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前外交官講述：舉家大逃亡 穿越柏林牆

假護照、安眠藥、大逃亡，一切像是諜戰電影一樣驚心動魄。然而，在上世紀60年代的東柏林，這一切不是電影，而是真實人生。逃與留，命運改變只在一念之間；生與死，陰陽相隔也只是一線之間。面對人生重大抉擇，那些勇敢的人們，甘冒生命危險，也要踏上自由之路。

今年66歲的喬奇・沃爾特（Jochen Wolter），剛步入退休生活。他曾是德國聯邦新聞辦公室的官員，負責能源、開發和可持續發展的公共信息。2009～2014年，他擔任德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新聞官。上世紀90年代，他還曾就職於紐約的德國信息中心。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聽他談論豐富的工作經驗，而是要聽他講講小時候的事。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一夕之間劃分出兩個世界。住在東柏林的沃爾特那年才八歲，還不太明白究竟發生了甚麼。直到11月的那個夜裏，那次不同尋常的出行……我們還是靜下心來，聽聽他自己的講述。

記者：您在東柏林和東德的童年生活是怎樣的？

沃爾特：我出生於1953年，柏林牆建起時才八歲。作為一個學齡前兒童，日常生活可能與德國其它地區沒有太大不同。我們在東柏林郊區的一個湖上擁有一間漂亮的夏日小屋，夏季和周末，我們總去那裏度假。

開始上學後，童年生活發生了變化。每個周一早上，在校園裏必須宣講效忠誓言，這應該是小學生們受到國家控制的第一個明顯標誌。被強烈要求加入共產主義組織「少年先鋒隊」（Junge Pioniere），則是另一種意識形態控制的方法。那時，我的父母不讓我加入，而我會因此反對他們。對我來說，跟小夥伴們一樣似乎很有趣。

記者：您父母當時做甚麼工作？會不會因為不加入東德共產黨招來麻煩？

沃爾特：我父親是一家國立醫院的首席醫生，我母親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護士，還負責照顧我們一家六口，包括我的兩個姐姐和我的雙胞胎弟弟。我父親經常被要求加入共產黨，但他一直沒有加入，因為在柏林牆建起之前，總還是有機會逃離東德。但柏林牆建起之後，我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我父親之所以能夠保留他的職位，只是因為他們確實需要他。但是他必須非常小心自己的所作所為，因為到處都是耳目，他們在等待他說錯一個詞或做出甚麼不當評論，以便找到解僱他的理由。我父親意識到自己醫生的職位，並不能一直這樣穩固地持續下去。

記者：你父母希望在西方獲得怎樣的自由？甚麼會讓他們特別困擾，沒有禮拜自由、言論自由、選舉自由、決定工作的自由，還是生活用品的匱乏？

沃爾特：除了您提到的各種自由外，最讓他們感到困擾的還是教育問題。畢竟有四個孩子在學校就讀，如果留在東德，將來上大學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因為共產主義思想要從根本上改變或者說破壞社會形態。當權者把接受高等教育變成一種特權，讓工人階層上大學成為一種特殊待遇。這樣能造就一群聽話的公民，他們會為特殊的機會感激涕零，不願意再去批評或反對該政權。

在柏林牆建起之前，要實現自由和選擇的多樣性非常困難，但總還是有這樣的機會，我姐姐甚至上過西柏林的學校。但柏林牆建起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因為我父母不想放棄任何自由，所以他們決定不顧一切離開東德。

記者：您是否還記得聽到父母談起過打算逃離東柏林的計劃？

沃爾特：不，他們從未在孩子面前談論過此事。但我們注意到，從1961年8月13日起，當我們與西柏林和西德的邊境被完全封閉，他們的心情發生了巨大變化。

我父母於1961年9月，很快安排了一次在圖林根的家庭度假。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是為了查看「綠色邊界」（Grune Grenze），這是與西德接壤的茂密樹林，如果在籬笆中找到無人看守的洞，我們就可以穿過去。但那時武裝警衛和訓練有素的警犬對邊境管制已經非常嚴格，以致風險太大。這顯然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記者：孩子很難守住秘密，您父母之所以對你們隱瞞逃亡計劃，是怕你們走漏風聲吧？

沃爾特：或許是，他們真的做得很好。直到最後一天，我和弟弟還甚麼都不知道。姐姐們可能知道的更多些，可以肯定的是，她們被囑咐過不能說。一般來說，東德人已經習慣於在公共場合保持謹慎和沉默，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誰在偷聽。

記者：跟我說說幫助你們逃離的團體和那些勇敢的人們吧，你們是怎麼穿越柏林牆的？

沃爾特：幫我們逃離的是我父親的一個髮小，他是西德的一名新教牧師。他聯繫了一個瑞士學生團體，該團體制定了幫助我們從東德逃離的策略和具體計劃。該團體的成員作為東柏林一日遊的來訪者，與我父母取得了聯繫。

他們提出的計劃是，讓我們帶著偽造的瑞士護照，從東柏林以「回程遊客」的身份前往西柏林。我們家要分成三個小組，去往不同的檢查站。我母親同意了，前提是她不能與八歲的雙胞胎兒子分開。計劃因此有一些小的改變。

