶湧澎湃時，當權者才意識到掙扎徒勞無益。

這更像1989年蘇聯及東德等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瞬間轟然倒塌，猶如一場魔術。經過多年的戰略佈局，辯論怎樣應對蘇聯以及核大戰，變局就這樣發生了。我們為搭建舞台做了不少，剩下的就由人民去處理了。

一個有趣的跡象剛剛冒頭，雖然它只引起了一個幾乎察覺不到的波紋，但我認為它很重要。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一位退役少將剛剛發表了一個有趣的聲明，暗示著某種信號。

還記得喬良這個名字嗎？（中共軍旅作家）他是2004年出版的《超限戰》的作者之一。書中鼓吹與美國的不對稱衝突。（註：喬良提出超限戰是以一切手段，超越傳統戰爭手段範圍的新型戰爭形式，包括貿易戰、新恐怖主義及生態戰。）

但就是這個喬良，他最近卻跳出來說：收復台灣得不償失，該聚焦於建設富裕的社會。中共黨魁似乎呼應了這一說法。

有趣。這意味著甚麼？這是「走為上策」？擬或「聲東擊西」？還是「連環之計」？我說不好，繞彎子能把我繞進去。所以就寧信其字面意思吧。我認為，一個薄弱點已經產生，至少可以說，內鬥正在上演——這是個機會。

因此，有鑒於1989年類似的連環事件，我們的工作是通過三個不同的行動來打造恰當的環境。

展示解決方案

人們忘記了，支持伊拉克政權更迭的其實是美國法律，而不是憑感覺、情緒或觀點。這條法律名叫1998年《伊拉克解放法》。

國會從2006年起開始對伊朗採取較溫和的法案，稱為《伊朗自由和支援法案》，該法案鼓勵伊朗進行改革。

由於中共無恥地利用病毒襲擊全世界、數十年來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對香港人暴力施壓（據當地消息來源，中共綁架並謀殺了11,000香港人）、迫害維吾爾人、法輪功、基督徒和所有尋求自由的人，以及無數其它不可否認、令人髮指的瘋狂行為，一份特殊法規正悄悄醞釀在國會山和總統之間。

一份明確支持中共下台、政府和平轉型的法案將提出、辯論並通過，2017年和2018年國家安全和國防戰略是出色的開端，現在將對之做額外的補充和更新。

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將全力以赴，毫不含糊地聚焦於中共問題。所有這些將傳達一個決心，即集中一切國家權力工具，以向中國人民表達美國的承諾、威懾、我們著重於創造條件、扶持反對活動，讓中國人民感到有能力推翻中共，建立一個民主新政權。

實施威懾

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是美國外交官和歷史學家，他所建議應對功能失調的蘇聯之模型為：遏制。而加持遏制手段的則是核軍備競賽或「核保護傘」這一傳奇。這是該模型的理論基本點。如上所述，決心非常重要，但必須伴之以一種壓倒人的氣勢、讓人望之生畏地展現出來。

但這種展示在我們的伊拉克行動中缺失了。隨機而行式的突襲非常重要——但不能簡單從事。

甘迺迪總統向我們展示了歷史上已被遺忘的榜樣。

1961年10月12日，甘迺迪訪問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 North Carolina），那是一次極為壯觀的核武器、常規武器和特殊作戰能力綜合展示。這次示威的目標是蘇聯人。蘇聯人在觀看。

因此，需要一個集中常規、核、特種作戰的不對稱威懾計劃，並火速加以實施。在美國其它地方的這種遊行是其中一部份，但同時也推出另一些活動，以展示與蘇聯軍事實力的不對稱，而在下一步則是收回。這種謀略列根總統在上世紀80年代成功運用於蘇聯，最終，推翻蘇聯，改變了一切。

威懾力通過一個全方位的反滲透計劃來展現，迎擊一個公開、毫無廉恥的知識產權盜賊，一個誤導信息、膽大妄為的中共政權。這意味著要做很多事情，如：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嚴格運用外國代理人註冊法，組成一個FBI內部聯合工作隊，聚焦於美國及戰略資訊目標，並從巴哈馬和巴拿馬等地驅逐中共，解構（一帶一路）議案，這是一場全面反滲透行動的良好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