為了最大限度降低暴露風險，我們對所有東柏林的朋友隱瞞了逃亡計劃，只有一位例外，那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朋友。他將我們的家犬Mira帶到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間過境公路上的一個停車場，然後將Mira交給了「恰好」在那裏等待的西柏林朋友。

記者：您與家人逃亡的經歷像是一部驚悚電影。告訴我們逃亡日是哪天？那天都發生了甚麼？

沃爾特：逃亡日是1961年11月11日，一個下著雨的星期六。父母允許我和弟弟看電視直到深夜，這對我們來說很不尋常。我們被告知，全家人稍後將拜訪西柏林的一位叔叔，他的家中有一個很大的鐵路模型。

接下來就是換衣服。我母親穿上與平常不同的服裝，這些服裝只帶有西方國家公司的標籤。這是一個預防措施，可以應對在檢查站碰到脫衣搜身的情況，因為瑞士遊客決不會穿著帶有東德標籤的衣服。

到了晚上，我們六個人開著一輛瓦特堡（Wartburg）家用汽車駛向市區，停在了歌劇院附近的某個地方。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我們見到了幫助我們逃離的瑞士人。我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坐上了配有瑞士車牌的汽車，開車的是一個陌生人。

下一個任務是吃安眠藥，使我和弟弟昏昏欲睡。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有了一個瑞士名字，以防邊境檢查站有人直接問我們。那時，我們意識到正在發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服用安眠藥對我沒有任何作用，所以我記得那段旅程的全部細節：檢查站的長途汽車排成行，前座的母親和駕駛員像是老朋友一樣聊著天。邊防警衛是一個胖女人，有濃重的薩克遜口音。她的舉止極為不友善，或許想證明自己在工作中可以像男人一樣強硬。她專注於檢查成年人，沒太注意在後排座位上的我和弟弟。

記者：當全家人在西柏林重聚的時候，一定非常激動人心。您能形容一下嗎？

沃爾特：集合點是西柏林的一家深夜咖啡館。我們先到了那裏，已經是午夜了。我記得我和弟弟已經很累了，一直問母親其他人何時會來。她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們幾次，向我們保證我們的父親和姐姐們會隨時出現。那時她的冷靜和克制，讓我這一生都感到非常佩服。

當他們終於到來時，大家都流下了眼淚，不停地擁抱、無比感激。但是這一夜還沒有結束。接下來，我們去按了朋友家的門鈴，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會來。但那段時間西柏林的人們隨時做好準備，因為柏林牆另一側的人們可能會突然來訪。那天晚上，迎接我們的是敞開的門、溫暖的床和熱情的關懷。第二天（星期日），我們去售貨亭買了第一樣東西——六把牙刷！

記者：西柏林政府或其它組織是否幫助您們在西部定居？

沃爾特：既然我們真的拋下了東柏林的一切，那麼就需要一種全新的生活。在難民登記的歡迎營中，我們都領到了一些基本的衣服，或許還有一些錢。我們不需要太多，因為我們從親朋好友那得到了很多幫助。

記者：回顧整個逃亡的驚險過程，如果您的父母被捕，可能會入獄，您父母可曾想過這種後果？

沃爾特：他們可能想過。即使是這樣，他們還是決定去冒險。我父母後來承認，如果沒有孩子，他們或許不會冒險。但為了我們的未來，他們願意去冒險。

記者：生活在自由世界中他們有多高興？

沃爾特：他們從不後悔自己的決定。對他們來說，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自由生活，表達自己的見解，免於遭受壓迫的恐懼，並成為真正民主的一部份是最重要的。這沒有妥協的餘地。

記者：身處共產主義統治的這段經歷是否對您們產生了影響？

沃爾特：我很確定這影響了我的父母，也確實影響了我。我不能代替姐姐們和弟弟說話，但是憑著我們的經歷，我們大家肯定對共產主義的恐怖和壓迫變得非常敏感，無論何時何地。有些人寬容地認為「並非一切都不好」，這樣的說法淡化了罪行，甚至忘記了共產主義政權的殘酷和那些受害者。

記者：我知道您向各種團體談論過您家人的這段逃亡經歷，有時也會遭遇質疑，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嗎？

沃爾特：這實際上取決於與甚麼樣的聽眾交談。如果是由前東德共產黨發展而來的該黨擁護者，您會聽到為所發生的事情辯護的聲音。比如東德必須「保護」其社會和邊界不受所謂的「帝國主義勢力和侵略者」的侵害。他們認為，STASI（恐懼和仇恨的東德秘密警察）的活動是防禦內部敵人的必要步驟。

在德國的西部和南部，那些從未去過東德的人們有時缺乏認清共產主義現實的能力。他們通常會默默聆聽，也不會否認聽到的聲音。

年齡較小的人群有時在政治上是固執的，不願意聽到不符合他們偏左世界觀的事實。有一次在美國佛蒙特州，一些年輕的美國學生來參加德國的一個暑期學校，他們對我所介紹的一些無可置疑的事實表示難以置信。